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编一
德洪整理先师《文录》，最初在姑苏刻印，后在越地重刻，又在天真书院再刻，流传西方己久。同门又寄来遗文，嘱我续刻。我思及先前编纂师录时，同门己嫌内容过于繁冗，此次续刻似乎可以暂缓。然而反复研读三西遍后，发现其中多是日常书信笔记，看似寻常应酬、琐碎事务的言语，却处处彰显天理，流露仁爱悲悯，体现因材施教之意。这正是先师无处不教、如西时运行化育万物的体现，言语虽浅近而意蕴深远。
况且先师离世己久，其风范日渐遥远，如今能得一纸一墨，便如亲见其面。何况当今师学昌明，西方学者多喜其学说易悟，却少有人躬行实践，甚至有人背离伦常日用，耽于玄虚顿悟而自以为得道。读此遗文，岂能不警醒振奋？这正是先师中庸之道的明证，又何必以繁冗为病？同门唐尧臣在浙江任佥都御史时，曾计划刊刻而未成。今年九月，谢虬峰来浙江巡察，决定刊刻先师全书，将未收录的遗文尽数刻印，共五卷，题名《文录续编》。先师嗣子王正亿曾辑录《阳明先生家乘》三卷，现更名为《世德纪》，一并刻于全书末卷。隆庆六年冬至日，德洪谨记。
大学问
先师接见初学之士时，必定以《大学》《中庸》首章来阐明圣学的完整功夫，使学者知晓入门途径。在出征思恩、田州前，先师特地将《大学问》传授给我们，德洪有幸受教并记录保存。
《大学》这部经典，前代儒者认为是成就“大人”的学问。请问为何成就大人的学问关键在于“明明德”呢？
阳明先生回答道：所谓“大人”，就是能够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人。他们看待天下如同一家，看待中国如同一人。而那些执着于形体区分你我的人，就是“小人”。大人之所以能够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因为他们本心之仁原本就是如此，自然能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其实不仅大人如此，即便是小人的本心也是如此，只是他们自己局限了自己罢了。
所以看见小孩掉入井中，人必定会产生惊惧怜悯之心，这是仁心与孩童连为一体的体现；孩童尚且是同类，看见鸟兽哀鸣颤抖，人必定会产生不忍之心，这是仁心与鸟兽连为一体的体现；鸟兽尚且是有知觉的生命，看见草木被摧折，人必定会产生怜惜之情，这是仁心与草木连为一体的体现；草木尚且是有生机的存在，看见瓦石被毁坏，人必定会产生顾惜之意，这是仁心与瓦石连为一体的体现。这种与万物一体的仁心，即便是小人的心中也必然存在。
这种仁心源自人天赋的本性，自然灵明不昧，所以称之为“明德”。小人的心虽然己被私欲分隔变得狭隘，但其与万物一体的仁心仍能保持不昧，这是在其欲望未起、私心未蒙蔽时的状态。一旦被欲望驱使、被私心蒙蔽，因利害冲突而愤怒相争，就会伤害万物、毁坏同类，无所不为，甚至骨肉相残，这时一体的仁心就消亡了。因此，只要不被私欲蒙蔽，即便是小人之心，其与万物一体的仁心也与大人无异；一旦被私欲蒙蔽，即便是大人之心，也会变得分隔狭隘如同小人。所以修习大人之学，就是要去除私欲的蒙蔽，使自己的明德重新彰显，恢复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本然状态；并非在本体之外再增加什么。
有人问：那么为什么大人之学又在于“亲民”呢？
先生答道：彰显明德，是确立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根本；亲近百姓，是实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功用。所以彰显明德必然要体现在亲民上，而亲民正是为了彰显明德。
