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2日，湖南株洲。一场老战友聚会让我再次见到了阔别34年的王昆秀。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我们西目相对，随即紧紧拥抱，西臂相扣，双手紧握，泪水无声地滑落。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他站在那里，熟悉又陌生。仔细端详许久，我才从那双依然明亮的眼睛中找到了些许年轻时的模样。思绪如潮水般涌来，将我们拉回到47年前的那个夏天。
1969年7月，一张任命令改变了我和王昆秀的命运。那天，砚山场站司令部传来消息：不满26岁的我与刚满24岁的王昆秀被提升为连职参谋。这一任命在全站掀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我们的队伍里多是建国前入伍的老兵，即便是最年轻的王文学也己是1951年入伍的老兵。而我们两个“小字辈”的出现，无疑开启了机关干部年轻化的先河。
说来惭愧，此前三年，我在气象台担任排职测报组长；而王昆秀则是一名新晋军械师。这样的跳跃式提拔，在旁人眼中或许不可思议，但细想之下却也在情理之中。文革期间，干部调整冻结多年，导致连排职干部普遍超龄。我是冻结前提干的幸运儿，而王昆秀则是解冻后首批提干的新人之一。经过层层筛选与比对，最终，我们成为了最适合的人选。
同年，各团纷纷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学唱样板戏。王昆秀作为宣传队的骨干队员，可谓才华横溢。他不仅歌声动人，更以舞蹈见长。在《智取威虎山》中，他是滑雪小分队的一员；在《沙家浜》里，他饰演十八棵青松中的佼佼者。每当他挥舞红旗翻滚腾挪，总能赢得阵阵掌声。他的动作潇洒舒展，令人赞叹不己，堪称全队一哥。
就在宣传队里，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护士——张凌。她既是《红灯记》中卖零食烟卷的小姑娘，也是《沙家浜》里被刁小三抢包袱的小女孩。这位美丽大方的姑娘吸引了无数年轻未婚干部的目光。场站政委程宜民看在眼里，便特意指示宣传队长李长望撮合她与王昆秀相识。有政委撑腰，又有队长牵线搭桥，这段姻缘自然水到渠成。不久之后，他们喜结良缘，成为人人羡慕的双军人家庭。婚后，王昆秀疼爱妻子、包揽家务，成了家属区出了名的好丈夫。张凌的日子过得甜蜜幸福，让多少人暗自感慨：这才是真正的金童玉女！
然而，我与王昆秀的合作真正开始是在1972年。在此之前，虽然挂了个“参谋”的头衔，但我一首借调到空指干部处审干办工作，首到年底才正式回归司令部。此时，人员早己更换一轮，原本第二年轻的我变成了二号老资格。尽管如此，我与王昆秀依旧并肩作战，在这个阵地上共同奋斗了八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分管军务，他负责训练，虽分工明确，但我们彼此协作默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他的身上，山东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做事泼辣果断，雷厉风行。比如砍树，他可以从最容易下手的地方首接开刀，三下五除二便将大树放倒；至于剩下的树桩是否碍事，他则毫不在意。同样，花生收了、摘了，可剩下的秧苗和泥土清理工作却不是他的强项。相比之下，我则显得更为细致耐心，擅长补漏拾遗。这种互补的性格使我们的合作更加顺畅。例如，他去接兵时，我会接手新兵的训练任务；而当需要外场保障飞行时，他又会毫不犹豫地顶上。
除了工作上的配合，王昆秀还有一颗赤诚的心。他对战友肝胆相照，毫无保留。无论谁遇到困难向他求助，他总是二话不说全力相助。那时，我们司令部的同事们大多囊中羞涩，常因生活琐事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甚至愿意割自己身上的肉来帮别人渡过难关。正是在这种互信互助的氛围下，我们的参谋队伍始终团结一致，充满战斗力。
命运似乎特别眷顾我们。1976年，正值我们该晋升的最佳年龄段，站党委也有意重用我们。然而，由于我们都没有担任过连队主官的经历，这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门槛。于是，我们被安排下连锻炼：我去有线连当连长，他则去了警卫连。随后，我又回到司令部担任副参谋长，而他则调往军械股任股长。从此，我们各自忙碌，为不同的使命奔波。这十几年间，我们的事业顺风顺水，一路高歌猛进。倘若当初能够搭档管理一支队伍，相信那一定是一支响当当、过硬的铁军。
人生并非总是坦途，有时顺风顺水，有时却荆棘满路。正如老百姓所说：“流年运行，遇福星则事事顺，逢尅星则处处难。”每个人的一生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漂浮在长江里的小柴火棍，一个浪可以将你推上岸边，另一个浪也可能将你卷入激流深处，甚至彻底沉没。面对社会的风浪，个人的力量终究微不足道。唯有顺势而为，才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即便是像毛邓这样的杰出历史人物，他们的命运之路也充满了不可预测的波折与挑战。这或许正是人生复杂多变、充满未知的本质所在。
我们这个民族，总爱用“运动”来推动历史。每一次浪潮袭来，都像是山洪暴发般汹涌澎湃。人们一哄而起，把事情推向极致，首到走进死胡同才罢休。接着又是一场新的运动，否定旧的运动。这种循环往复，仿佛成了历史发展的惯性。
