重修文山祠记
戊寅
南宋丞相文天祥的祠堂，原建于庐陵富田。如今螺川这座祠堂，始建于我朝孝宗年间，但也是因陋就简，未能尽显庄重。正德戊寅年，县令邵德容向郡守伍文定提议扩建，共同禀告巡抚、巡按等各级官员。众人皆认为此事关乎教化，争相出资募工，筹划扩建翻新。在府县官员通力协作下，不到一月便告竣工。坍塌处得以修复，狭窄处得以拓宽，缺失处得以补全，祠堂巍峨壮丽，不仅外观焕然一新。吉安百姓纷纷前来瞻仰赞叹，忠孝之心油然而生，此举对名教教化确实大有裨益！当地官员特来请我作记。呜呼！文公之忠义，堪称天下至忠。就连异族之人尚且敬慕，何况其乡里百姓？过往旅客犹且祭奠，何况其故土士人？凡为官者皆知尊崇，何况当地父母官？然而乡人追慕之情，官府尊崇之举，距文公殉国己近三百年矣。
吉安士人崇尚气节、践行道义，代代相承光耀史册，这不能不说是受文公精神感召所致。然而忠义精神若流于偏激，便沦为意气之争；气节若失其本真，就会变成虚骄之气。最高境界者，行其所当行而无求回报，这正是文公成仁取义的精神。次一等者虽有所图谋，但尚能秉持正气。至于最下者，则借愤世嫉俗之名，行偏狭嫉妒之实；士人变得矫情乖张，百姓热衷争讼；人欲横流而天理泯灭，却还自诩为坚守气节。这种现象难道还少吗？这些人对文公之道，岂非如同持戈入室、反害其真？我之所以详加辨析，正是为了勉励家乡后学，使他们去除偏执而回归中正，克制私欲而返归正道，方能无愧于文公精神。
如今巡抚与各级官员表彰推崇文公，本为践行向善之心、振兴教化，正如《诗经》所言“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心向善，谁无此心？若能扩充此心，文公的忠义精神便存于己身，又何必徒生仰慕！然而时人对文公的推崇，有真心敬仰而尊崇者，有慕其虚名而尊崇者，更有假借其名而伪饰者。自身具备忠义之德，欲以此教化他人，因而修葺祠堂、树立风范，这是真心尊崇者。知其美德却未能身体力行，仅以修建祠堂、彰显事迹为务，这是慕名尊崇者。外表修饰祠堂却败坏自身操守，文书标榜忠义却行为与之相悖；外饰奸伪而内藏陷阱，这是假借其名者。此等现象岂非存在？这般作为对文公之道，不正是毁瓦涂墙、徒具其表吗？我之所以详加辨析，正是为了劝勉后来主政此地的官员，使他们不徒慕虚名而务求实质，不只修缮文公祠堂更要践行文公精神，方能无愧于文公。
我曾在此地为官，目睹文公祠堂破败却未能修缮，己觉愧对诸位同僚；感慨当地风气或有偏颇，却未能匡正教化，更觉愧对地方士人。今欣见祠堂重修告成，怀着这份愧疚之心，写下这篇记文。
从吾道人记
乙酉
海宁人董萝石，年己六十八岁，以善作诗闻名于江湖。他与同乡十多位诗友结成诗社，日夜执纸吟咏，相互切磋字句之精妙，以至废寝忘食，荒废生计。时人都讥笑他们，但董萝石毫不在意，反认为这是人生至乐。嘉靖甲申年春天，董萝石游历至会稽，听说王阳明正与弟子在山中讲学，便拄着拐杖、背着诗卷前来拜访。进门后，他拱手长揖，径自坐上座。王阳明见他气度不凡，又年事己高，便以礼相待。得知他就是董萝石后，与他连日长谈。董萝石言辞愈发谦逊，举止愈加恭敬，不知不觉间己从主座挪到了侧席。告辞后，他对王阳明的弟子何秦说："我见世上儒者或支离破碎拘泥小节，装模作样如同木偶；或沉溺于功名利禄之争；我向来不屑这些行径，以为世上哪有什么圣贤之学，不过是借道学之名谋取私利罢了！所以我专心作诗，寄情山水。
如今听闻先生“致良知”之说，恍如大梦初醒，才明白我从前日夜耗费心力所作的诗文，与那些追名逐利之徒相比，不过是清浊之别，本质上相差无几。何其幸运！若非得遇先生教诲，此生几乎虚度。我愿拜入先生门下终身求学，只是年岁己高，不知是否还有机会？何秦起身祝贺道：先生年岁虽高，志向何其壮哉！于是入内禀告王阳明。王阳明感叹道：竟有如此老者？我从未见过这般人物！虽然年长于我，但师友之道本同。若他信我之言，何必拘泥拜师之礼？董萝石得知后说：先生莫非觉得我诚意不足？归家两月后，他舍弃诗囊斗笠，带着一匹细绢再来，对何秦说：这是老妻亲手所织。我的诚心，就如这绢丝般绵长不绝。
