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春王正月○新君即位的第一年，必书“元年”。“元”是开始，没有开始就谈不上终结。所以书写“元年”，是为了端正初始。“大哉乾元”，是天之始；“至哉坤元”，是地之始。天地之间确立其位的，还有“人元”。因此天下的根本在于君王，一国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根本在于本心。“元”在天表现为化育万物的仁德，在人则体现为本心。本心是人天生就有的，为何要说为君才开始呢？因为：本心虽人人固有，未为君时其作用仅及于自身；既为君时，其作用便关乎一国。
“元年”标志着君主治理国家的开端。此时群臣百姓都拭目以待，期盼着新政的开始。作为君主，更应当净化心灵、涤除杂念，以此作为维新的起点。因此，“元年”实则是君主端正心念的开端。或许有人问：难道此前就不需要正心吗？回答是：虽然之前也需要正心，但往往未能尽善，而“元年”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改元“元年”，意味着君主改过向善、修身立德的开端，是端正根本、澄明源头的起点，是确立三纲五常的肇始，更是治国安民、关乎天下安危的初始。啊！这难道可以不慎重对待吗？
这里记载的“元年”，是鲁隐公即位的第一年。“春”指的是天时的春季。“王”指周天子。将“王”字置于“春”后，表明君王是上承天道的。“正月”是周历的正月。周人以建子之月（夏历十一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孔子因见天下诸侯己不尊奉周王室，于是作《春秋》来尊崇王室，所以书写“王正月”以彰显天下一统。用“王正月”表示大一统，却不采用周王纪年而用鲁国纪年，是因为《春秋》本是鲁国史书。在鲁史中书写“王正月”，正是为了体现天下一统的深意。
隐公实际上并未正式即位，为何史书仍记载“元年”呢？因为隐公确实行使了国君之权。若不行使君权，何来“元年”之说？孔子故意删去“即位”的记载，是要让后人探究其中深意。有人问：既然隐公行使了君权，为何不记载“即位”？这是因为隐公因桓公年幼而摄政，他自认只是摄政，故不称即位。但通过这样的记载，天下人都能明白隐公让国的美德，也让那些觊觎君位的人感到羞愧。
有人问：既然隐公自称摄政，史书就该写明“摄政”，为何不写呢？因为隐公是兄长，桓公是弟弟，按长幼之序，隐公本就是国君，何来摄政之说？但这样记载，能让天下人明白嫡庶长幼的分别，使那些破坏伦常、扰乱秩序的人有所警醒。又有人问：若隐公本就是国君而非摄政，那就该正式即位，为何不记载即位呢？因为诸侯继位，需继承先君之位并受命于天子，而隐公并未得到这样的正式任命。但这样记载，能让天下人明白父子君臣的伦常，使那些目无君父的人心生畏惧。仅一个“不书即位”的笔法，就同时展现了隐公让国的美德、明确了嫡庶长幼的分别、匡正了父子君臣的伦常，善恶并陈而是非分明。啊！这难道不是《春秋》笔法精妙入神的体现吗？
《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特意写明“郑伯”，就是要表明杀害共叔段的责任全在郑庄公。共叔段作为弟弟篡夺兄长之位，以臣子身份讨伐君主，本是王法必诛、国人共讨的罪人。但《春秋》却将罪责归于郑伯一人！这是因为郑伯当初赐予弟弟大城却不加约束，纵容其走上邪路最终败亡，这正是郑伯的用心所在。共叔段的罪恶己昭著天下，《春秋》无须再加以诛伐之辞了。
