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满怀希望又难掩忐忑的刘建军，王浩然立刻通过内部系统申请调阅“幸福里小区坠楼案”的卷宗。案件以意外事件处理，卷宗并不复杂，很快便呈现在他眼前。
他泡了一杯浓茶，驱散午后的倦意，开始逐字逐句地研读。
表面看来，这确实是一起无懈可击的“意外”。
· 现场勘察报告：死者陈大爷，独居，尸体发现于3号楼下绿化带，符合高坠伤特征。阳台护栏高度符合安全标准，但有一处老旧松动（报告备注：小区楼龄较老，存在部分设施老化问题）。阳台及室内未发现明显打斗痕迹。
· 法医鉴定报告：死者体内未检出常见毒药物，损伤均为高坠所致，死亡时间推断为晚间9点到11点。结论：符合高坠死亡，未提及外力胁迫痕迹。
· 证人证言：
· 物业经理证言：提及小区设施老化问题，曾向业委会反映过。对保洁员刘秀英的“图画证言”表示“无法理解，可能因其身体原因产生误解或幻觉”，并暗示其家庭困难，“或许有借此寻求补偿的可能”。
· 几位邻居证言：均表示陈大爷为人低调，偶尔与邻居下棋，未听说与人结怨。对于坠楼，多倾向于“年纪大了，不小心”、“阳台栏杆太旧了”等意外推测。
· 刘秀英的“证言”：卷宗中仅以“情况说明”附件形式存在，附了那几张图画的复印件和刘建军笔录的摘要。办案民警在备注中写道：“……报案人（刘建军）及其姐（刘秀英）均无法清晰描述具体过程，证言来源单一且存在沟通障碍，与现场勘察及法医鉴定结论不符，故不予采信。”
· 监控记录：小区公共区域监控覆盖面有限，3号楼周边恰为盲区。电梯及楼道监控未发现可疑人员（备注：案发时段仅有几位本楼居民正常出入）。
一切证据都严丝合缝地指向“意外失足”。现场、法医、证人（除刘秀英外）、监控，共同构建了一个看似无可辩驳的逻辑闭环。刘秀英的图画，在这个闭环里，就像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被轻易地归结为“误解”、“幻觉”甚至“别有用心”。
王浩然放下卷宗，走到窗前。夕阳给城市镀上一层金色，却无法驱散他心头的寒意。
太“完美”了。
完美的没有打斗痕迹，完美的监控盲区，完美的设施老化理由，完美的……对唯一不同声音的“合理解释”。
然而，正是这种完美，让他心生警惕。现实中的意外，往往伴随着各种偶然与混乱，而这份卷宗所呈现的，更像是一个被精心擦拭过的现场。
他想起了刘秀英那几张画。笔触虽然稚拙，但表达的核心信息却异常清晰——推搡，以及那个被拿走的小盒子。这绝非“误解”或“幻觉”能解释的。一个聋哑保洁员，在深夜工作时，有什么动机要去凭空臆造一场如此具体的谋杀场景？
还有刘建军那执拗的眼神和心中那份不容置疑的信任。“我姐姐从不说瞎话！” 这句话背后的力量，远比卷宗里那些程式化的证言更有分量。
王浩然坐回电脑前，调出了幸福里小区的基本信息和业委会成员名单。他的目光在一个名字上停留片刻——陈伯年，退休教师，小区业委会副主任，同时也是3号楼的楼长。根据物业经理的证言，正是陈伯年多次向物业反映过3号楼护栏老化的问题。
是巧合吗？
一个多次提醒护栏隐患的业委会成员，他所住的楼栋，恰好发生了一起因“护栏老化”导致的坠楼意外？而唯一的目击证人，指证了可能存在推搡行为？
王浩然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在他的脑海中，那几张蜡笔画再次浮现——楼顶，推搡，坠落，被拿走的小盒子。
刘秀英用沉默的画笔，勾勒出了一个与“完美意外”截然不同的故事版本。
现在，他需要去验证这个版本。
下一个目标，他需要亲自去那个小区看看，去感受那里的氛围，去会见那位“模范业主”陈伯年，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去见一见那位身处风暴眼却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关键证人——刘秀英本人。
他要亲耳“听一听”，在那片沉默的世界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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