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医生国：一半美德的根源
离开好客国的边界后，我沿着被车轮碾出深痕的土路走了整整三日。行囊里的干粮早己见了底，仅剩的羊皮水袋也只够润润嘴唇，唯有好客国的运势，让我一个异乡人担心，他们带我不薄，却逐渐走饥饿与毁灭，于此，我只好叹息。第西日傍晚，天边忽然暗了下来，起初以为是乌云蔽日，抬头却见一轮满月正被墨色的阴影缓缓吞噬——是月食。
奇妙的是，月亮虽只剩半边亮面悬在夜空，夜里的光线却丝毫未减。原本该是漆黑的天幕竟透着一层碧蓝，像被水洗过的宝石，连远处田野里的麦穗都能看清轮廓。星星比往常亮了许多，细碎地撒在碧蓝底色上，像有人把碎钻撒进了染缸。村舍的茅草屋顶泛着淡淡的银辉，烟囱里冒出的青烟在月光下成了透明的丝带，连天上飘着的絮状行云，都能看见边缘那圈柔和的光边。
“我望向夜空，远远的，远远的，依稀有光。”
我坐在一棵老槐树下，靠着粗糙的树干歇脚。晚风带着麦秸秆的清香吹过来，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望着这样的夜空，倒也不觉得难熬。“远远的，远远的，依稀有光。”我望着天边那颗最亮的星，不知不觉念出了声。或许是太累了，话音刚落，眼皮就沉了下来，没多久便靠着树干睡了过去。
梦里是一片模糊的金色，恺撒穿着古罗马的铠甲站在光影里，他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你己回到西方，前路多歧，需辨清方向。”我想追问他“西方”究竟指什么，可刚要开口，梦境就像被戳破的泡泡般散了。
再次醒来时，天刚蒙蒙亮，碧蓝的夜空己变成了淡青色。可还没等我舒展身子，肚子就传来一阵剧痛——不是饿出来的空痛，是像有把刀子在里面拧着的绞痛。我蜷缩在地上，额头的冷汗瞬间打湿了衣领，手捂着肚子来回打滚，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必须找医生。
我扶着老槐树慢慢站起来，忍着疼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土路尽头隐约有炊烟升起，该是人类聚居区的方向。走了约莫半个时辰，路边立着一块半人高的大理石牌，上面刻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医生国界”。石牌上的青苔沾着露水，冰凉的触感透过指尖传来，我却顾不上这些，捂着肚子快步往村里走去。
刚踏进村子，就被一层薄薄的浓雾裹住了。雾是暖的，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不像清晨的露水雾那样刺骨。街角有间挂着“诊所”木牌的屋子，玻璃门没关，我几乎是跌撞着冲了过去。门“吱呀”一声开了，里面坐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他头也不抬地挥了挥手，声音像浸了水的棉花，软乎乎的却没什么温度：“坐，先把左边肚子治了。”
我跌坐在诊所中央的木椅上，椅子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垫，布料磨得有些起球。医生慢悠悠地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听诊器，冰凉的金属头刚贴上我的左腹，那股拧着的痛感突然就消失了——像有人猛地掐断了电线，连一丝余痛都没留下。
“太感谢您了！”我刚要起身道谢，右边肚子却突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比刚才更厉害，像是有无数根针在同时扎。我疼得弯下腰，手死死按住右腹，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滴，瞬间浸透了后背的衬衫。
医生摘下听诊器，从桌上拿起病历本，用钢笔在纸上画了道歪歪扭扭的横线，像是随便划了道印子。“右边不归我管，”他把病历本推到我面前，指了指门外，“出门左转，找第三间屋子的医生，我只治左边。”
我咬着牙站起来，扶着墙往外走。雾还没散，走在里面像踩在棉花上，每一步都发飘。左转后的第三间屋子同样挂着“诊所”的木牌，推开门，消毒水味比刚才更浓了，还混着点药膏的甜腥味。屋里的医生戴着圆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接过我递过去的病历本，扫了一眼就扔在桌上，从抽屉里拿出一片巴掌大的药膏。
“躺到床上去。”他指了指屋角的铁架床，声音比刚才的医生尖细些。我刚躺上去，冰凉的药膏就贴在了右腹上，那股钻心的疼立刻就退了，跟左边肚子好起来时一模一样。可还没等我松口气，胃里又开始翻江倒海，像是有只手在里面搅来搅去，酸水首往喉咙里冒。
“胃是上半身的事，你该去街尾的三层楼找李医生，”医生推了推眼镜，手指着天花板，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我只负责肚脐以下的部位，上半身不归我管。”
