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深秋的上海外滩，晨雾还没散尽，黄浦江面上的货轮就己经鸣着汽笛缓缓靠岸。东亚洋行的大楼立在外滩12号，米白色的花岗岩外墙被雾气浸得发暗，门口站着两个穿日军军装的卫兵，步枪斜挎在肩上，靴底踩在大理石台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往来的职员大多低着头快步走过，西装领口的纽扣扣得严严实实，没人敢抬头多看卫兵一眼——自从三个月前日军接管洋行，这里就成了租界里人人避之不及的“虎穴” 。
苏砚站在洋行大门外，理了理身上的藏青旗袍。旗袍是老墨特意托人做的，领口和袖口没有多余的花纹，长度刚过膝盖，既符合打字员的职场身份，又不会因为过于惹眼被人记住。她的乌发梳成低马尾，用黑色皮筋扎紧，脸上只涂了一层薄粉，嘴唇抿得很首，刻意收敛了往日的灵气，多了几分新人的拘谨。手里攥着的牛皮纸档案袋里，装着“苏晚”的应聘资料，照片上的姑娘眼神怯生生的，和此刻站在门口的她，一模一样 。
“姑娘，是来应聘的？”门口的老门房探出头，声音压得很低，“打字员的岗位吧？快进去，人事科在二楼，晚了要挨骂 。”苏砚点点头，说了声“谢谢”，快步走进大楼。前厅很宽敞，天花板上的水晶灯蒙着一层灰，墙角的落地钟敲了八下，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震得人心里发紧。走廊两侧的办公室门都关着，只能听见里面传来打字机“哒哒”的声响，还有偶尔夹杂的日文呵斥声 。
人事科的办公室在二楼走廊尽头，推门进去，一股烟味扑面而来。一个穿灰西装的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后，头也不抬地说：“应聘打字员？姓名，之前做过什么？”“我叫苏晚，从苏州来的，之前在镇上的布庄做过两年记账，会中英文打字 。”苏砚的声音刻意放得轻柔，带着一点苏州口音——这是老墨教她的，带点乡音的新人，更容易让人放下戒心 。
男人终于抬头，推了推眼镜，上下打量她：“会日文吗？洋行里很多文件是日文的，要翻译 。”苏砚心里一紧，面上却装作犹豫的样子：“在布庄时跟着账本学过一点基础的，简单的翻译应该可以，复杂的可能要慢慢学 。”男人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日文商务文件和一台老式打字机：“给你半小时，把这个文件翻译成中文，再用打字机打出来，不能有错别字 。”
苏砚接过文件，指尖触到纸页时，心跳漏了一拍——文件末尾写着“佐藤少佐亲批”，佐藤的名字，像一根细针，扎在她的心上。她走到靠窗的打字机前坐下，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文字上。文件是关于洋行“物资运输调度”的，里面有“货物中转”“码头交接”等字眼，看似是普通商务内容，可苏砚注意到，“中转点”这个词的日文标注旁，用铅笔写了一个小小的“特”字 。
她握着打字机的按键，指尖稳定，没有一丝颤抖。德文和英文的基础让她对日文的语法并不陌生，加上这几天突击练习的商务日语，翻译起来很顺利。只是在译“中转点”时，她特意停顿了两秒，按照老墨的嘱咐，没有过度解读，只按字面意思译成“货物中转地点”，避免显得过于精通日文 。
半小时后，苏砚把译好的文件和打好的纸页递过去。男人翻看了两页，又对照着日文原文查了几个词，点了点头：“还行，错别字不多，日文翻译也还算准确。你去三楼打字间找王主任，就说人事科派来的打字员，以后你就归她管 。”
苏砚攥着档案袋，转身走出人事科。三楼的走廊比二楼更安静，打字间在走廊中段，门虚掩着，里面传来西五台打字机同时工作的“哒哒”声。推开门，一个穿藏青连衣裙的女人抬起头，她留着齐耳短发，脸上没什么表情：“你就是苏晚？跟我来，这是你的位置 。”
女人指着靠窗的一个空位，桌上摆着一台旧打字机，旁边堆着一摞未整理的文件。“我是王主任，负责打字间的调度。”女人的声音很冷淡，“记住三条规矩：第一，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别看；第二，佐藤少佐和周顾问的文件，要优先处理，译完首接送进办公室，不能经过第二个人的手；第三，下班前要把当天的文件整理好，锁进档案柜，少一张纸，你担不起责任 。”
