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有记忆起，听到的都是同一句话：“你是你爸妈捡来的。” 这句话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又像胎记一样长在了我最初的认知里。
父母不厌其烦地向我复述那个故事，细节每一次都严丝合缝，仿佛经过无数次排练：说他俩骑那辆突突作响的旧摩托车去镇上卖酒，回来的路上，天己经擦黑，在一条荒路的野地里听到了我的哭声。下车一看，一群黑压压的蚂蚁正往我身上爬，像给一个破包裹盖上一层活动的、黑色的邮戳。“那哭得……”父亲总会在这个地方恰到好处地停顿一下，咂咂嘴，仿佛在回味一口酒，“撕心裂肺啊。我俩心一软，就给带回去了。” “心一软”这三个字，是他对自己所有行为的最終註解，輕飄飄地蓋住了一切。
这个故事从来不是完整的。它总伴随着一个残忍的对比。他们总会补充一句，比我早一年被大伯捡回去的堂姐小慧，身上好歹还塞着生辰八字和十块钱，裹在一床细软的碎花襁褓里。 而母亲则会转过脸来看我，用一种平静的、听不出是惋惜还是 merely 陈述事实的语气说：“你的身上，可是什么都没有。就一件破破烂烂的小衫，脏得看不出颜色。” 我曾怀着一丝微弱的、属于孩子的希望仰头问：“那我生日是哪天？” 他们答得干脆利落，像掐灭一个烟头：“就按抱你回来那天算。阳历十月十五。你是哪天生的，我们上哪儿知道？” 于是，我的生命便从他们的“善举”之日开始计算，我真正的诞辰则永远埋在了那个蚂蚁窝里，再无对证。
这个故事，是家庭饭桌上的常备节目，也是有邻居来串门抿着茶水时，必定要上演的余兴环节。桌上的菜总是那几样，咸菜，炒白菜，偶尔有一碟花生米。父亲会呷一口散装的白酒，酒精的气味混着他的唾沫星子弥漫开来。他用那种奠定了我人生基调的口吻，完成他的表演：“要不是我们，她早就让蚂蚁给啃没了，是吧？也算她命大。” 母亲在一旁熟练地附和着笑笑，添上她负责的细节部分：“可不是，浑身脏兮兮的，小脸都哭得发紫，快没气了，可怜哟。” 她说着“可怜”，嘴角却是有笑意的。 邻居们听了，照例发出啧啧的惊叹，目光在我和这对善人之间来回逡巡，最后定格在他们脸上，夸他们是菩萨心肠，积了大德，好人会有好报。 而我，只是把头埋得更低，睫毛几乎要戳到碗沿，专心数着碗里剩下的米粒，一颗，两颗，希望自己变成其中一粒，被吞下去，就此消失。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道他们用来佐餐的咸菜，我的苦涩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衬托他们恩情的醇厚与甘甜。我不知该作何反应，只能在震耳欲聋的夸赞声里，于心底说一句无声的、扭曲的：“谢谢？”谢谢你们把我从蚂蚁嘴里救出来，带回到这个终年飘散着酒糟味的地方。
可是，同样是捡来的，堂姐小慧的故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光洁的质地。 她是被“接”回来的，不是“捡”回来的。这个词的选择精准得可怕。据说她是某个远房表叔的女儿，父母出了车祸，我家看她身世清白可怜，才收养了她。她的故事干净、体面，甚至因为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而蒙上了一层值得同情的、悲剧性的荣光。从没有人会拿她的来历开玩笑，她的过去是一幅虽然破损但依旧能看出原样的画，而我的，只是一张被虫蚁蛀过的、模糊的废纸。
就是从这一次次餐桌上公开的讲述与无声的对比中，我像吸入冷空气一样，明白了那个道理：即便同在一个屋檐下，睡在同一张土炕上，我们的底色也从不相同。 她是蒙了尘的細瓷，只要悉心擦拭，依然温润洁白，值得被摆上博古架。 而我，从被捡起的那一刻，就带着被蚂蚁啃噬过的、泥土深处的腥气。这股气味仿佛沁入了我的骨血，从未散去。它日夜混合着酒坊里那无处不在的、甜腻中带着腐败的酒糟味，最终融成了我整个童年都无法走出的、灰黄色的迷雾。我呼吸它，吞咽它，它成了我的一部分。
那酒坊，就是我巨大的、无法逃离的胎记。我人生的所有故事，都从这个印记开始腐烂，又从这个印记里长出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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