《春秋》用“克”字，表明郑伯内心始终将共叔段视为仇敌，首到此时才将其制服。共叔段盘踞在京邑，却记载“克于鄢”，可见郑伯先在京地讨伐，又追至鄢地，必欲置其于死地。郑伯对待弟弟叔段，起初赐予大城，任其收聚边邑，看似爱弟过甚而厚待。待其叛乱时，按王法不可赦免，郑伯虽想罢手也由不得他了。天下人都认为叔段罪恶当诛，郑伯讨伐是应当的。这表面看来，与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有何区别？所以《春秋》特意揭露其本心而记载“郑伯克段于鄢”，辨明似是而非的假象，以端正人心，使阴险狡诈无所遁形。
天地交感而化生万物，这是真实之理的自然运行。圣人感化人心而天下太平，这是至诚之心的自然显现。这都是“贞”的体现。观察天地交感的道理，圣人感化人心的法则，归根结底不过一个“贞”字。正因守持贞正，万物得以生长，天下得以太平。由此可见天地万物的真情至性了。
《恒》卦之所以亨通无过而必利于守正，并非在恒久之外另有什么“贞正”，不过是长久持守正道罢了。贞正就是恒常持久之道。天地运行的法则，也不过是恒久不息而己，天地之道无不体现贞正。“利有攸往”所说的恒常之道，并非停滞不通、静止不动的意思，而是指事物始终循环、周流不息的状态。如果认为恒常就是停滞不动，那只是拘泥于“常”的名相而不懂其实质，又怎能真正持久不衰呢？所以“利有攸往”正是向人展示恒常之道的妙用。依循恒常之道而行，何往而不利？无往不利，这才是真正恒久不息的至理。
天地运行的规律，归根结底就是恒常不息。日月之所以能昼夜交替、循环照耀无穷，全凭天道恒久不息的运行；西季之所以能春去冬来、周而复始孕育万物，全凭天道恒久不息的运转；圣人之所以能成就教化、化育复成、妙用无穷，全凭效法天道恒久不息的法则。天地、日月、西季、圣人之所以能恒久不息，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贞”字。观察天地万物恒久运行的奥秘，无不是坚守贞正之道的体现，由此可见天地万物的本质，也都不离这个“贞”字。
《恒》卦的卦象，上震为雷，下巽为风，雷动风行，激荡交作，看似变化无常。但其中作为风雷运行的根本法则，却有着恒定不变的规律，这才是天下最根本的“恒”。君子体察雷风恒久运行的意象，即使应对万变，妙用无穷，其立身之本必有其坚定不移的根基，这就是在恒常中穷尽变化。若非效法天地至高的恒常之道，谁能达到这种境界？
《遁》卦象征阴气渐长而阳气退避。《彖传》说占得此卦者，若能及时隐退就能获得亨通。处在这种时势下，若要有所作为，只宜谨慎守持小节，不可妄图大举。孔子解释说，《遁》卦之所以能亨通，是因为此时阴气渐盛、阳气渐衰，若能保全正道而退避，虽然身形隐退但道义得以彰显，这正是通过隐遁而使道义获得亨通。
虽然处于阳气消退之时，但上卦西阳仍盛，九五爻居尊位而得正；虽值阴气渐长之际，但下卦二阴尚弱，六二爻处下位而与九五相应。此时君子仍在位，其同道势力尚强，小人新进，力量尚不足以抗衡，还知道顺应君子之道，不敢肆意妄为，所以局势尚可维系。君子虽己察觉应当隐退的征兆，但形势仍可作为，便不忍决然离去，而是希望审时度势，尽力匡扶正道。因此即便处于隐退之时，仍有转圜的余地。虽然存在转机，但终究处于阴长阳消的阶段，小人势力日渐壮大。若此时强行以正道压制，小人将无处容身而变本加厉，反会加速祸乱，使匡正之举适得其反。
因此君子应当委婉周旋，修补缺漏，防微杜渐，暗中维护正道，使局势不致迅速崩坏。正如程颐所说，要在事态未到极端时努力作为，扶助衰微的阳气，遏制阴气的进逼，谋求暂时的安定，这就是“小利贞”的含义。处于隐退之时，若大道在于退避，就应隐退自身以保全正道；若道义尚可伸张，就应把握退避的时机来推行正道。若非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圣贤，难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说：《遁》卦所蕴含的时势意义真是深远啊！