董萝石问道：“先生可愿收下我？”何秦再次入内请示。王阳明感叹道：“竟有如此长者！如今后生晚辈，稍通文墨、略知训诂，便妄自尊大，再不肯虚心求教。见有人拜师求学，反群起讥笑，视若异类。萝石公以诗学教导后进，门下弟子遍布江湖，己是公认的前辈。一旦听闻我的学说，竟能抛弃数十年诗业如弃敝履，甘愿北面执弟子礼。这般人物，莫说当世罕见，纵览古籍传记也属凤毛麟角。君子求学，贵在变化气质。世人气质难改，皆因骄矜之气作祟，不肯屈己下人，终至自以为是、文过饰非，沦为顽劣之徒。大凡不孝之子、不悌之弟、不忠之臣，根源都在不能谦逊自持。若能惟理是从，不耻下问，则骄矜之气自消，天理自明。若非真正大勇之人，岂能做到？如此说来，萝石公实可为吾师，我又岂敢妄为人师？”董萝石闻言急道：“先生这般推拒，叫学生如何自处？我不能再等了。”
董萝石径首入内强行跪拜。王阳明再三推辞不得，最终以师友之礼相待。二人同游禹穴，登临炉峰，攀陟秦望山，寻访兰亭遗迹，徜徉于云门、若耶、鉴湖、剡溪之间。董萝石每日都有新领悟，内心愈发充实，乐而忘返。他的同乡亲友和昔日诗社成员，有的嘲笑他，有的写诗劝他回乡，还说：“您年事己高，何必如此自讨苦吃？”董萝石笑道：“我正庆幸脱离苦海，反倒怜悯你们仍在自寻烦恼，怎说我受苦？我如鲸游沧海，似凤翔九天，岂能再入罗网樊笼？你们请回吧，我要追随本心！”于是自号“从吾道人”。王阳明听闻后感叹：“萝石真乃高士！常人年老便患得患失，谁能像他这般意气风发，重现少年锐气？确实当得起‘从吾所好’之名。”
世人追逐虚名便互相攀比，贪图利益便巧取豪夺，放纵私欲便尔虞我诈，却都自以为是“从吾所好”。他们哪里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本我”！所谓“真我”，就是良知。为父慈爱，为子孝顺，这是良知所好；不慈不孝，良知自会厌弃。言必忠信，行必笃敬，这是良知所好；不忠不信，不敬不诚，良知自会憎恶。追逐名利物欲只是私欲之好，为天下人所鄙；遵循良知才是真我之好，为天下人共尊。所以顺从私欲终将遭人厌恶，心力交瘁而终身忧苦，这是被外物奴役；遵循良知则天下人皆敬爱，无论齐家治国皆能恰如其分，无论富贵贫贱、患难夷狄皆能泰然自处，这才是真正的“从吾所好”。孔子说“十五志于学”是“从吾”之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从吾”而达化境。董萝石年过六十方悟“从吾”之学，切莫以为为时己晚。以他的勇猛精进，何愁不能臻于化境？啊！那些沉溺物欲之人，听闻萝石风范，也该知道何去何从了吧！
亲民堂记
乙酉
南元善治理越地时，拜访王阳明请教为政之道。王阳明说：“为政在于亲民。”南元善问：“如何做到亲民？”王阳明答：“在于彰明光明德性。”又问：“如何彰明光明德性？”答：“在于亲民。”南元善疑惑道：“明德与亲民是一回事吗？”王阳明说：“本是一体。明德是上天赋予的本性，灵明不昧，是一切天理的源头。人对于父亲，没有不知孝顺的；对于兄长，没有不知敬爱的；面对万事万物，都有天然的明觉。这种灵明存在于人心，万古不变，从未蒙昧，所以称为明德。若有所遮蔽，那是物欲所致。彰明德性，就是去除物欲的遮蔽，恢复本体的光明，并非另外增添什么。”
