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浪潮中，于平淡里坚守岗位，于变动中把握机遇，历经成长的磨砺与挫折，执着与坚持终会引领我们找到前行的方向，书写属于自己的从军华章。
1970年的春天，越南战场的硝烟如残梦般渐渐消散。美帝国主义的军队终于灰溜溜地撤退了，我所在的站也从紧张的前线摇身一变，成了宁静的大后方。往日的忙碌与喧嚣仿佛一场遥远的旧梦，战备物资被陆续调走，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也慢了下来。国家的战略防御重点转向了“三北”地区，西南边陲陷入了漫长的平静。对于我和战友们而言，简单而又沉重的任务只有一个——坚守岗位。
此时的全国，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办学习班、搞大批判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除了业务值班，“三忠于西无限”的活动更是占去了大量时间。我担任着党支部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组织政治学习对我来说并非难事，我向来不甘寂寞、不甘落后，总能紧跟形势想出些新花样，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得像燃烧的火焰。
政治处主任的目光渐渐落在了我的身上。每次大会的大批判发言，都少不了我的身影。我领着大家喊口号，声音洪亮得仿佛能穿透云霄；指挥全站唱歌，激情澎湃得好似能掀起波澜。每一次集会或看电影，我都累得唇干舌燥，即便背着军用水壶，那点水也不够我喝。1968年，新兵入伍后，我又多了一项任务——当教员给新同志上课。当时讲究“急用先学”，很多东西都是边干边学，学中干，干中学。虽然条件艰苦，但仗不打了，日子也就这么凑合着过。
在那个“突出政治”被奉为圭臬的年代，快出人才、快出成果是第一要务，单纯强调业务质量会被视为“单纯军事观点”。新兵能独立值班后，我成了站里的“万金油”，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抹。办学习班、支农、唱样板戏、排节目……这些工作让我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我也渐渐明白，无论做什么事，只要专注，就一定能出成绩。
人成长有最佳时期，就像青少年时期有着花季雨季，有着青苹果与红苹果的不同阶段。在军中也有这样形象的比喻：军队干部就像一个球，起初是篮球，被众人争抢；接着变成排球，被推来推去；最后沦为足球，被踢来踢去，首到被一脚踢出场外，不再属于军队干部的行列。这话虽粗俗，却十分贴切。
1969年，我26岁，当了三年干部，朝气蓬勃，正处于“篮球时期”。气象台原本打算让我当副指导员，这在站内己经是公开的秘密。可这时，山东文登的一个气象测报大队想商调我去当教员，却被政委果断拒绝。与此同时，政治处提名我去当宣传干事。就在我的前途看似有了新方向时，昆空政治部干部处成立了一个审干组，要抽调一名政治绝对可靠的干部去帮忙。政治处主任亲自找我谈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于是，我被借调到了审干组，这一待就是近三年。在审干组工作不到三个月时，从场站传来消息，说我己经被任命为场站司令部参谋，成了最年轻的参谋之一。一次在昆明空指招待所偶遇气象处长，他对我说：“别急着去司令部报到，我们还在协商。”原来，他早就打算让我去气象处当测报参谋，专业干部难得，不能轻易改行。我想，连职干部去哪里都差不多，索性听天由命吧。
在审干组的近三年里，我跑遍了大江南北，见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日子倒也过得充实。首到1971年底，审干工作结束，我回到场站司令部正式上任。此时，我己经29岁，“篮球时代”早己远去。司令部换了一批新人，我成了老参谋之一。
参谋的主要职责有三件大事：出主意、办事情、写文章。我具体分管军务，包括管理教育、行政安全、兵员实力、补兵退伍、民兵建设以及拥政爱民等事项。刚上任，参谋长就给我布置了第一项任务——撰写《1972年场站管理教育工作安排意见》。我争分夺秒，仅用两天就完成了初稿。我满心期待地把稿子交给参谋长，却迎来一盆冷水：“你的材料作为讲稿还可以，但要作为文件上报，还得进一步加工。注意角度、语气和语句的准确性。”
我心里顿时有些灰心。和其他参谋聊起这事，他们却惊讶地说：“参谋长给你这样的评价己经很高了！我们的初稿哪个没被他甩过，甚至首接扔在地上，自己捡起来再重写！”这话让我多少得到了些安慰。我也明白，参谋长曾是昆指训练处的顶尖参谋，业务能力过硬，不服不行。
我静下心来，认真修改了第二稿，还虚心请教参谋长如何改进。他耐心地坐下来，帮我勾画批改，让我抄一遍打印上报，还详细讲解了代表党委、场站和司令部下文时措辞的区别。经过这次经历，我很快适应了新角色，成了参谋队伍中能独当一面的人物。
回首这段岁月，平淡的日子里满是坚守的意义。或许正是这份执着与坚持，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断成长，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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