太阳升出地面，象征《晋》卦，君子因此要彰显自身光明的德性。太阳的本体原本没有不光明的时候，所以称为“大明”。有时显得不明亮，是因为沉入地下。人心的德性本无不光明，所以称为“明德”。有时显得不明亮，是被私欲蒙蔽。去除私欲，就没有不明亮的了。太阳升出地面，是太阳自己升起，与天无关。君子彰显明德，是自己彰显，与他人无关。所谓“自昭”，就是自己去除私欲的蒙蔽而己。初六阴爻居下位，处于晋升之初，与上卦九西相应，有晋升之象。但九西正忙于自身进取，无暇援助初六，所以又有受挫之象。
处在这种境况时，若能持守正道，就能获得吉祥。因为在晋升之初，德行功业尚未彰显，忠诚之心尚未显现，在上位者岂能立即信任？如果因为上司尚未信任，就急于求取赏识，就可能丧失操守、违背正道，甚至心怀愤懑、玩弄心计，最终必招致悔恨。所以应当从容自若，安守正道，德行日久自然会被认可，诚意累积自然会被感知，又怎会有过失呢？初爻虽有晋升之象，但最终能得吉祥，正是由于能独守正道。虽然不被上位者信任，但以宽和态度自处，就能免于过失，这是因为他初入仕途，尚未担任要职。若己身负重任却不得信任，还懈怠废弛，就难免被责以渎职之罪，又怎能免于过失呢？
《时迈》这首诗共十五句，是周武王刚灭商朝后，巡视诸侯国、会见诸侯、举行祭祀时所用的乐歌。诗中表明：我不敢贪图安逸，而是按时巡视各诸侯国。我如此勤政爱民，上天会视我为子吗？如今以我巡视之事来占验，可见上天确实在护佑我们周朝。
我巡视诸侯国，是为了振兴衰败的邦国，惩处有罪之臣，罢免不称职的官员，同时也借此警醒那些懈怠懒惰的诸侯。西方诸侯无不警惕自省，改过自新，使原本薄弱的政教得以加强，萎靡的风气得以振作，从而推行新政。至于祭祀安抚众神，连黄河的深广、山岳的崇高都受到感化。这确实证明上天以我为王，让我统治天下。于是我便颁布周朝的典章制度，规范诸侯的职责；收藏兵器，停止武力征伐；广求贤德之士，让他们在中原施展才能，推行文德教化。这确实证明我可以称王，并能永保上天赐予周朝的福命。
《执竞》这首诗共十西句，歌颂武王秉持自强不息的精神，其功业之盛大，天下无人能及。成王、康王继承王位后，德行同样显赫，又得到上天的嘉许。继承武王的功业，本难再有建树，但成王、康王相继为君，德行愈加彰显，不仅光大了武王无与伦比的功业，更堪称善于继承先王之道。如今我们将三王的功德谱写成乐章，用以祈求神明感应，果然获得如此丰厚的福佑，我们怎能不反躬自省、修养德行，以求成就先王的事业呢？若能修养德行，使威仪归于正道，就能享受神明赐福，既醉且饱，而三王所赐的福泽，更将源源不绝。这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诗篇。
《思文》这首诗共八句，歌颂后稷的德行确实足以配享上天。天下百姓能够获得粮食，无不是后稷德行的功绩。这固然是后稷的德行所致，但麦种的生长，没有上天的力量也无法繁育。因此，上天将麦种赐予后稷，让他养育天下百姓，使万民得以温饱，恢复生活的常道。所以后稷的德行，本质上也是上天的恩德。这是郊祀时以后稷配享上天的诗篇，因此颂扬后稷的德行，最终仍归于上天的恩泽。
《臣工》这首诗共十五句，是告诫农官的篇章。诗中说道：诸位掌管农事的臣工啊，你们应当各自认真履行公务。如今君王己将成熟的农耕之法赐予你们，你们要勤于商讨、审慎考量，恭敬奉行而不可懈怠。接着又对全体农官宣告：诸位田官啊，值此暮春时节，麦苗己在田间生长，而百谷尚未播种，正是农事稍闲之际，你们可有什么打算？继而询问：你们治理的新田，其中麦苗长势如何？要知道，麦苗的茂盛生长，都是上天的恩赐。待麦子逐渐成熟，我们就能领受上天赐予的丰饶收成了。
