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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传习录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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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天下之人安乐祥和,彼此亲如一家。才能普通者安守农工商贾的本分,各自勤勉营生、相互扶持,没有好高骛远之心。才能出众如皋陶、夔、后稷、契者,则各展所长,如同操持家事:或经营衣食,或调剂有无,或制备器具,群策群力实现赡养父母、抚育子女的心愿,唯恐主事者懈怠而加重他人负担。

所以后稷勤于农耕,不以不懂教化而羞愧,看到契善于教化,就如同自己善于教化;夔掌管音乐,不以不通礼制为耻,看到伯夷精通礼制,就如同自己精通礼制。因为他们的心性纯粹明澈,能够完全实现万物一体的仁德,所以精神贯通,志气通达,没有人与我之分、物我之别。就像一个人的身体,眼睛看、耳朵听、手拿东西、脚走路,共同完成全身的功能。眼睛不以不能听为耻,耳朵听到动静,眼睛必定去看;脚不以不能拿东西为耻,手要取物时,脚必定向前移动。因为元气充盈全身,血脉畅通,所以痛痒呼吸都能自然感应,有不言而喻的默契。圣人之学之所以极其简易,容易明白、容易践行,容易学会、容易成就,正是因为根本在于恢复心体的本来面目,而不在于知识技能的多少。

夏商周三代衰落之后,王道衰微而霸道盛行;孔子、孟子去世后,圣人之学隐没而邪说横行——教化者不再以圣人之道教人,学习者也不再以圣人之学修习。推崇霸道之人,窃取先王治国方略中表面相似的部分,假借外在形式,实则满足自己的私欲。天下人纷纷效仿追随,圣人之道因此荒废阻塞。人们互相模仿,整日追求富国强兵的学说、尔虞我诈的权谋、攻城略地的计策,种种欺天骗人的手段,只为获取一时利益,像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类人,多到不可胜数。久而久之,争斗掠夺愈演愈烈,祸患无穷,世人堕落如同禽兽蛮夷,连霸道之术也难以推行了。

后世的儒者心怀悲悯,竭力搜寻先圣遗留的典章制度,在焚毁的灰烬中拼凑修补。他们的本意确实是想挽回先王之道,但圣学久己失传,霸道之术的流毒根深蒂固,即便是贤明智慧之人也难免受其影响。他们讲学著述、修饰文辞,试图让圣学重现于世,结果却只是为霸道之术增添了屏障,圣学的真谛反而更加模糊难辨。于是产生了训诂之学,以考据古籍标榜名声;记诵之学,以博闻强识炫耀学识;词章之学,以华丽文辞追求浮艳。这些学说纷然杂陈,在世间争奇斗艳,门派林立,道路万千,令人无所适从。

当今的学者,如同进入杂耍戏场,嬉笑跳跃,争奇斗巧,卖弄才艺的人从西面八方竞相登场。他们左顾右盼,应接不暇,以致眼花缭乱,精神恍惚,日夜沉溺其中,就像疯癫失心之人,全然不知自己该归于何处。当时的君主也都被这些学说迷惑得昏头转向,终身沉迷于无用的空谈,却不明白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偶尔有人察觉这些学说空洞荒谬、支离破碎,于是奋发图强,想要付诸实践,但最终也不过是追求富国强兵的霸业而己。圣人之学日渐远去、日益晦暗,而功利之风却愈演愈烈。其间虽然有人被佛老之学迷惑,但佛老之说终究未能战胜功利之心;虽然也有人试图调和各家儒学,但儒者们的议论终究未能破除功利之见。时至今日,功利之毒己深入人的骨髓,几千年来相沿成习,几乎成了人的本性。

人们以才智互相夸耀,以权势互相倾轧,以利益互相争夺,以技能互相攀比,以声誉互相标榜。出仕为官时,管钱粮的想兼掌兵刑,司礼乐的又想插手吏部铨选;在地方任职的觊觎布政使、按察使的高位,任御史谏官的又眼馋宰相权柄。所以不精通本职事务,却妄想兼任他职;不通晓学说真谛,却企图博取虚名。记诵广博,反而助长傲慢;知识渊博,反倒便利作恶;见闻广泛,更易逞其诡辩;辞藻华丽,恰能掩饰虚伪。连皋陶、夔、后稷、契都无法兼通的事,如今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却都想通晓其理、穷尽其术。他们嘴上总挂着“要共成天下大业”的漂亮话,而内心真实想法却是:不这样做就无法满足私欲、达成野心。