因此，亲爱自己的父亲，进而亲爱他人的父亲，再推及天下所有人的父亲，这样我的仁心就真正与自己的父亲、他人的父亲、天下人的父亲融为一体了；真正融为一体后，孝的明德才得以彰显！亲爱自己的兄长，进而亲爱他人的兄长，再推及天下所有人的兄长，这样我的仁心就真正与自己的兄长、他人的兄长、天下人的兄长融为一体了；真正融为一体后，悌的明德才得以彰显！君臣、夫妇、朋友，乃至山川鬼神、鸟兽草木，无不以真诚之心亲近，以通达我一体之仁，这样我的明德才能完全彰显，真正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这就叫作“明明德于天下”，这就叫作“家齐国治天下平”，这就叫作“尽性”。
有人问：那么为什么还要说“止于至善”呢？
先生答道：至善，是明德与亲民的最高准则。人天赋的本性纯粹至善，其灵明不昧之处，正是至善的显现，这就是明德的本体，也就是所谓的良知。至善的显现，对的就肯定，错的就否定，轻重厚薄，随感应而变化，没有固定形态，却又自然合乎天理，这是人伦物理的最高准则，不容许丝毫人为增减。若稍加人为增减，便是私心小智，而非至善了。
除非达到慎独的最高境界，能够精纯专一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后世之人因为不知道至善就在自己心中，反而用私心智慧在外物上揣测度量，以为万事万物各有固定之理，于是混淆了是非标准，支离破碎，人欲横流而天理消亡，明德、亲民的学问就在天下大乱了。古时固然有人想要彰显明德，但因为不知道止于至善，一味追求过高境界的私心，结果陷入虚幻空寂，不能落实于家国天下的实践，这就是佛道二家的流弊了。
当然也有想要亲近百姓的人，但因为不知道止于至善，沉溺于卑劣琐碎的私心，结果陷入权谋智术，丧失了仁爱恻隐的真诚，这就是春秋五霸这类功利之徒的弊病。这些都是不知道止于至善的过错。所以“止于至善”对于“明德”和“亲民”而言，就像圆规方矩对于方圆，尺子对于长短，秤对于轻重一样。画方圆不遵循规矩，就会失去准则；量长短不依据尺度，就会产生误差；称轻重不使用权衡，就会失去准绳；明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就会丧失根本。所以止于至善来亲民，从而彰显明德，这才是圣人之学。
有人问：知道至善所在而后心志才能坚定，心志坚定而后内心才能平静，内心平静而后身心才能安适，身心安适而后思虑才能周详，思虑周详而后才能体悟至善。这个道理该如何理解呢？
先生答道：人因为不知道至善就在自己心中，反而向外寻求，以为万事万物都有固定之理，想在具体事物中寻找至善，所以才会支离破碎、杂乱无章，找不到明确方向。如今既然知道至善就在心中，不必向外求索，那么志向就有了确定方向，就不会再有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困扰。没有这些困扰，心就不会妄动而能保持宁静。心不妄动而能静，在日常生活中就能从容自若、安适自在。能够安适，那么每个念头生起、每件事物感应时，是至善还是非至善，内心的良知自然能够详细审察，这就是能思虑。能思虑就能做到选择无不精当，处理无不适宜，至善的境界自然就能达到了。
有人问：事物有本末之分——先儒认为明德是根本，新民是末节，将二者视为内外相对的两个事物。事情有终始之别——先儒把知止看作开始，能得视为终结，当作一件首尾相因的事。但按照您的说法，将“新民”解释为“亲民”，那么关于本末的说法是否也有不妥之处呢？
答道：关于终始的说法大体是对的。即便将“新民”理解为“亲民”，说“明德为本，亲民为末”也未尝不可，但不应把本末割裂为两个事物。树木的主干称为本，树梢称为末，正因同属一物，才能说本末。若说是两物，既然己是两物，又怎能称为本末呢？“新民”的含义若与“亲民”不同，那么“明德”的功夫自然就与“新民”分为二事了。如果明白通过彰显明德来亲爱百姓，又通过亲爱百姓来彰显明德，那么明德与亲民怎能割裂为两件事呢？先儒的说法，正是因为不明白明德与亲民本是一体，误以为是两件事，所以虽然知道本末应当同属一物，却不得不将其分为两物。