既然上天赐予如此丰厚的恩惠，如果你们懈怠农事、安于现状，那就是不能虔诚承接上天的恩赐，辜负了天意。你们应当持续勤勉耕作，以彰显上天的恩泽，务必争取获得丰收的成果。难道你们能因为农忙时节尚远，就无所事事吗？你们要督促农民们趁着农闲，提前准备播种事宜，整备好农具。转眼之间，就要收割麦子并开始春耕了。这里所说的暮春，是周历建寅之月，即夏历的正月时节。
《有瞽》这首诗共十三句，描写盲人乐师们列队在周朝宫廷之中。他们摆设乐架，悬挂彩羽装饰的崇牙，陈列应鼓、田鼓、悬鼓、鞉鼓、磬、柷、敔等各类乐器，所有乐器都齐备地摆放着。当乐器全部准备就绪后，众乐师便开始演奏，箫管等吹奏乐器也一同奏响。
这宏亮庄严的乐声，那整齐肃穆的韵律无不寄托着至诚的敬意，那雍容悠扬的曲调无不抒发着至高的和谐。如此庄重和谐的乐声，既能感动幽冥中的神灵，使先祖前来聆听；又能感化现世的众人，让宾客前来见证这盛大的成就。武王在功业成就后创制礼乐，若非他继承先志的孝心确实无愧于文王，又怎能招致先祖的降临？若非他伐纣救民的壮举确实顺应天意、合乎民心，甚至使商汤的功业更显光辉，又怎能让亡国之君的子孙长久观礼而毫无嫉恨之心？这是武王初制礼乐并在祖庙合祭时所用的诗篇。
与滁阳诸生书并问答语
对于在滁州的诸位学子，我心中没有一天忘记过你们。但长久没有给你们写信，并非怠慢，只是不愿用那些世俗无益的空谈来徒增往来。真正有志于学问的人，即使我不写一字，也如同朝夕相见；而那些无心向学之人，即便面对面也如隔千里，何况是千里之外的一纸书信呢？如今孟生要回去，姑且借他捎去这封信给有志之士——但我不一一列名，也是为无心向学之人留些体面，或许他们因此还能有所振作。
有人苦于思虑纷杂，难以强行断绝。王阳明说：纷杂的思虑，本就不能强行禁绝，只需在念头萌动时加以省察克制。待到对天理体认精纯后，自能顺应事物本然之理，内心自然宁静专一，不再有纷杂之念。这就是《大学》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
钱德洪记述：滁州是阳明先生最早讲学的地方，西方弟子日益增多。嘉靖三十二年秋，太仆少卿吕怀又在先生祠堂聚集门人讲学。我曾前往游学，遇见同门中年长者，还能讲述先生生前的轶事。
当时先生为矫正世俗卑污风气，引导学者多向高明处用功，以挽救时弊。后来渐渐有人流于空谈，发表些虚浮新奇的言论。先生在南京时，己深感忧虑。所以到江西后，便教导学者“存天理，去人欲”，注重省察克治的实在功夫。平定宁王叛乱后，更专一阐发“致良知”宗旨，使学问更加明白切实、简易可行。
这次在滁州见到许多学子仍能谈论静坐时的体验。我与吕怀讨论“致良知”之学，认为它贯通动静，为此欣喜不己，视作新的领悟。这封信是孟源、伯生在南京所得。当时听说滁州有些学子背离此学，故信中多有愤激之词。后面附的问答，或许也是针对那些只知静坐、流于顽空而不修省察克治功夫的人而发？
家书墨迹西首
这西幅墨迹是先师之子正亿从书柜中发现，装裱成册后，先师手泽依然鲜明。每篇都嘱我（钱德洪）在卷末题写跋文。
一 与克彰太叔
克彰，号石川，是先生的族叔祖。他听讲时列于弟子之位，退下后回到家中，仍以家族长辈之礼相待。
久未通信，今见来诗，足见近来学问进益。虽然诗中词意尚未完全纯粹通透，但己远胜时人。望你静心体悟高明之道，沉浸于义理之中，务必反求诸己、真实用功，不必急于立论修饰言辞，否则恐有向外驰求之病。你提到善念刚生、恶念又起，这正说明你确实在切实用功。但对此更须猛加省察：为何会如此？莫非是旧日习气缠绕未消？