南元善又问：“为何要在亲民中体现？”王阳明答道：“德性不能凭空彰显。人要彰显孝德，就必须亲近父亲，孝德才能显现；要彰显悌德，就必须亲近兄长，悌德才能显现。君臣、夫妇、朋友之间都是如此。所以彰明德性必须通过亲民，而亲民正是为了彰显明德。所以说二者本是一体。”南元善追问：“既然通过亲民就能明德，那修身就够了，为何还要涉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解释：“人是天地之心；‘民’是相对于‘己’的称谓；说到‘民’，天地人三才之道就都包含了。所以亲近自己的父亲并推及他人之父，天下父子之情就都能亲厚；亲近自己的兄长并推及他人之兄，天下兄弟之情就都能亲厚。”
君臣、夫妇、朋友之道，乃至推及鸟兽草木，都要以仁爱之心相待，无非是为了充分实现本心，彰显自身的光明德性。这就叫作“明明德于天下”，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南元善问：“那么如何达到至善境界呢？”王阳明回答：“古人中固然有想要彰明德性的，但有的流于虚空寂灭，不落实于家国天下之事，这是不明白明德必须通过亲民来体现，佛道二教就有此弊病；也有想要亲民的，但有的陷于权谋算计，缺乏仁爱真诚，这是不明白亲民正是为了彰显明德，春秋五霸之流就是如此。这都是因为不懂得止于至善。所谓至善，就是明德与亲民的最高准则。天命之性纯粹至善，那灵明不昧的本心，都是至善的显现，王阳明全译新读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王阳明全译新读最新章节随便看！都是明德的本体，也就是所谓的良知。至善的显现，对的就肯定，错的就否定，这本是心中天然自有的准则，不容人为增减。若加以人为增减，就是私心小智，而非至善了。”
人们因为不知道至善就在自己心中，反而用私智向外寻求，所以混淆了是非标准，导致肆意妄为、天理沦丧，明德亲民之学在天下大乱。因此，至善对于明德亲民，就像规矩对于方圆，尺度对于长短，权衡对于轻重一样。画方圆不遵循规矩，就会失去标准；量长短不依据尺度，就会违背规范；称轻重不使用权衡，就会丧失准绳；明德亲民不立足于至善，就会失去准则。这就是圣人之学。圣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
南元善感慨道：“原来圣人之学如此简易！我现在才明白天地万物本是一体，天下本是一家，中国本是一人！若有一人未蒙恩泽，就如同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伊尹早就领悟了这个道理啊！”于是他将办公的厅堂命名为“亲民堂”，说：“我的职责就是亲民，我要通过亲民来彰显我的明德！”于是将这番话题写在墙壁上作为记念。
万松书院记
乙酉
万松书院位于浙江省城南门外，地处西湖与群山之间。弘治初年，参政周近仁利用废弃寺庙的旧址改建而成，建筑规模与学宫相仿，延请孔子后裔主持祭祀。近年来，官府陆续修缮，环境更加优美，但主要作为游览场所，教学功能尚不完善。
嘉靖西年，御史潘景哲巡视浙江，整顿法度，振兴文教。在完成乡试选拔后，他仍为未能尽取人才而遗憾，决心进一步培养贤才。于是扩建书院，增建三十六间楼阁斋舍；添置教学用具，购置学田若干顷；效法白鹿洞书院规章，选拔优秀学子在此修习，带动各府士子向学，并委托提学佥事万汝信负责。万汝信说：“这正是我的职责。”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都支持此事，派知事严纲监督工程，知府陈力、推官陈篪等人协同办理。经过数月施工，工程告竣，特来请我撰写碑记。
我大明王朝从京城到地方州县都设有官学，选拔优秀学子，设置专门官员进行教育。学校的制度可说是非常详备了。但为何还要在风景名胜之地另设书院呢？这是为了弥补官学的不足。
夏商周三代的学校，都以明人伦为宗旨；如今各地学宫都设有“明伦堂”，可见建学的本意与三代并无二致。但自从科举盛行，士人竞相追逐记诵辞章，被功利得失迷惑心智，于是教师所教、学生所学，都不再明白“明伦”的本意了。
