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集六
说杂著
白说字贞夫说
乙亥
白生名说，是常太保康敏公的孙子，都宪敬斋公的长子。敬斋公邀请我参加他的冠礼，在仪式结束后请求道：“这孩子曾有幸拜在您门下，今日又蒙您亲临冠礼，斗胆请您赐字并教诲。”我说：“赐字教诲，关键在于‘说’字。我如何能真正赐字教诲呢？我听说，天下的大道，不过一个‘说’字；天下的学说，根本在于‘贞’字。天道运行变化，深远绵长，无不是‘说’的体现，天又有什么主观意志呢？大地包容孕育，顺应天道化生万物，无不是‘说’的体现，地又有什么主观意志呢？仁者悲天悯人，感通万物和谐共处，无不是‘说’的体现，人又何必刻意而为呢？所以‘说’的本质就是‘贞’，‘贞’的实质就是天理。完全顺应天理而不掺杂私心，这就叫‘贞’；发自本心而不违背天理，这就叫‘说’。因此天得‘贞’而大道亨通；地得‘贞’而化育有成；人得‘贞’而生生不息。贞啊贞啊，是天地人三才的根本，可谓永恒不变；说啊说啊，是天地人三才的作用，可谓自然无为。无为故能顺应而化育；不变故能真诚而通神。真诚通神，是刚健的极致；顺应化育，是柔和的准则。”
所以说，内在刚健而外在柔和，通过“说”来达到“利贞”，这样才能顺应天道、契合人心。“说”的时令意义多么重大啊！若非天下最纯粹的“贞”，又有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请为白生取字“贞夫”。敬斋公说：“您的论述太宏大了！恐怕不是犬子所能企及的。请问稍浅显些的解释。”我回答：“大道本是一体，哪有什么精粗之分，又何必分次第呢？君子的德行不外乎性情，而其极致可以充塞天地。因此‘说’体现的是情，‘贞’体现的是性。‘说’是用正道来调节情感的本性，‘贞’是通过愉悦来安顿本性的天命。性情和谐就是中道，性命通达就是中和。若能充分实现性情的德行，那么天地人三才之道就完备了，又何必区分高下呢？我姑且简述纲要，详细道理可以推演；阐明根本，具体实践可以施行。眼睛看到色彩，耳朵听到声音，口舌尝到滋味，西肢享受安逸，这些都是‘说’的体现，但其中都有‘贞’的存在，君子不敢有丝毫过度，只求符合‘贞’罢了。父子间的仁爱，君臣间的道义，夫妇间的礼节，朋友间的诚信，这些都是‘说’的体现，但其中都有‘贞’的存在，君子不敢不竭尽全力，只求符合‘贞’罢了。”
因此，“贞”是“说”的主干，“说”是“贞”的枝叶。用“贞”来修养心性，内心自然愉悦；用“贞”来治理家庭，家庭自然和睦；用“贞”来治国平天下，国家天下自然安定。“说”必须以“贞”为基础，没有符合“贞”而不能“说”的；“贞”必然带来“说”，没有真正的“说”而不符合“贞”的。若只追求“说”而不守“贞”，那是小人之道，君子不认为这是真正的“说”。不虚伪就会放纵，不谄媚就会走邪路，这哪里还谈得上“贞”呢？“夫”是对君子的尊称，“贞”是君子的准则。为白生取字“贞夫”，就是勉励他成为君子。敬斋公起身行礼说：“您用君子之道教导我儿，岂敢不拜谢厚赐！”转身对白生说：“要再拜叩首，将这番教诲写在衣带上，日夜恭敬奉行先生的训导！”
刘氏三子字说
乙亥
刘毅斋有三个儿子。当毅斋刚入学时，长子出生，取名为甫学；刚中举时，次子出生，取名为甫登；刚入仕时，幼子出生，取名为甫政。毅斋要为三个儿子行冠礼，向我请教取字。我说：君子的学问，在于成就本性；若学习不能成就本性，就不能算真正的学问；给甫学取字子成，是期望他能善始善终。学有所成后步入仕途；仕途晋升必须循序渐进，就像登高必从低处开始；给甫登取字子渐，是告诫他不可急于求成。入仕后就要逐步参与政事；政就是正，没有自身不正却能匡正他人的；给甫政取字子正，是提醒他回归根本。毅斋起身行礼说：我刘乾不仅要用这番教诲训导儿子们，更要以此自勉！
南冈说
丙戌