苏砚点点头：“我记住了，王主任 。”她刚坐下，旁边一个穿粉色衬衫的姑娘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我叫李娟，你叫我李姐就行。王主任就是这性子，别往心里去，她也是怕出事 。”李娟的声音很轻，眼睛却警惕地扫了一眼周围：“你刚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佐藤少佐是洋行的‘太上皇’，他的办公室在顶楼，除了他的副官，没人敢随便上去。上周有个打字员，把他的文件译错了一个日文词，当天就被卫兵带走了，再也没回来 。”
苏砚的指尖顿了顿，假装害怕地攥紧了衣角：“这么吓人？那他的文件，要是译不好怎么办？”“所以要格外仔细，”李娟叹了口气，“他的文件大多是日文，有些词看起来是商务用语，其实是军事术语，译之前最好多核对几遍。对了，他每天上午十点会来打字间拿文件，你到时候别慌，他问什么，你答什么，别多嘴 。”
苏砚“嗯”了一声，低头整理桌上的文件，心里却在快速盘算——李姐说的“军事术语”，大概率和中转站有关；佐藤每天上午十点来拿文件，这是接近他的第一个机会。她打开打字机，试着敲了几个键，键盘有些卡，却还能用。刚敲了两行字，王主任走过来，把一摞日文文件放在她桌上：“这些是佐藤少佐的文件，十点前译好，打印两份，一份送他办公室，一份存档 。”
苏砚看着桌上的文件，封皮上印着“机密”两个日文大字，她的心跳瞬间加快。她翻开第一页，里面全是关于“物资运输路线”的内容，提到了“荣安里”“裁缝铺”“初五”等关键词，和父亲留下的草图上的信息完全吻合！她强迫自己冷静，指尖落在打字机按键上，一边翻译，一边把关键信息记在心里——“荣安里裁缝铺后，初五上午十点，物资中转”，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她的脑海里 。
九点五十分，文件终于译完。苏砚打印了两份，仔细核对了一遍，确认没有错别字，才把文件装进牛皮纸信封，封好口。“我陪你一起去，”李娟走过来，压低声音，“第一次送文件，我带你认认路，顶楼的卫兵只认熟脸 。”
苏砚跟着李娟走向楼梯间，楼梯上铺着红色地毯，吸走了脚步声，只剩下两人的呼吸声。顶楼的走廊很短，尽头就是佐藤的办公室，门口站着两个卫兵，手里的步枪上了刺刀。李娟对着卫兵点了点头，指着苏砚说：“这是新来的打字员苏晚，送佐藤少佐的文件 。”
卫兵没说话，侧身让开一条路。李娟推了推苏砚的胳膊：“进去吧，记得放下文件就出来，别多待 。”苏砚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办公室的门，里面传来一声低沉的日文：“进来 。”
推开门，一股淡淡的檀香飘过来。办公室很大，铺着深色木地板，墙上挂着一张上海地图，地图上用红笔圈着十几个点。佐藤坐在办公桌后，穿着藏青西装，左手戴着一块金表，正是父亲草图上画的那块。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可眼神落在苏砚身上时，带着一种审视的锐利 。
“你是新来的打字员？”佐藤开口，用的是流利的中文，没有一点口音。苏砚低下头，双手递过文件：“是的，佐藤先生，您的文件，译好了 。”佐藤没有接文件，而是盯着她的脸：“你叫苏晚？从苏州来的？”“是 。”“会日文？”佐藤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节奏很慢，却像敲在苏砚的心上 。
“只……只学过一点基础的，翻译文件还要对着词典查 。”苏砚的声音故意发颤，假装紧张地攥紧了衣角。佐藤突然笑了，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日文军事杂志，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段关于“通讯中转站防御”的文字：“那你翻译一下这段，不用翻全文，就翻第一句话 。”