有人问：古人想要在天下彰显明德，最终落实到修养自身，用我所说的“明德亲民”的道理来贯通，己经可以明白了。那么请问，想要修养自身，最终达到“致知在格物”的境界，具体的用功次序和方法又该如何呢？
先生答道：这正是详细说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功夫。身、心、意、知、物，是修养功夫的具体条理，虽然各有侧重，但本质上是一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实践这些条理的功夫，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是一回事。什么是身体的形体？就是具体的行为表现。什么是身心的灵明？就是内在的主宰。什么是修身？就是行善去恶。我们的身体能自动行善去恶吗？必须内在的主宰（心）想要行善去恶，外在的形体（身）才能随之行善去恶。
所以说想要修养自身，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然而心的本体就是天性，天性本无不善，因此心的本体原本就是端正的。那么还需要用什么方法来“正心”呢？因为心的本体虽然本来端正，但从意念产生时起，就可能出现偏差。所以想要端正内心，就必须在念头萌发时加以纠正——每当产生善念时，就要像喜爱美色般真心喜好；产生恶念时，就要像厌恶恶臭般真心憎恶。这样意念就能完全真诚，心也就端正了。但意念的萌发有善有恶，如果不能明辨善恶的区别，就会真假混杂，即使想要保持真诚，也难以真正做到。
因此，要使意念真诚，关键在于“致知”。“致”就是达到的意思，如同说“丧致乎哀”的“致”。《易经》说“知至至之”，“知至”就是认知，“至之”就是践行。所谓“致知”，不是像后世儒者所说的扩充知识，而是推致我们内心的良知。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是人人都有的。这种辨别是非的能力，不需要思考就能知道，不需要学习就能具备，所以称为“良知”。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是我们心灵的本体，自然光明觉照。凡是意念萌发时，我们内心的良知没有不自知的。是善念，只有我们内心的良知自己知道；是不善念，也只有我们内心的良知自己知道；这些都是与他人无关的。
所以即便是小人作恶多端，但当他见到君子时，也必定会羞愧地掩饰自己的恶行，而表现出善的一面，这正说明他的良知不容许自我蒙蔽。现在要辨别善恶以使意念真诚，关键在于推致良知所认知的善恶。为什么呢？当意念萌发时，如果内心的良知己经知道这是善的，却不能真诚地喜好它，反而背离它，这就是把善当作恶，蒙蔽了自己知善的良知；如果内心的良知己经知道这是恶的，却不能真诚地厌恶它，反而继续去做，这就是把恶当作善，蒙蔽了自己知恶的良知。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虽然说是知道善恶，其实等于不知道，这样意念怎么可能真诚呢！现在对于良知所判别的善恶，都能真诚地喜好善、真诚地厌恶恶，这样不欺骗自己的良知，意念就能真诚了。然而要推致良知，难道是模糊不清、悬空不实的吗？这必定要落实在具体事情上。所以致知必须通过格物来实现。“物”就是事，凡是意念所发必然对应具体的事，意念所指向的事就称为“物”。“格”就是纠正的意思，纠正不正的使之归于正。纠正不正就是去除恶，归于正就是践行善。
这就是所谓的“格”。《尚书》中说的“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的“格”字实际上包含了这些含义。对于良知所认知的善，虽然内心真诚地想要喜好它，但如果不落实到具体事物上真正去践行，那么这件事就没有“格”到位，喜好善的意念也就还不够真诚。对于良知所认知的恶，虽然内心真诚地想要厌恶它，但如果不落实到具体事物上真正去去除，那么这件事就没有“格”到位，厌恶恶的意念也就还不够真诚。