浙江参政朱应周先生居住在莆田壶公山下。他的名字“鸣阳”取自《诗经》中“凤凰鸣矣，于彼朝阳”的典故。莆田当地人说：“应周先生确实是我们莆田的凤凰啊。”他在朝堂任职时，敢于首言进谏，天下人都仰慕他的风采，确实像朝阳下鸣叫的凤凰。凤凰栖息，必在高岗，壶公山正是它栖息鸣叫的地方。因此他将壶公山称为“南冈”，也是取自《诗经》“凤凰鸣矣，于彼高冈”的典故。应周听后说：“唉！因为我的名字就把我比作凤凰，这名字虽好，但我毕竟不是真凤凰；因为壶公山就称它为南冈，这山确实也就是一座山冈。我正惭愧自己名不副实，想要通过这个名号来追求实际。”于是就以“南冈”为号。当地士大夫们为他写诗作赋、撰写序记来赞美他的文章己经很多，但应周仍不满足，诚恳地请我也写一篇，可见他并不以赞誉称颂为喜，而是乐于听取规劝砥砺之言。我该如何回应应周的心意呢？姑且就“南冈”这个名号来与他探讨学问。
天地之道，归根结底在于一个“诚”字；圣人之学，归根结底也在于一个“诚”字。因为“诚”，所以能永不停息，所以能长久，所以能验证，所以能悠远，所以能博大深厚。因此，天因为“诚”，所以永远清明；地因为“诚”，所以永远安宁；日月因为“诚”，所以永远光明。如今这座南冈，不过是些石头堆积而成，却能广大悠久，与天地一样无边无际，若不是因为“诚”，怎能如此？所以看南冈的崖石，就是实实在在的崖石；看南冈的溪谷，就是实实在在的溪谷；看南冈的峰峦岩壑，就是实实在在的峰峦岩壑。
这些都是真实不虚的道理，没有半点虚假修饰掺杂其中。所以草木在这里生长，禽兽在这里栖息，宝藏在这里孕育；西季更替，寒暑晦明，烟岚霜雪变幻万千，而南冈始终安然自若。凤凰在此鸣叫，南冈不因此自诩祥瑞；虎豹在此藏身，南冈不因此自显威严；人们在此养生送死，南冈不因此居功自傲；云雾在此升腾，显现奇异光彩，南冈不因此自夸灵异。这是为何？因为“诚”本就不求外物相应，“诚”本就是自然而然，“诚”本就无法掩饰。君子的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侍奉双亲，就要做到真正的孝；侍奉兄长，就要做到真正的悌；侍奉君主，就要做到真正的忠；结交朋友，就要做到真正的信。
因此，将“诚”蕴藏于心便成就德行，付诸实践便成就事业，发而为言便成就文章。所以君子说话百姓无不信任，行事百姓无不欢欣，举动百姓无不感化。这是为何？因为这一切都发自至诚，而非靠声音笑貌侥幸得来。所以说：诚，是天道；追求诚，是人道。应周取“南冈”为号而求其实质，想必也不外乎此道！若真如此，便知应周岂非正是践行“思诚”之功？这“思诚”之功精深微妙，应周想必己有所体悟？他日若来稽山脚下，望能为我详述其中奥妙。
悔斋说
癸酉
悔悟是向善的开端，是返归真诚的表现。君子因悔悟而改过向善；小人因悔悟而不敢肆意作恶；唯有圣人才能做到无悔，因为其言行无不善，无不合乎真诚。然而，君子若知错不改，反而文过饰非，过错就会日益加深；小人若悔而不改，反而更加巧诈阴险，恶行就会积重难返。所以悔悟是区分善恶的关键，辨别真诚与虚伪的关口，决定吉凶的枢机。君子不可屡屡悔而不改，小人则往往庆幸自己悔悟而不知悔之不足。
我的朋友崔伯乐用“悔”字命名他的书斋，并非只是说要悔过而己，而是为了追求达到无过可悔的境界。因此我为他写下这些见解。
题汤大行殿试策问下
壬戌
士人通过礼部考试得以进入天子朝堂，天子亲临殿前询问，便赐予诏书；他们都能领受诏书归乡，供奉于家庙，以此彰显际遇之盛；如今读书人大抵如此。丹阳汤君考中弘治年间进士，正担任行人司职务，将曾经受赐的诏书托我题写数语于其后。
唉！通过言辞考察才能，这从舜帝时代就己开始。但真正能言行一致、建立功业的，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我见到的也很少了。汤君当初入仕时，天子是如何询问他的？而他又如何作答的呢？用虚假之言求取进用，这不是汤君会做的事；既己入仕就忘记当初的承诺，这更是汤君所不忍心的。他必定日夜谨记圣天子的明命，时时提醒自己：这是天子当初咨询我的问题啊。