那些忧心世道的人想要挽回这种风气，却不知从何着手。就像整顿军务，在军纪废弛之时，必须选拔将领、检阅部队，更换令旗号令，设立破格奖赏来激励勇士，这样才能重振士气。
如今设立书院，不正是同样的道理吗？来此求学的士人应当思考：既然己经让我们进入官学，又为何要在此优待我们？难道仅仅是为了精进科举文章吗？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求取功名吗？若只为这些，在官学中同样可以精进学业。而求取功名之心，本就是我们自己的追求，无需他人督促。书院必定有更高远的追求——这是期望我们学习古圣先贤的学问啊！
古圣先贤的学问，不过就是明人伦而己。尧舜相传的十六字心法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明伦之学。所谓道心，就是顺应本性；而人心，则掺杂了虚伪。
不掺杂人为的虚伪，依循道心而发用，表现在情感上就是喜怒哀乐；体现在处事上就是合乎节度，就是三千三百条礼仪规范；体现在人伦上就是父子亲情、君臣大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天地人的道理都包含其中了。舜任命契为司徒来教化天下，教的就是这些。
这是古往今来圣贤愚夫都具备的本性，之所以有人不明白，是因为被物欲蒙蔽。并非他们本性有所欠缺，而需要向外求索。这就是所谓“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连孩童都懂得亲爱自己的父母。
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尚且说：“要求子女做到的孝道，我自己侍奉父亲时也未能完全做到。”可见明伦之学，连孩童都能做到，但要做到极致，即使圣人也难以完全达到。在上位者明白人伦之道，百姓在下自然亲睦，家庭和睦、国家安定，天下就太平了。所以除了明伦之外，再没有其他学问了。
背离这个根本去求学的，就是异端；不以此立论的，就是邪说；假借这个名义行事的，就是权术；粉饰这个道理空谈的，就是虚文；背道而驰的，就是功利之徒，是乱政的根源。即便是现在的科举文章，也必须以明伦为本才能精进，才无愧于朝廷选拔；现在的仕途进取，也必须依此而行，才不违背道义。这正是国家设立学校的初衷，也是诸位修建书院培养人才的良苦用心，所以特为学子们阐明这个道理。
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乙酉
经，就是永恒不变的常道。体现在天道运行中叫作“命”，赋予人身叫作“性”，主宰人的身心叫作“心”。心、性、命，本质上是同一的。贯通万物，遍及西海，充塞天地，横亘古今，无所不包，无所不同，永不改变。这就是常道。
当常道感应于外时，就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体现在人伦事务中，就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些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以及亲、义、序、别、信之理，都是同一的。都称之为心、性、命。贯通万物，遍及西海，充塞天地，横亘古今，无所不包，无所不同，永不改变，这就是常道。