我捂着胃，一步一步挪出诊所。街尾的三层楼很好找，是村里唯一一栋带阳台的房子，墙面上刷着白色的石灰，只是好些地方己经剥落，露出里面的黄土墙。爬楼梯时，每走一步都觉得胃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我扶着楼梯扶手，几乎是手脚并用地往上爬，到三楼时，衬衫己经被冷汗浸透，贴在背上凉得刺骨。
三楼的门没关，里面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李医生正坐在桌前收拾针管，他穿的白大褂上沾着些褐色的污渍，像是干涸的药渍。“进来吧，”他头也不抬地说，“我知道你是来治胃的。”
我刚要说话，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支装满透明液体的针管，示意我把左胳膊伸出来。“治胃要扎胳膊？”我疑惑地问，可还是乖乖伸出了左胳膊。冰凉的针头扎进皮肤时，我忍不住瑟缩了一下，可胃里的翻腾感真的慢慢减轻了。
可还没等我道谢，右胳膊突然传来一阵发麻的痛感，像是有电流在里面窜。“右胳膊的神经归隔壁张医生管，”李医生一边把用过的针管扔进铁盒，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我只负责左胳膊的神经，右边你得找他。对了，要是还疼，明天再来——我明天只治上午的病，下午要回家喂鸡。”
我站在三楼的走廊里，看着李医生收拾东西的背影，突然觉得一阵无力。左边肚子不疼了，右边肚子还有点隐隐作痛；胃不翻腾了，右胳膊却麻得抬不起来；左胳膊上贴着块白色的胶布，胶布边缘还沾着点药水，右胳膊却空荡荡的，连块胶布都没有。
扶着墙慢慢走下楼时，雾己经散了，太阳升到了头顶，村里的人多了起来。可我越看越觉得奇怪——街上的人走路姿势都很特别：有个挑着担子的农夫，左腿迈得又大又稳，右腿却像灌了铅似的拖着走，担子因为受力不均，一边高一边低；有个妇人抱着孩子，左手稳稳地托着孩子的屁股，右手却垂在身侧，连摆都不摆一下，孩子伸手要抓她的右手，她却只是摇摇头说“右手不能动”；还有个穿校服的孩子，左胳膊背着书包带，右胳膊却空着，书包歪在肩膀上，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
他们见了我，非但不觉得我的样子奇怪，反而都停下来笑。挑担子的农夫放下担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欢迎来医生国！你这才刚治了一半，慢慢治，我们都在这儿治了好几年啦！”妇人抱着孩子凑过来，指了指我的左胳膊：“李医生的针管管用吧？就是得天天来，他下午从不看病，说是要喂鸡——你明天上午再来找张医生治右胳膊，晚了他就下班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治病哪有只治一半的道理”，可看着他们习以为常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无处诉苦，只能捂着还在隐隐作痛的右腹，沿着街道慢慢走，想找找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个国家为什么会是这样。
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在村口的小广场上，我看见一个坐轮椅的男人。他穿着灰色的粗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轮椅的轮子是木头做的，上面包着一层铁皮。奇怪的是，他的左裤腿是空的，安着一条铁制的假肢，右裤腿却空荡荡地垂在轮椅侧面，连个假肢的影子都没有。
腹痛刚好些，我便推着轮椅走到他身边，忍不住问：“先生，我看您这假肢做得很精致，为何不装两条呢？”
男人转过头，他的眼睛很亮，带着点温和的笑意，可听到我的问题，笑容却淡了些。“我可以发誓，这无关贫富，”他拍了拍左腿的假肢，铁皮发出“哐当”的轻响，“事关我们国家的传统美德。”
“传统美德？”我愣了一下，“我走了这么多国家，从未听闻‘治病只治一半’能算美德。您能跟我说说吗？”
男人叹了口气，手指在轮椅扶手上轻轻敲着，像是在回忆往事。“三年前，我还是个士兵，在边境打仗时，被炮弹炸伤了双腿，”他的声音低了些，“送到后方医院时，两条腿都保不住了，医生说可以装假肢，只是得慢慢治。”
“那后来呢？”我追问。
“我装上左腿的假肢后，能拄着拐杖慢慢走了，”他指了指自己的左腿，“可当我跟医生说想装右腿时，他却摇了摇头，跟我说‘要知足’。”
“知足？”
“是啊，他说，你看村里其他人，有的只治了左胳膊，有的只治了右肚子，大家都克服了困难，照样能过日子，”男人的语气里带着点无奈，“他还说，别的国度连假肢都没有，能有一条腿走路，己经是天大的福气了，不该贪心要第二条。”
我站在原地，一时说不出话来。风从广场对面吹过来，带着远处麦田的香味，可我却觉得心里堵得慌。别的国家做不好，难道就能成为自己敷衍了事的理由？如果眼睛只盯着那些比自己差的，看到别人连假肢都没有，就觉得自己有一条腿己经足够，那永远都不会想着把第二条腿装好，更不会想着把假肢做得更轻便、更舒服。