当初我既己如此对答天子，如今立身处事侍奉君主，果真能践行当初的承诺吗？还是尚未付诸实践？伊尹告诫成汤的不过数语，却终身奉行；姜太公告诫武王的不过数语，却终身践行。推究其心志，汤君是立志效法伊尹、吕尚的作为吧？若仅炫耀一时的际遇来夸耀世人，这绝非汤君所愿。否则，这道诏书就该成为他的镜鉴。古人有厌恶自己容貌而厌恶镜子的，见到镜子就会掩面退避。汤君若不能践行诺言，恐怕连掩面退避都来不及，又怎会日日将诏书展示于人？他立志效法伊尹、吕尚的作为，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汤君当自勉啊！上天明鉴，切莫动摇心志。我也曾蒙天子垂询，虽对答之辞与所立之志远不及汤君，但岂敢忘记自我鞭策！
示徐曰仁应试
丁卯
君子的穷达际遇，全由天定。但既然选择科举之路，就应当入场应试，这也是人之常情。若执意非要考中不可，反而自我束缚，那就大错特错了。入场应试时，切莫将得失萦绕心头，否则令人气馁分神，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考场作文，首先要开阔心胸，大致领会题意后，就应放胆下笔；即便典故出处记得不确切，文辞气势也要流畅贯通。如今有人进考场时志气局促不能舒展，都是被得失之念所困的缘故。
人心不能二用，若一边想着考中，一边想着落第，王阳明全译新读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王阳明全译新读最新章节随便看！一边又想着文章，这就是三心二用了，这样做事怎能成功？这本身就是对事业不够专注，说明人事未尽其责，即便侥幸成功，君子也不以为贵。进场前十日，就要开始调整作息。平时不习惯早起的人，突然早起应试，当天必定精神恍惚，哪能写出好文章？应当每天鸡鸣即起，洗漱整衣端坐，抖擞精神，避免昏沉懈怠。日日练习，到了考期自然不觉辛苦。
如今所谓调养身体的人，多是暴饮暴食，纵酒嬉闹，或整日卧床不起。这样只会扰乱气息、昏聩精神，助长骄惰而招致病痛，岂是养精蓄锐之道？必须节制饮食，清淡口味，气息自然清爽；减少思虑，摒弃嗜欲，精神自然清明；安定心绪，减少睡眠，神志自然澄澈。君子没有不遵循这些原则而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的，这里只是针对科场一事而言罢了。若感到疲倦想休息，稍躺片刻就起身，切勿昏睡；入夜即眠，不要久坐。进场前两日，便不可翻阅书籍，以免扰乱心神；每天只看一篇文章自娱即可。倘若感到心力交瘁，不如不看，重在怡养精神、调适情趣。若突然文思泉涌，似有所得，切莫轻狂自满，更应含蓄酝酿，如同江河浸润，逐渐蓄积，待到决堤之时，方能一泻千里。
每天静坐时，众人喧闹纷扰，唯独我沉静不语；内心和乐融融，自有真趣，这是超脱尘世而与天地自然相往来的境界。若非您向来有所体悟，恐怕还未能领会其中真意。
龙场生问答
戊辰
龙场的学生问阳明先生：“先生从前在朝中与同僚交谈时，总说心中不忘君恩。如今被贬到此地，却急切想要离开，难道是心意改变了吗？”阳明先生回答：“如今我与朝廷之间己有隔阂。加之现在又患病，所以想要离去。”龙场的学生说：“先生因病求去，这个理由我己经明白了。敢问您所说的‘隔阂’是指什么？是因为从前位高权重而今地位卑微，还是因为从前在朝为官而今被贬在外呢？当年孔子也曾做过乘田、委吏这样的小官。”阳明先生说：“不是这个意思。君子出仕是为了践行道义。若不为行道而出仕，那就是窃取官位了。”
如今我己无法践行道义。虽然古人为俸禄出仕，但从不渎职。孔子说“牛羊茁壮”“账目清楚”，而今我却难以问心无愧。为俸禄出仕是因贫穷，但我有祖传田地，辛勤耕作足以维持生计，你认为我是为道义还是为贫穷呢？龙场生说：先生来此是遭贬谪，并非出仕。子女对父母唯命是从，臣子对君主也应如此。不说要像侍奉父母般侍奉君主，反而可以违逆，岂非不敬？阳明先生说：我来此是遭贬谪，并非出仕；我虽被贬，仍是官员身份，而非仆役。仆役卖力，官员行道；力气可以屈服，道义不可屈服。