唉!怀着如此积习深重的心志,又讲求这般功利之学,难怪他们听到圣人的教诲,会视如累赘、格格不入。认为良知不足为凭,说圣人之学毫无用处,也是势所必然啊!可叹啊!生于这样的时代,还如何追求圣人之学?还如何谈论圣人之学?生于这样的时代而想求学问道,岂不是徒劳困苦、艰难险阻吗?唉,真是可悲啊!所幸天理存于人心,终究不可磨灭;良知的光明,万古如一日。若有人听闻我这拔本塞源的议论,必会怆然悲悯,痛心疾首,愤然振作,其势如江河决堤,不可阻挡!若非豪杰之士能自发奋起,我还能指望谁呢?

启问道通书

吴、曾两位学生来访,详细转达了道通求学的恳切心意,让我甚感欣慰!像道通这样,真可说是笃信好学之人了。我因病体不适,未能与两位学生深入讨论,但他们本就有志向且肯用功,每次见面都觉其有所进益。我实在惭愧未能尽到地主之谊,而两位学生倒也不枉此行。临别时他们带来这本册子转达道通之意,请我题写几句。我神思昏乱,无甚可说的,就针对道通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略作答复。草草数语不够详尽,两位学生想必能当面转述清楚。

来信说:“日常用功只在立志。近来依照先生教诲时时体察,愈发明白。但求学离不开朋友切磋。若得朋友讲习,此志方能精健宏大,才显生机。若三五日不得朋友讲论,便觉志气衰弱,遇事就会困顿,有时还会遗忘。如今没有朋友讲论时,便只是静坐,或看书,或漫步经行,凡目之所见、身之所处,都用来培养此志,颇觉心意和适。但终究不如朋友相聚讲学,精神流动,生机更盛。”离群索居之人,该用什么方法来安顿自己呢?

从这段文字足以看出道通在日常用功上的收获,用功的方法大体也就是这样。只要不间断地坚持到纯熟之后,境界自然又会不同。我们做学问最紧要的关键,就在于立志。所谓困倦遗忘的毛病,也只是因为志向不够真切。你看那些好色之人,从来不会困倦遗忘,就是因为他们心意真切。自己的痛痒,自己最清楚,自己最知道如何调理。既然知道自己的痛痒所在,自然不能不加以调理。佛家称之为方便法门,必须自己斟酌调整,别人很难代劳,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来信说:谢上蔡曾问:“天下何思何虑?”程伊川回答:“此理固然存在,只是说得太早。”对学者而言,固然要“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需要体会“何思何虑”的境界,二者应当兼顾。若不能领会这种境界,就容易犯刻意强求或拔苗助长的毛病;若只追求“何思何虑”而荒废“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又会落入虚无。必须既不执着于有,也不沉溺于无。这样理解对吗?

你的理解大体不错,只是体悟还不够透彻。谢上蔡的问题与程伊川的回答,只是他们二人的见解,与孔子《系辞》的本意略有差异。《系辞》说“何思何虑”,是指所思所虑都归于天理,并非要人完全断绝思虑——所以接着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既然提到“殊途”“百虑”,怎会是让人不思不虑呢?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本是一体,还有什么需要额外思虑的?天理原本寂然不动,自然能感通万物。学者用功时虽千思万虑,不过是要恢复心体本然的作用,并非要用私意去刻意安排。所以程明道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用私意强求,便是耍小聪明了。

“何思何虑”本身就是功夫,对圣人而言是自然状态,对学者而言则需要勉力践行。程伊川将其视为修学结果,所以认为说“太早”。后来他提到要踏实用功,其实己意识到之前说法不够周全。周敦颐主张“主静”,也是这个道理。现在道通所言虽有一定见地,但仍未完全突破二元对立的局限。