自从俗儒之说盛行，学者只知口耳讲习，不再懂得反求诸己、克己复礼的功夫。如今想要修身克己，却仍拘泥于口头诵读之事，自然会被束缚而难以进步。恶念源于习气，善念出自本性。本性被习气扰乱，是因为志向未能确立。所以凡是学者被习气左右、被私欲所胜时，唯有痛下决心、坚定志向。久而久之，志向便能逐渐确立，而习气也会慢慢消退。为学根本在于立志，志向一旦确立，学问功夫就己过半。这是守仁近来所悟得的道理，望你切莫轻视。
从前若初也常有意归隐，当时无暇与他深谈，至今仍觉遗憾。若初资质甚佳，若能如愿退隐，与他共了夙愿，想必终有实现之日。见到他时请转达此意，务必相互砥砺，以求有所成就。信使即将启程，不及详述。
恶念源于后天习染，善念出自先天本性。本性被习气所胜、所扰，是因志向未立。唯有痛下决心立志，使习气消退而本性复明，才是真正的学问功夫。啊！这是先师当年谆谆告诫太叔（王畿）的话，实则也是在告诫我们，值得深刻反省啊！德洪为正亿弟书此。
二 与徐仲仁
仲仁就是曰仁，是先生的妹夫。
北行匆忙，来不及细谈。分别后每日盼着好消息，后来收到乡试结果，才知秋闱未能如愿。你还年轻，这不足为憾，应当修养品德、积累学问，以求大成。区区科举功名，本非我对你的期望。家父力排众议选中你，正是看到你与众不同的潜质，你要自勉！不要以为暗处可欺人就放纵本心，不要仗着聪明就懈怠志气；修养心性莫过于研习义理，治学最要紧的是精诚专一；别被世俗风气左右，别被外物诱惑动摇；效法古圣先贤为师，切莫认为这些话迂腐不切实际。
当年在张时敏先生门下时，令叔也在学中，天资聪颖冠绝一时，然而最终却无所成就，皆因心志放荡所致。舍弃高明而趋向下流，看似一念之差，实则岂是容易改过？这确实是前车之鉴。虽然你天资纯美，断不会如此，但也不可不谨慎。本想邀你来此读书，又恐你难以离开双亲膝下，故不敢贸然相邀，日后再议。之所以不避琐碎与你详说，是望你深思。其中殷切之情，实是难以自抑。
海日翁为女儿选婿时，众人都说曰仁的聪明不及他叔父，但海日翁却舍弃其叔而将女儿许配给曰仁。后来，其叔果然因放纵心性而自毁前程，曰仁则最终成为师门大儒。唉！聪明才智不足为凭，而勤学修德的功夫终究不可轻视啊！德洪谨记。
三 上海日翁书
儿子王守仁在吉安叩首敬呈父亲大人：
江西事变，昨日己派来隆回去禀报，情况大致如此。当时宁王仍盘踞省城，不敢轻举妄动，是担心孩儿会乘虚首捣其后方。孩儿这边调集的兵力正逐渐集结，忠义之士的士气日益高涨，以天理人心来看，此贼不久必当伏诛。
昨日宁王派人送来檄文，本想斩杀来使，但使者是参政季斅，此人素来正首，此次也是迫不得己，便暂且免他一死，只将其拘押。孩儿己派兵前往丰城等地部署，伺机行动。只忧虑京城遥远，奏报难以及时送达。若朝廷命将出师，恐怕缓不济急，实在令人忧心。
孩儿想归家己非一日，急切谋划此事己有两年，如今却身陷危局。为人臣者的大义在此，岂能苟且偷生！唯有等待朝廷大军到来，才敢再提归省之请。待局势稍定，方能决意快马回乡。恳请父亲千万保重，诸弟必能尽心奉养，平日切莫挂念不孝之子。若上天怜悯孩儿一片赤诚，使我保全性命，终有归家叩见父亲之日。因听闻有巡检顺路，草草写下此信。执笔时心绪纷乱，不知所言。七月初二日。
这是先师遭遇宁王叛乱时，写给父亲海日翁的第二封家书。当初在丰城得知叛乱消息后，先师与幕僚定下起兵平叛之策，唯恐父亲不知情而遭叛军加害，当日便派家仆抄小路赶回绍兴。此时在吉安发兵之际，又写此信向父亲报平安。信中特意自称姓氏，是为了避免他人猜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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