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归来的兴奋与喜悦，如同盛夏的雷雨，来得猛烈，去得也迅速。当钱颢哲和何子云带着那份沉甸甸的合同回到柳树沟，将好消息宣布时，整个核心小组再次沸腾了。省里的研究所！正式的合同！白纸黑字的价格！这一切都如同梦幻一般，让之前所有的付出和等待似乎都有了加倍的回报。王婶激动得首抹眼泪，孙大爷笑得满脸褶子都挤在了一起，连一向沉闷的王铁柱都兴奋地搓着手。
然而，激动过后，冰冷的现实如同初冬的寒霜，迅速覆盖了热情。那份薄薄的合同，不仅仅是一纸希望，更是一道道严峻的考题，将创业初期隐藏的、忽略的诸多难题，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第一个跳出来的难题，就是原材料。
“五十个大篮子，三十个中篮子，二十个带盖小篮子，还有二十领席子，三十顶草帽……”孙大爷掰着手指头算着，越算脸色越凝重，“这得用多少柳条、多少芦苇、多少茅草啊！”
以往小打小闹，用的都是父亲顺手砍来的材料。如今要规模化生产，而且对材料质量要求更高（按照何子云新定的标准），附近符合要求的柳条芦苇很快就会被砍光。需要组织人手去更远的山沟、河滩寻找和砍伐。这不仅仅是体力活，更涉及到工时、工分以及安全问题。
“砍柴队”临时组织起来了，以王铁柱为首的几个年轻后生负责。但砍回来的材料良莠不齐，很多不符合何子云要求的柔韧度和粗细标准，浪费了不少人力。而且砍伐本身也耽误了他们参与编织的工分，如何计算报酬又成了新问题。钱颢哲只能临时决定，砍伐按量记工分，但标准难以统一，很快便有了怨言：“凭什么他砍的那堆就算得多？”
第二个难题，是生产流程的混乱。
核心小组加上陆续又动员来的两三个手巧的妇女，一共也就十来人。原先松散的合作模式立刻显露出弊端。材料处理（刮皮、浸泡、晾晒）的地方和王婶、李大娘编织的地方不在一起，半成品需要来回搬运，效率低下，还容易出错。
何子云试图推行她构想的“流水线”分工：专人负责处理材料，专人负责编织基础部分，王婶等技术核心负责关键技术和质检。但习惯了独立完成全部工序的老艺人极其不适应。王婶觉得让别人编篮底她不放心，李大娘觉得别人处理的芦苇她用不顺手。强行分工后，要么是交接不清，要么是互相埋怨对方做的半成品不符合要求。
“这篮底编得太松了！让我怎么编花纹？”王婶抱怨。
“这篾子刮得厚一片薄一片，咋编得平整？”李大娘嘟囔。
负责处理材料的孙大爷也委屈：“俺按子云说的标准刮的，咋还不行了？”
整个生产现场，看似人人忙碌，却显得杂乱无章，效率反而比之前各自为战时更低了。何子云像个救火队员，到处解释标准，协调关系，忙得焦头烂额，嗓子都说哑了。
第三个难题，是工具和场地的局限。
之前只有王婶她们几家零散生产，工具自备，场地凑合。现在人稍微一多，立刻捉襟见肘。刮皮刀不够用，经常要排队等待。编织用的木架、模具更是稀缺。王婶家后院那个小棚子，挤进西五个人就转不开身，光线昏暗，影响视力也影响质量。材料、半成品、成品堆得到处都是，显得拥挤不堪，也存在安全隐患。
第西个，也是最致命的难题，是质量波动的风险。
合同明确要求“质量必须与样品完全一致”。但在实际批量生产中，要保持每一件产品都达到样品的极致水平，难度极大。尽管何子云瞪大了眼睛严格检查，但人工操作难免有疏忽和差异。
今天王婶可能因为家里有事心烦，编的花纹就稍微有点歪。
明天李大娘可能眼睛累了，席子的边缘就有点松。
孙大爷儿子刮的篾条，就是不如孙大爷自己刮的均匀。
这些细微的差别，单个看不明显，但放在一起，就能看出参差。何子云己经好几次皱着眉头要求返工甚至拆掉重编，这引起了不小的怨气。
“差不多就行了呗？哪能个个都跟供品一样？”一个后来加入的妇女小声抱怨，被王婶瞪了一眼，但不满的情绪却在悄然蔓延。
“就是，这么较真，一天也编不出两个，到时候交不了货，咋办？”有人附和。
钱颢哲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一方面要支持何子云坚持质量，另一方面又要协调生产，安抚情绪，还要操心原材料的供应和工具场地的改善。他变得异常忙碌，声音也更加沙哑，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焦虑。合同规定的交货期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而眼前的生产却如同一团乱麻，进展缓慢，问题层出不穷。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焦灼。原来，拿到订单只是第一步，如何将订单高质量、高效率地转化为合格的产品，才是真正艰难的挑战。柳树沟的创业之路，在看似迎来曙光之时，却陷入了内部管理和生产组织的泥潭。每一个难题，都考验着钱颢哲的领导智慧和何子云的技术执着，也考验着这个临时组建起来的微小集体的凝聚力和耐力。突围之路，远比想象中更加筚路蓝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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