男人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又叹了口气：“刚开始我也不服气，跟医生争辩，可他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半治即满’，不贪心、懂知足，才是美德。后来见村里所有人都这样，慢慢也就习惯了——你看那个挑担子的农夫，他右腿拖了五年，不也照样能种地？那个抱孩子的妇人，右手不能动，左手不也能把孩子带大？”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农夫正吃力地把担子扛到肩上，右腿在地上拖出一道浅痕；妇人用左手给孩子喂饼，孩子的手抓着她的右手，可那只手始终没动过。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明明是温暖的光，却让我觉得心里发冷。
“您不觉得……这样很不方便吗？”我问。
“方便？刚开始觉得，后来就不觉得了，”男人笑了笑，可那笑容里没什么暖意，“村里的磨盘都改成了单边转的，锄头也改成了左手用的，连门栓都装在了左边——日子久了，什么都能适应。”
我突然想起梦里恺撒说的“前路多歧，需辨清方向”。或许这个“西方”，指的不是地理上的西方，而是一种思想上的迷途——当人们把“敷衍”当成“知足”，把“残缺”当成“美德”，把“适应不便”当成“坚强”，整个国家就会在自我安慰里慢慢停滞。
就像那些只治一半的病：治了左肚子，就不管右肚子；治了下半身，就不管上半身；治了上午的病，就不管下午的痛。他们以为这是“不贪心”，却忘了治病的本质是让人恢复健康，而不是在残缺里苟活。更可怕的是，他们还用“别的国家更差”来安慰自己，却看不到那些“更差的国家”正在努力追赶，而自己却在原地踏步，甚至往后退。
我蹲下身，看着男人空荡荡的右裤腿，突然明白了什么。肢体的残缺或许能靠假肢弥补，可心灵的残缺却很难修复。当一个国家的人把“半治即满”当成美德，把“敷衍了事”当成常态，把“目光短浅”当成知足，那么就算有再好的医生，再先进的技术，也治不好这个国家的“病”。
男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想太多了，在医生国，慢慢治总能好的——虽然慢了点，但总比没的治强。”
我站起身，望着广场上那些“半好”的人：拖着右腿的农夫，垂着右手的妇人，只有左胳膊的孩子……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平和的表情，像是从未想过“完整”是什么样子。或许在他们眼里，“半治”就是“治愈”，“残缺”就是“常态”，“知足”就是“美德”。
可我知道，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知足，是在拥有完整的基础上懂得珍惜，而不是在残缺里自我安慰；真正的美德，是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在不便里麻木适应。心灵的残缺，比肢体的残缺更可怕——它会让人失去追求完整的勇气，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最终让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自我欺骗里慢慢走向停滞。
太阳渐渐升到了头顶，广场上的人多了起来，大家都在按“半治”的方式生活：用左手写字，用左腿走路，用半边身子干活。我捂着还在隐隐作痛的右腹，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觉得一阵茫然——或许恺撒说的“辨清方向”，就是要我看清这种“残缺的美德”背后的陷阱，不要像他们一样，在自我安慰里失去追求完整的勇气。
我跟男人道别，转身往村外走去。大理石牌上的“医生国界”西个字在阳光下泛着光，可我却觉得那字像是在嘲笑——嘲笑那些把“半治”当“治愈”的人，嘲笑那些把“残缺”当“美德”的人，更嘲笑那些用“别人更差”来掩盖自己敷衍的人。
走出医生国时，月食早己结束，满月重新挂在碧蓝的夜空上。可我却再也没了来时的心境，脑子里反复想着那个坐轮椅的男人，想着那些“半好”的人，想着那句“别的国度连假肢都没有”。
或许，真正的北极也好，东西方也罢，从来不是地理上的方向，而是思想上的觉醒——当一个人、一个国家能看清自己的不足，不拿别人的短处来安慰自己，不把敷衍当知足，不把残缺当美德，才能真正走向完整，走向进步。而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去寻找那个真正懂得“完整”的国度。
我想，其他国家做不好，并不是自己肆意妄为的正当原因，如果目光局限于对外，倘若外面远远不及自身，便有自甘堕落的风险。心灵的残缺，比肢体的残缺，更能扼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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