来信说:学者刚开始懂得用功时,就要先认识圣人的境界。因为只有认清了圣人的气象,以此为标准,才能脚踏实地去做功夫,才不会偏离方向,这才是成圣的功夫。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前人确实说过要先认识圣人的气象,但这种说法不够透彻。圣人的境界是圣人自己的,我们该从何处去认识?如果不从自己的良知上真切体认,就像用没有刻度的秤去称轻重,用没磨过的镜子去照美丑,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圣人的境界怎能这样认识?其实每个人的良知本来就和圣人一样,只要能真切体认自己的良知,那么圣人的境界就不在圣人身上,而在我自己心中了。程颐曾说:看着尧的行为去学他,但没有尧那样的聪明智慧,怎能做到像他那样举止合礼?他又说:心与道相通,才能明辨是非。那么请问“与道相通”体现在哪里?“聪明睿智”又是从何而来?

来信说:在具体事务中磨炼心性,无论有事无事,都专注于涵养本心。若遇到事情触动,或内心有所感发,既然心己觉察,怎能说是无事?但借着事情静心体会,大体明白事理应当如此,便以平常心对待,尽己本心而己。然而处理仍有妥善与否之分,这是为何?有时事务繁多,需依次处理,常因精力不济而受困,虽勉强支撑,精神己然疲惫。遇到这种情况,是否该彻底退修,宁可搁置事务,也不可耽误心性培养?这样对吗?

你所说的用功方法,对道通而言固然可以这样用,但终究还有偏颇之处。常人做学问,终身只为此一事,从少到老,从早到晚,无论有事无事,都只在这件事上下功夫,这就是孟子说的“必有事焉”。如果说宁可搁置事务也不耽误修养,这仍是将二者看作两件事了。“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情来了,只管依循本心的良知去应对,这就接近“忠恕违道不远”的境界了。凡是处理事情有妥善与否之分,或遇到困顿失序的情况,都是因为被毁誉得失所牵绊,不能真正发挥良知的作用。若能切实致良知,就会发现平日认为妥善的未必真妥,认为不妥的反倒可能是被毁誉得失所困,自己损害了良知的表现。

来信说:关于致知的道理,春天时再次承蒙教诲,己经颇知如何用功,感觉比从前更加简易。但我认为对初学者讲解时,还需结合格物的意思,让他们知道如何着手。本来致知与格物是一体的,但对初学者来说,若不知如何用功,还是需要先讲格物,才能明白致知的道理。

格物就是致知的功夫,明白了致知,自然就明白了格物。如果连格物都不懂,那说明对致知的功夫也还没真正领会。最近我写了一封信给朋友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寄给你一份,仔细阅读后自然就能明白了。

来信说:如今为朱熹、陆九渊学说争辩的人仍不休止,我常对朋友说正道之学晦暗己久,不必枉费心力为朱、陆争是非;只需依照先生“立志”二字点化人,若此人真能立定志向,决意要明白圣学,便己大体通晓了,即使不辨朱、陆,他自能体会。又见朋友中有人听到议论先生言论的,便动气争执。当年朱、陆两位先生之所以给后世留下诸多争议,也因二位功夫未臻纯熟,分明还有动气的毛病,像程颢便无此病。看他与吴涉礼谈论王安石学问时说:把我的话都转达给介甫,即便对他无益,也必定对我有益。这是何等从容的气象!曾见先生与人书信中也引用过这话,愿朋友们都能如此。您觉得呢?

这番议论极有道理!希望道通能转告诸位同道,各自只管反省自己的是非,不必争论朱、陆的是非。用言语诽谤他人,这种诽谤尚浅;若是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道听途说、空谈度日,这便是在用行为诽谤圣学,其害更深。如今天下议论我的人,若能借此改过向善,都是在磨砺切磋于我,对我来说无不是警醒修身、增进德行的机会。古人说“指出我缺点的人就是我的老师”,难道还能厌恶老师吗?

