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探家于他们而言，是奢侈的期盼。漫长的路程、高昂的费用、意外的波折，都无法阻挡他们对家人的思念。但在责任面前，他们只能将这份思念深藏心底，默默坚守在岗位上，诠释着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前些年，一首名为《常回家看看》的歌红极一时。蔡国庆、陈红这些名人在春晚上深情演唱，再加上一些文人的鼓噪渲染，这首歌迅速火遍大街小巷。然而，它的热度就像昙花一现，没多久便渐渐蔫了，远不如《十五的月亮》《再见了，妈妈》那般久唱不衰。
对于这首歌，我怎么听都觉得不对劲，打从心底里产生一种排斥感。在我看来，劝人常回家看看，这在部队、边防哨卡、海岛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要是在这些地方唱起这首歌，岂不是要把军心唱散，把国防线唱垮？也许歌词作者是那些住在城市高楼里，整日哼哼叽叽的人，他们富得流油，养尊处优，至少也是衣食无忧。他们的父母想必有着高额的退休金，身体硬朗，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不然，怎么会不希望儿女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怎么会只盼着儿女带着孩子媳妇回家啃老呢？通常情况下，年轻人出门在外奔波，逢年过节回去看看父母，带上点礼品衣物，孝敬点银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不这样，那些辛劳一生、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靠什么生活呢？生儿育女难道只是为了像养宠物一样偶尔见上一面吗？我认为这绝不是多数父母的心声，所以这首歌实在让我听着不对味。
我在部队里摸爬滚打了二十几年，对部队的规矩了如指掌。服役期未满的士兵是没有探亲假的，未婚干部每两年才有一次十五天的探亲假，己婚干部每年有一次三十天的探亲假。要是父母与妻儿不住在一地，西年才能探一次父母。虽说现在条件可能放宽了些，但想要常回家看看，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些常年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官兵，能保证按规定、按预期探亲就己经很不错了。我当兵的第八个年头才第一次回家，像我这样守边防的军人，还有那些为国为民的科研、勘探、交通执勤人员，不能常回家的大有人在。
对于驻守边疆的官兵来说，就算放开让去探家，那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一路上的折腾也让人吃不消。就拿我来说，自费探家单程路费就得两个月的工资。从营房到家，顺利的话十天才能到。我得先从营区搭上去平远街买菜的车，然后买长途汽车票，颠簸百公里到开远汽车站。接着，背着包步行约两公里，到米轨火车站买票候车，这里一天就两趟车。坐上那小火车，咣咣当当，烟尘弥漫，颠簸十几个小时才能到昆明南站（后来改到北站）。到了昆明，得先住下来，再到昆明站（原称南窑站）去购准轨铁路车票，有时候要等一两天才能排上队。然后乘车 70 多个小时到石家庄，再换乘石太线，坐一夜车到太原。到了太原，当天肯定没汽车了，只能住旅社耐心等，顺利的时候也得等一两天。早上六点半上车，二百五十五公里的路程，翻山越岭，还得在汾阳转一次车，等到晚上，天黑夜静了才能到本县。在公路边上下车后，还得背上行李，披星戴月，过河、爬坡，步行五里小路才能进村。每次到家时，我都汗流浃背，累得像孙子似的。有时候到家时家里人都睡觉了，我兴师动众地把满院亲人都惊动起来，自己的孩子却躲着不敢认这个当兵的爹，还得拿几颗糖哄着他到身边来。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是苦是甜，但还得装出很高兴的样子。其实，驻守边防海岛、家乡交通不便比我还难的人多了去了，就连在城里打工的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民工，也不比我轻松多少。
1975 年，我终于获准回家过春节，二十几年里我回乡过春节的机会只有两次。我和本部战友陈才相约搭伴回家，他想取道太原先看看他大哥，再回大同。有个能同路的战友，我自然高兴。我们这些老资格的人，也算是有点面子、有点路子了，所以早早地就开始谋划准备，省了不少力气。先是把行李提前两天托顺车带到开远转运站，委托转运站的人提前购好到昆明的火车票，这样到开远就不用紧紧张张的，也不会耽误时间。到了昆明，我们入住昆指招待所等票。我站运输股的老乡战友于宏业经常在昆出差，路子很野，能弄到卧铺票，我早就在电话里委托他为我们筹票了。车票落实了，我们的心也轻松了。等待期间，我们和在昆相遇的战友们一起逛街、上公园，还找了个饭馆吃了一顿久违的饺子，别提多潇洒了。也许是太高兴了，我们有点忘乎所以，吃饭的时候，小偷把陈才的钱包掏跑了，损失的钱够大家吃一顿饭了，这给本次出行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昆明食堂就餐时，还有乞讨的孩童戏弄我们当兵的，我们给他两个饺子吃，他把肉馅吃掉后把饺子皮退还给我们，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火车停在长沙车站时，我下车到站台食品车去买食品，人多拥挤，我两次被人挤进挤出，买了包子上车后，发现装在军衣下口袋的一个小包不见了，好在里面只有总数不到一元的几张毛毛钱，但这也是一笔损失，我只好自我安慰，就当是破财消灾吧。
辗转到达太原后，我们学会了消消停停不着急。先把行李寄存，然后到广场预售处购得后天回本县的车票，等明天人不拥挤时，再把行李转存到长途汽车站。为了省住宿费，我和陈才一起住到山西大学他大哥陈亮家。早晨，身为山西大学化学系主任的陈亮教授亲自下厨为我们做早餐。正值学校放寒假，晚上我和陈才就到学生宿舍就寝。我上车那天早上，五点就起床了，陈才用自行车送我去长途汽车站，从三营盘到大营盘只两三站路，两人合骑一辆车，也不费劲。只是出山大大门时出了点状况，因为是假期，又太早，大门没开，传达室也锁着门，我们只好决定翻墙。那是一道铁栏杆墙，上边还有一排梭标状的铁尖，不过对于两个二三十岁的军人来说，虽然不像走平地那么容易，但也没多大难度。一人先登上墙，把自行车拉上去，另一人再上去翻到墙外，把自行车接下去，然后另一人再下去，所有动作一气呵成，比当今拓展训练的动作还麻利。虽然我们都穿着军大衣，显得有些臃肿，但翻越墙围时毫无拉挂，毛发未损。
战友陈才在太原车站送我上了回家的长途车，这可是我独来独往几十年里唯一一次上车有人送的待遇。
每次探家，我手头虽然不富裕，但也得筹办着给妻儿老小、亲戚朋友带点礼品，买点云南土特产，像云南木耳、蔗糖、砚山的花生米、云南的刀烟桶烟、春城大重九之类的。有一次，我还买了十多斤生姜，切片晒成干姜片带上，背着两个鼓鼓囊囊的提包，风风光光地回乡省亲。
砚山场站战友探家最悲伤的莫过于杨队长了。他是安徽人，1965 年入伍，文化程度不高，但肯干，能吃苦耐劳，五年后提了干。有一次他背着提包去探家，到家门口，门上却挂着锁，向邻居打听，才知道母亲出去讨饭去了。他放下提包西处去找，好不容易才把母亲找回来。归队后，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这事说给战友们听，大家心里都酸酸的。还有的战友风尘仆仆刚进家门，催归的电报比人还来得早，立足未稳就得立马归队。
我们这些当兵的人，既然选择了为国守边防，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能把对家人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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