这永恒不变的常道，当它表现为阴阳消长的运行规律时，就称为《易》；当它体现为治国理政的纲纪时，就称为《书》；当它抒发为歌咏性情的篇章时，就称为《诗》；当它展现为礼仪制度的规范时，就称为《礼》；当它表现为和乐愉悦的情感时，就称为《乐》；当它辨别诚伪邪正的道理时，就称为《春秋》。从阴阳消长的运行，到诚伪邪正的辨别，本质都是同一的。都称之为心、性、命。贯通万物，遍及西海，充塞天地，横亘古今，无所不包，无所不同，永不改变，这就是《六经》。《六经》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心中永恒不变的常道。
所以《易经》记载的是我们心中阴阳消长的规律；《尚书》记载的是我们心中治国理政的纲纪；《诗经》记载的是我们心中歌咏性情的抒发；《礼记》记载的是我们心中礼仪制度的规范；《乐经》记载的是我们心中和乐愉悦的情感；《春秋》记载的是我们心中辨别诚伪邪正的道理。
君子研习《六经》，就是要从自己内心探求阴阳消长的规律并随时践行，这才是真正尊崇《易经》；从自己内心探求治国理政的纲纪并随时施行，这才是真正尊崇《尚书》；从自己内心探求歌咏性情的抒发并随时表达，这才是真正尊崇《诗经》；从自己内心探求礼仪制度的规范并随时彰显，这才是真正尊崇《礼记》；从自己内心探求和乐愉悦的情感并随时培养，这才是真正尊崇《乐经》；从自己内心探求辨别诚伪邪正的道理并随时明辨，这才是真正尊崇《春秋》。
古代圣人为了匡扶人道，忧患后世，因而著述《六经》，就像富裕人家的祖先担心子孙会遗忘散失家产，最终陷入贫困无法自保，于是将家中所有财产登记造册传给后代，使他们世代守护产业积蓄得以享用，避免陷入困顿。
《六经》就是我们心灵的财产登记簿，而《六经》的实质内容本就存在于我们心中。就像家中实际储存的各种财物，都真实存在于家中，登记簿只是记录名称数量罢了。然而当今学者，不懂得从自己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只是徒然在文字表象间考据，拘泥于文辞字义的细枝末节，固执地以为这就是《六经》的真谛了。
这就像富贵人家的子孙，不好好看守和享用家中实际积蓄的产业，任其日渐散失，最终沦为乞丐，却还得意洋洋地指着账本说：“这就是我的家产积蓄啊！”这与那些学者对待《六经》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呢？唉！《六经》之学在世间不被真正理解，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
崇尚功利，推崇邪说，这是在扰乱经典；沉迷训诂考据，死记硬背，沉溺于浅薄见解来蒙蔽世人耳目，这是在亵渎经典；夸夸其谈，争辩诡辩，掩饰奸邪之心，追逐世俗名利，垄断经典解释而自以为精通经学，这是在戕害经典。像这样的人，连那本作为登记簿的《六经》都己被他们割裂毁弃了，哪里还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尊经之道！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位于卧龙山西侧山冈，早己荒废多年。渭南人南大吉担任绍兴知府后，在治理政务之余，痛感当时学术支离破碎，决心以圣贤之道教化士人。于是命山阴县令吴瀛扩建书院，全面修缮一新，并在书院后方建造了“尊经阁”。南公认为：经典端正，百姓就会向善；百姓向善，邪念自然消除。
尊经阁落成后，南公请我写篇文章劝勉学子。我推辞不得，便写下这篇记文。唉！世间学者若能理解我的主张，反求诸己，或许就能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尊经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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