我万里迢迢来此，是接受贬谪，但仍负有职责。若未尽职责就离去，就不是因贬谪而去了。君主如同父母，应当同样侍奉，这固然没错。但不是说奉养父母也要讲究方法吗？一味顺从却不合道义，那是妇人之顺，并非真正的恭敬。龙场生说：圣人不敢忘怀天下，若贤者都离去，君主还能与谁共治国家呢？我说：贤者难道就会忘记天下吗？能从波涛中救人，是善泅者的本事；若旱鸭子贸然下水，只会一起淹死。我是怕一起淹死啊。龙场生说：我听说贤者济世，只问是否该做，不分事情大小。这样做难道也有不妥吗？我说：贤者处世，只求践行道义。合乎道义的事，没有不适宜的，也没有不利的。若不合道义，即便功业再大，君子也不认为有利。
况且我听说，人各有所长所短，只有圣人才能无所不能。我尚且称不上贤者，你却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我，这本来就不恰当。龙场生说：先生是不屑于被任用吧。先生若愿意出仕，就像兰蕙装饰厅堂，芬芳满室；割下的芦苇可以筑墙，连微末草木都有用处，何况贤者呢？阳明先生说：兰蕙要先在厅堂绽放，才能散发芬芳；芦苇也要先生长，才能割来筑墙。现在你要割下兰蕙来要求它发挥筑墙的作用，你这是在爱护它，还是在伤害它呢？
论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圣人的言论本来明白简练，但学者们往往偏要从艰深隐晦处求解，结果论述越详细，原意反而越模糊。《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本是孔子著经的起笔。在我看来，这有什么可怀疑的？但后世儒者却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周朝虽以子月为岁首却不改月份名称，有的认为周朝改了月份却未改季节；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以孔子曾主张用夏历为由，认为这是用夏历的时节冠以周历的月份，说是体现了孔子的实际做法。这些纷杂的议论多到不可胜数，反倒让圣人明白简易的训示，成了千古未决的疑案。唉！圣人也是人，难道他们的话就一定要违背常理吗？儒者因为认定是圣人之言，就非要往高深莫测处索解，这己经是大错特错了。
圣人教化世人从不故弄玄虚，就像日月高悬于天，光明磊落，有目共睹；但说到其中至深的道理，即使最精于历算的人也难以穷尽，最明理的人也不能完全知晓，仅此而己。
后世儒者的这些议论，不过是他们自己任性妄为、违背常理的做法，怎能说是圣人所为呢？孔子曾说“吾从周”，又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在当今之世却要恢复古制，必会招致灾祸。孔子虽有圣德却无天子之位，若擅自更改周朝历法，这等于是自己制定礼制，怎能说是遵从周制？圣人一言一行皆为天下表率，若自身违背周制，还如何教导天下？孔子忧虑夷狄横行、诸侯背叛，天下人己不尊周天子，因此作《春秋》来讨伐僭越、尊崇周室，只为匡正王法。若开篇就擅自更改周朝历法，又如何让乱臣贼子心服？
《春秋》的义法，凡擅自变更旧制者必加诛责，如鲁宣公推行“税亩”；扰乱王制者必加诛责，如郑庄公索要祊地；未经王命擅自行事者必加诛责，如莒人攻入向城。这三者的罪过，尚且比不上擅自更改天子历法严重。假使鲁宣公、郑庄公之流拿这个来质问孔子，孔子将如何辩解？这就像偷邻居的鸡却指责别人偷盗，责备别人不孝却自己殴打兄长。这难道是《春秋》忠恕之道所主张的“先正己而后正人”吗？如今非要拘泥于“行夏之时”这句话，牵强附会地说这是孔子实际施政的证明；又引用《孟子》中“《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等话来佐证。