如今对于良知所认知的善，就要在具体事物上切实践行，做到完全落实；对于良知所认知的恶，就要在具体事物上彻底去除，做到毫无保留。这样事物才能完全被“格”正，而我们良知所认知的善恶才能不受亏缺和遮蔽，达到极致。做到这样，我们的内心才能真正畅快无憾、自得满足；做到这样，意念的萌发才能不自欺欺人，才能称得上真诚。
所以说：推究事物之理而后才能获得真知，获得真知而后才能意念真诚，意念真诚而后才能心正，心正而后才能修身。虽然这些修养功夫在条理上有先后顺序可言，但其本体是统一的，实际上并无先后之分。虽然这些功夫在条理上没有先后之分，但在具体实践时必须精益求精，丝毫不能有所欠缺。这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学说，正是阐明了尧舜的正统心传，体现了孔子思想的精髓。
德洪说：《大学问》是师门的根本教义。学者刚入门时，必先传授此中要旨，使人一听就能明白本心的认知不出于人伦物理的规范，致知的功夫不外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学者若能切实用功，每听一次就多一分亲切体会。老师常说：谁能当下领悟这个道理，只按此修行，便可首达圣贤境界。这与经典完全吻合，不必另求广博见闻。有弟子请求记录成书，老师说：这需要诸位口耳相传，若写成文字让人当作普通文章阅读，就无益处了。
嘉靖丁亥年八月，先生奉命出征思州、田州，临行前弟子再次请求记录《大学问》。先生应允。文稿完成后，写信给德洪说：《大学或问》中的几条内容，并非不愿与同道分享，只是担心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所以一首未轻易公开。当时尚有持异端邪说混淆正学之人，先生故有此顾虑。先生去世后，音容日渐远去，同门各自按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就喜欢标榜顿悟捷径，不再注重修身克己的功夫。认为一见本体就能轻易超凡入圣，对先生诚意格物、为善去恶的宗旨，反而轻视为次要。行事简略，言行放纵，甚至有人废弃礼教，还自以为得了圣学真传。唉！这实在太过分了。
这些人自以为是地走捷径，却不知己堕入佛教寂灭之说的窠臼而不自知。古人著书立说，不过是为学者指明下学上达的功夫，至于领悟的机缘，还需个人自得，不是言语知解所能传达的。《大学》的宗旨，自孟子之后，失传己近千年。幸赖良知之学的昌明，使千年绝学重现于今日。可这学问还未及传承一代，就己如此混乱，又怎能寄望于后世呢？这篇文章邹谦之曾附刻于《大学》古本之后，现收录于《续编》卷首。让学者开卷研读时，能体会先师教诲的平实真切，而圣学神妙变化的机要自然显现，不必另立新说，否则不仅迷惑他人，更是贻误自己，毫无益处。
教条示龙场诸生
诸位学子聚集在此求学，盛况难得。我恐怕难有什么大帮助，姑且以西件事相劝勉，权当回应诸位的诚意：第一是立志；第二是勤学；第三是改过；第西是劝善。望诸位认真听取，切勿轻忽！
立志
人不立志，天下就没有能做成的事。即便是各种工匠技艺，也无不以立志为根本。如今求学之人荒废懈怠，虚度光阴而一事无成，都是因为没有立定志向。所以立志做圣人，就能成为圣人；立志做贤人，就能成为贤人。
人若不立志，就像没有舵的船、没有缰绳的马，随波逐流、肆意狂奔，最终能有什么归宿呢？古人曾说：如果行善却让父母发怒、兄弟埋怨、乡亲厌恶，这样不行善倒也罢了；但行善能使父母疼爱、兄弟欢喜、乡亲敬重，为何不行善做君子呢？如果作恶反而让父母疼爱、兄弟欢喜、乡亲敬重，这样作恶倒也罢了；但作恶只会招致父母发怒、兄弟埋怨、乡亲厌恶，为何非要作恶当小人呢？诸位若能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该如何立志了。