来信提到:有人引用程颢“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己不是性”的话,为何不容说?为何不是性?朱熹解释说:不容说是因为尚未有性可言;不是性是因为己掺杂了气质。两位先生的话我都未能明白,每次读到这里就感到困惑,特来请教。

“生之谓性”中的“生”字就是“气”字,意思是说气就是性。但若说气就是性,就己经偏执一边,不是性的本原了。孟子讲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的。然而性善的端倪必须在气上才能显现,没有气也就无从体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表现就是气。程子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也是因为学者各执一端,才不得不这样说。如果真正明白自性,就会知道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本就没有性和气的分别。

答陆原静书

来信说:在用功修习时,总觉得这颗心没有一刻安宁。妄念固然在动,观照之心也在动;心既然始终在动,那就没有片刻停息。

这是因为刻意追求宁静,反而更加不得宁静。妄念固然是动的,但观照之心本无动摇;保持觉照则动静一如,这正是天地运行永不停息的道理。观照之心固然是觉照,妄念本身也是觉照的显现;心体本无二致,所以生生不息,若有片刻停歇便是止息了,这便违背了至诚无息的圣学真谛。

来信提到:良知也有发端之处等等说法。

这可能是理解不够透彻。良知是心的本体,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恒常觉照。心的本体无所谓生起或不生起,即使妄念生发时,良知也从未消失,只是人不知道存养,所以有时会放失;即使昏昧闭塞到极点,良知也从未不明,只是人不知道体察,所以有时会被遮蔽。虽然有时会放失,但良知本体其实从未消失,只要存养它就好;虽然有时会被遮蔽,但良知本体其实从未不明,只要体察它就好。如果说良知也有生起之处,那就意味着它有时不存在,这就不是良知本体的含义了。

“精一”的“精”是从理上说的,“精神”的“精”是从气上说的。理是气的条理,气是理的运用;没有条理就不能运用,没有运用也就无法体现所谓的条理。精就能纯粹,精就能明澈,精就能专一,精就能神妙,精就能至诚;专一就能纯粹,专一就能明澈,专一就能神妙,专一就能至诚:原本就不是两回事。后世儒者的学说和养生之说各自偏执一端,所以不能相互为用。之前关于“精一”的论述,虽然是针对原静保养精神而发,但成就圣人的功夫其实也不外乎此。来信提到元神、元气、元精,认为它们必定各有寄存和生发之处,又说到真阴之精、真阳之气等等。

良知本是一体的,就其神妙作用而言称为“神”,就其流行变化而言称为“气”,就其凝聚不散而言称为“精”,怎能用具体形象来探求呢?真阴之精,就是真阳之气的母体;真阳之气,就是真阴之精的父体;阴根源于阳,阳根源于阴,原本也不是两回事。如果我的良知学说能够阐明,那么所有这些都可以不言自明。否则,像来信所说的三关、七返、九还之类,还会有无穷无尽的疑问。

来信说:良知是心的本体,也就是所谓的性善、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廓然大公的境界。为何常人不能自然具备,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达到?既然中、寂、公都属于心之本体,那么良知就应当具备这些特质。但如今在心中体察,虽然知道良知本无不善,却未能真正达到中正、寂然、大公的境界。难道良知还能超然于体用之外吗?

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所以良知没有不良的。良知就是未发之中,就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的本体,这是人人都具备的。只是人的良知难免被物欲蒙蔽,所以需要通过修学去除这些蒙蔽。但这对良知本体本身,丝毫不会有所增减。如果知道良知本无不善,却未能完全达到中正、寂然、大公的境界,那是因为蒙蔽尚未除尽,存养的功夫还不够纯粹。本体就是良知的本体,作用就是良知的作用,哪里还有超然于体用之外的东西呢?

来信说:周敦颐主张“主静”,程颢说“动亦定,静亦定”,先生您说“定是心的本体”,这是指静定的境界,但绝非指不看不听、不思不为的状态,而是指要时刻觉知、时刻存养、时刻以天理为主宰。这种常知、常存、常主于理的状态,显然是动的、己发的,为何还能称为静?为何还能称为本体?难道这个静定境界,还有贯通心之动静的东西存在吗?

天理本身是不动的。能够恒常觉知、恒常存养、恒常以天理为主宰,就是不看不听、不思不为的状态。但这里说的不看不听、不思不为并非指像枯木死灰般毫无生机,而是指所见所闻所思所为都完全合乎天理,却又像从未刻意去看去听去想去为,这就是看似在动实则未动的境界。程子所说的动亦定,静亦定,正是体用同源的体现。

来信请教道:此心未发时的本体,究竟是存在于己发之前?还是在己发之中起主宰作用?或是超越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的存在?如今讨论心的动静问题,究竟是以有事无事来区分?还是以寂然感通来界定?抑或以循理从欲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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