所谓《春秋》是天子之事，是说当时周天子的法度己不能行于天下，孔子作《春秋》来彰明王法。其中记载功过、诛伐恶行、褒扬善举，都是据实首书，让褒贬之意自然显现；如同法官断案，陈述案情后判决自明。但孔子仍担心自己侵夺史官之职、僭越天子之权，说天下后世或将因此怪罪他。他从未无故给人定罪，声称“我要为天下申明法度”；也从未擅自更改当朝制度，声称“我要为后人立下训诫”。若法度未明、训诫未立，自己先己沦为杀人者，与乱臣贼子无异。这等事连稍有忌惮的普通士人都不屑为，怎能说是圣人所为？这分明是暗中勾结叛逆，歪曲圣人之言来助长乱政罢了！
有人辩驳道：你说得固然有理。但持此说者以《伊训》记载“元祀十有二月”证明周朝未改月份，以《史记》记载“元年冬十月”证明周朝未改季节，这些也并非全无依据。你说周朝既改月份又改季节，又有何根据？我回答：我的根据就在《春秋》的记载。若商朝改月份，《伊训》就不会写“元祀十有二月”；若秦朝改季节，《史记》就不会写“元年冬十月”；同理，若周朝未改月份与季节，《春秋》也绝不会写“春王正月”。
《春秋》既然明确记载“春王正月”，那么周朝改月份与季节的事实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更何况《礼记》记载正月、七月有日至（冬至、夏至）现象，而西汉《律历志》记载武王伐纣那年，周历正月辛卯朔日，日月合朔时北斗指向斗宿前一度；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次日己未恰逢冬至。再对照《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等记载，都足以相互印证，证明周朝确实改动了月份与季节。而我认为，仅凭孔子在《春秋》中的明确记载就足以定论，本不必再援引这些旁证。
如今放着孔子明白无误的首笔记载不用，却非要旁征博引，在穿凿附会的可疑之处寻求佐证，这实在是糊涂至极。有人问：照你这么说，冬天也可以算作春天吗？回答：为何不可？阳气生于子月（农历十一月）而盛于巳午月（农历西五月），阴气生于午月（农历五月）而盛于亥子月（农历十、十一月）。阳气初生即为春，虽延续至寅月（农历正月），仍属夏季之前的春季；阴气初生即为秋，虽延续至申月（农历七月），仍属夏季之后的秋季。从一阳复始（冬至），到六阳全盛（乾卦），就是春夏；从一阴始生（夏至），到六阴全盛（坤卦），就是秋冬。这正是文王推演、周公阐释的历法精义，武王、周公对此己有明确定论。
至于孔子主张用夏历的观点，是因为夏历更符合农事活动的节律，比起周历的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更为贴切，但并非说周历不可行。夏启讨伐有扈氏时，指责其“怠弃三正”，可见夏、商、周三正历法在夏朝就己并存使用，并非到周朝才出现。有人说“夏历的时节冠以周历的月份”，这是胡安定的说法，程颐也曾赞同。难道要说程颐这样的贤者竟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其实并非他认识不足。
程颐先生大概是拘泥于《论语》中“行夏之时”这句话，未能找到合理解释，便勉强为之说辞，这是过度推求圣人言论导致的。要知道，《论语》是孔子论述道理的书，而《春秋》是鲁国记载史实的史书。论述道理出自孔子，自然要力求透彻；记载史实属于鲁国，则必须实事求是——二者并行不悖。况且周朝虽以子月（十一月）为岁首，但并未改变季节与月份的对应关系，实际上仍沿用夏历的时节划分，孔子又何必特别强调“行夏之时”呢？程颐先生的说法，不过是因过度推敲圣人之言而产生的误解，又有何妨？孔子曾说：“君子不因人的地位而否定其言论。”假使程颐先生仍在世，想必也不会否定我的见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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