苏砚的心脏“咯噔”一下——这段文字里，“中継所”（中转站）这个词，正是父亲教她注意的“战略节点”含义，要是按普通商务用语翻译，肯定会被怀疑；可要是译得太精准，又会暴露自己的日语水平。她深吸一口气，想起老墨教她的“半真半假”，弯腰凑近杂志，手指点着文字，故意放慢语速：“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讯中转站的防御工事，要加强对周边区域的巡逻’。”她顿了顿，装作不确定的样子，“‘中継所’这里，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中转站’的意思，之前在布庄，只接触过‘货物中转’的说法 。”
佐藤盯着她的眼睛，看了足足三秒，突然抬手，把桌上的墨水打翻在文件上。黑色的墨水迅速晕开，盖住了文件上的文字。“哎呀，不小心打翻了 。”佐藤的语气很平淡，没有一丝歉意，“文件脏了，你拿回去，重新译一份，十一点前送过来 。”
苏砚的手心全是汗，她知道，这是佐藤的试探——打翻墨水是假，想看她的反应是真。她没有慌，而是立刻拿起脏掉的文件，弯腰鞠躬：“对不起，佐藤先生，我这就回去重新译，一定按时送过来 。”说完，她转身就要走，眼角的余光却飞快地扫过墙上的地图——地图上，荣安里的位置被画了一个醒目的三角形，三角形旁边写着“初五”两个字，和父亲草图上的标记完全吻合！
“等等 。”佐藤突然开口，苏砚的脚步顿住，后背的汗瞬间浸湿了旗袍。“你的打字机，好用吗？”佐藤的声音很轻，“打字间的机器大多是旧的，要是不好用，可以跟我说 。”苏砚转过身，依旧低着头：“谢谢佐藤先生，机器能用，不麻烦您 。”“嗯，下去吧 。”
走出办公室，苏砚的腿己经有些发软。她快步走下楼梯，在楼梯间的拐角处停下，扶着墙大口喘气。刚才在办公室的几分钟，像过了几个小时，佐藤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带着看不见的压力，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她抬手摸了摸口袋里的钢笔——笔帽里藏着一张微型纸条，刚才在办公室，她己经把地图上的三角形标记和“初五”的信息，用指甲刻在了纸条上 。
回到打字间，李娟立刻凑过来：“怎么样？没出事吧？我刚才看见你进去了好久，吓死我了 。”苏砚摇摇头，坐在打字机前：“没事，就是文件被墨水弄脏了，要重新译一份 。”她打开打字机，指尖落在按键上，却没有立刻开始打字——她的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墙上的地图，三角形标记的位置，正好在荣安里张记裁缝铺的后面，和父亲说的“隐蔽入口”完全对应 。
十一点整，苏砚拿着重新译好的文件，再次走进佐藤的办公室。这次，佐藤没有再试探，接过文件翻了两页，就放在了桌角：“放在那里吧，你下去 。”苏砚弯腰放下文件，转身时，特意看了一眼桌角的文件——文件旁边，放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上面画着中转站的简易防御图，虽然只露出一角，她还是看清了“正门有两个卫兵，后门通巷弄”的标注 。
走出洋行大门时，己经是中午十二点。黄浦江面上的雾散了，阳光照在花岗岩外墙上，却没有一丝暖意。苏砚沿着外滩的人行道慢慢走，手里攥着那支藏了纸条的钢笔。她知道，今天的初遇，只是潜伏的开始，佐藤的试探不会只此一次，顶楼办公室里的地图和防御图，是父亲用命换来的线索，也是她接下来要突破的关键 。
走到霞飞路的拐角，苏砚看见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她走过去，买了一包烟，趁小贩找钱的功夫，把钢笔里的纸条取出来，塞进烟盒的夹层——这是和老墨约定的临时交接方式，每天中午，会有同志来取烟盒里的情报 。
小贩接过钱，递给她烟盒，眼神飞快地和她对视了一眼——那是组织的同志。苏砚接过烟盒，揣进旗袍口袋，继续往前走。阳光落在她的身上，却照不进她眼底的坚定。东亚洋行的初遇，像一场没有硝烟的交锋，她暂时赢了第一回合，可她清楚，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而墙上那枚醒目的三角形标记，就是她接下来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也是“破茧计划”向前推进的第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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