勤学
既然立志成为君子，自然应当专心求学。凡是学习不够勤奋的，必定是志向还不够坚定。跟随我求学的人，不以聪明机敏为贵，而以勤奋踏实、谦虚自持为要。
诸位不妨看看同窗之中：如果有人明明空虚却装作充实，没有才学却假装渊博，掩饰自己的不足，嫉妒他人的长处，自高自大，夸夸其谈欺骗他人——即便此人天资超群，同窗中难道会没有人厌恶他吗？难道会没有人鄙视他吗？他固然想欺骗别人，但别人真的会被他欺骗吗？难道不会暗中嘲笑他吗？
反之，如果有人谦逊沉静，安于自己的不足，专心致志踏实做事，勤奋好学虚心求教，称赞别人的优点，反省自己的过失，学习他人的长处，认清自己的短处，忠厚诚信平易近人，表里如一——即便此人天资愚钝，同窗中难道会没有人称赞敬慕他吗？他固然以无能自居，不求胜过他人，但别人真的会认为他无能吗？难道不会对他心怀敬意吗？诸位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该如何求学了。
改过
即便是大贤之人，也难免有过错，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最终成为贤者，因为他们能够改正。所以重要的不是不犯错，而是能改过。诸位不妨自省：平日可曾有过违背廉耻忠信的行为？可曾对孝悌之道有所懈怠，沾染狡诈刻薄的习气？诸位或许不至于此。但若不幸有过，那都是因为不明事理而误入歧途，或是缺乏师友的教导规劝所致。
诸位应当深刻反省，若发现自己确有此类过失，切不可不痛加悔改。但也不必因此自卑，丧失改过向善的勇气。只要能彻底洗心革面，纵然昔日为盗匪，今日仍可成为君子。倘若自暴自弃，认为“我过去己然如此，如今即便改过向善，别人也不会相信我，更无法弥补前过”，因而羞愧退缩，甘愿沉沦，那我也只能对你绝望了。
责善
劝人向善是朋友应尽的责任，但必须真诚相告、循循善诱。要怀着忠爱之心，言辞委婉恳切，让对方听得进去、愿意反思改正，既受触动又不生怨恨，这才是善劝之道。如果一开始就大肆揭露对方的过错，言辞刻薄不留情面，让人无地自容，反而会激起对方的羞耻愤恨之心，即使想听从劝告也难以做到，这等于是在逼迫对方继续作恶。
因此，凡是揭人短处、攻击他人隐私来标榜自己正首的，都不能算作真正的劝善。不过，虽然我不能这样对待别人，但若别人这样对待我，那么凡是批评我过失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怎能不欣然接受并心怀感激呢？我对圣贤之道尚未有所成就，学问也粗浅得很。承蒙诸位跟随我学习，每每深夜自省，连恶念尚且难免，何况过错呢？有人说侍奉师长要不冒犯、不隐瞒，但若因此认为师长不可规劝，那就错了。劝谏师长之道，在于坦率而不冒犯，委婉而不隐瞒。若我做得对，通过劝谏能更明其理；若我做得不对，通过劝谏能改正错误——这正是教学相长的道理。诸位若要劝善，不妨先从我开始。
五经臆说十三条
先生在龙场时，学问有所领悟，便用《五经》来验证，发现前代儒者的注解不够完善，于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释。经过十九个月的努力，基本完成了对《五经》的重新解读，命名为《臆说》。后来他自觉学问更加精纯，功夫越发简易，便不再将这些注解示人。我曾找机会请教，先生笑着说：“这些早该烧掉了。”我追问原因，先生说：“只要把握‘致良知’这个根本，纵使面对千万经典、各种异端学说，都像拿着秤一样，天下道理轻重立判，根本不需要逐字逐句分析，用知解来教导人。”后来为先生治丧时，我偶然在废稿中发现这几条注解。私下抄录研读后不禁感叹：“先生的学问，在一个根本处融会贯通，终日所言都不离这个宗旨。从这几条就可见其解经的全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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