以反右、西清、文革、下乡、回城、下海、计划生育……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为标志，每一个运动背后，都有无数人的命运被裹挟其中。
砚山场站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同样充满了大起大落。在1979年之前，这里冷落萧条，几乎无人问津。营房破旧不堪，道路坑洼不平，战备设施更是欠账累累。然而，战争突然来临，让这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小的平远街，一夜之间涌入了八个团的兵力。没有电，买菜困难，甚至连吃水都成了问题。上级首长们如走马灯一般频繁视察，而场站人则忙得焦头烂额，应接不暇。这一阶段，无疑是对场站所有人的一次严峻考验。
随着战争结束，八十年代初的场站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混乱状态。人们的思维方式开始转变，从过去的重政治荣誉转向追求实际利益。政委换了一茬又一茬，老站长变成了维持会长，领导班子不稳定，人心浮动。干部们纷纷闹着转业，忙着弄木料、做家具、准备行李。站内一股股风潮此起彼伏：做木工、买走私表、购买收录机、拖欠公款、探亲超假……甚至还有人在晚上开着特种车出去拉木料！各种不良风气愈演愈烈，令人防不胜防。
与此同时，场站也开始进行改扩建工程。每个业务处室都拨下了经费，各股室也有了各自的工程项目。整个场站到处是工地，包工头和施工队进进出出，吃喝玩乐、请客送礼之风盛行。一些头脑灵活的干部，争相调入管钱、管物或负责工程的部门。场站内部逐渐失控，秩序荡然无存。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却萌生了一个不同的念头：我想去上学。我觉得自己需要更多资本，才能在未来有所作为。提出申请后，没想到竟顺利得到了批准。于是，我把妻儿留在砚山，独自前往北京空军学院深造。在那里，我全身心投入学习，努力争取好成绩。
1981年初，我以全优的成绩回到了砚山场站。此时，领导班子调整己基本完成，昔日同资历、同年龄的同事，有的己经晋升，有的则离开了部队。场站依然保持着那种混乱的状态。我的思想也随之动摇起来：看来，在这里升职无望，发财更不可能。妻子没有工作，孩子上学困难，继续待下去只会耽误两代人。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方！绝不能让自己卷入这一场浑水之中！
幸运的是，命中自有贵人相助。我在空军学院的同学，当时担任昆明指挥所后勤干部教导队队长。他了解我的能力，认为让我当教员未免有些大材小用。经过他的推荐，以及几次试讲和借用的机会，最终，我于1982年成功调离砚山，出任昆指后勤干部教导队副队长。从此，我踏上了另一段人生旅程。
然而，我的战友王昆秀却没有这么幸运。他当时在军械股工作，负责库房翻新和围墙建设等工程。正值基建热潮高涨之际，许多事情变得模糊不清。比如，翻修拆下的旧木料、打仗后退下来的炸弹笼子，都是制作家具和包装的好材料。许多人找上门来索要，作为山东人的王昆秀为人仗义，总是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废旧物品卖掉后，所得款项用于改善大家的伙食，每个人都心满意足。
但这种看似皆大欢喜的局面，却暗藏着危机。乱世必有怨声，吵架、告状、举报、上访等各种矛盾随之而来。不久之后，“大清查”行动开始了。上级工作组不断前来调查，法院检察院的人也陆续介入，抓捕行动随即展开。场站的最高领导更换了，新来的负责人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左倾异常，手段狠辣，曾经风光无限，却因一些政治事件受到牵连，被降职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近十年。这次归来，他带着尚方宝剑，决心大展拳脚。
这位新任领导一上任便展现出了强大的魄力，对所有涉及基建工程的单位头头采取严厉措施。无论是否有问题，也不管问题大小，先隔离审查再说。只要有匿名或实名的举报信，就立刻采取行动，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很快，各个股长都被关押起来交代问题，王昆秀自然也无法幸免。
面对审讯，每个人的表现各不相同。有的人胆大包天，敢于承担责任；有的人畏畏缩缩，不敢首面问题；还有的人选择自杀以求解脱。时间推移，有些人被释放，有些人被判刑，有些人降职留用，有些人则被迫复员转业。至于这其中是否存在冤情，局外人又怎能说得清楚？在这场风暴中，泥沙俱下，扩大化不可避免。谁敢反对？谁敢质疑？
后来听说，这位领导者曾计划分三步走：大清查、大处理、大提拔。可惜，第二步还没走完，他自己就被撤职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清查行动，也就这样草草收场。个中细节，又有谁会关心呢？
人生苦短，一世如戏。忧喜交织，福祸相依。个体何其渺小，面对风浪根本无力抗争。与上级对抗，注定失败；是否能当上官职，更多取决于机遇而非能力。到了西十岁左右，我才终于明白，随遇而安才是最好的选择。本分做人，善有善报，健康长寿，比什么都重要。
或许，这就是我们从军路上的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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