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的关中，本该是麦田泛绿的时节，岐州的田野却被一片“沙沙”声搅得人心惶惶。遮天蔽日的蝗虫从东南飞来，落在麦叶上，转眼间就把叶片啃成了网状，有的甚至钻进麦穗，嚼得碎麦壳簌簌往下掉。流民李三郎举着锄头，却不敢用力挥——一锄头下去，蝗虫没打死几只，好端端的麦秆倒断了一片。他媳妇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站在田埂上哭：“这可是咱们全家的口粮啊，虫再这么啃，今年就得饿肚子了！”
同州的灾情更糟。官仓旁的百亩麦田，一夜之间就被蝗虫啃得只剩光秃秃的麦秆，粮官们跪在田边，望着满地虫粪，连头都不敢抬。急报像雪片一样送进长安，又很快传到华原——李治刚陪着蒙学的孩子种完春播的菜，手里还沾着泥土，见了奏报，指尖瞬间攥紧了：“是蝗灾，和承乾兄长当年在华原预判的一模一样！”
他没敢耽搁，让人立刻取来《承乾政要》，翻到那篇泛黄的《蝗灾防治疏》。疏策上的字迹被岁月磨得有些淡，却字字清晰：“蝗灾之恶，在其速、在其众，非一人一村可挡。当以三法破之：一曰人工集群捕之，趁晨露未干、蝗翅难展，以竹筛围捕，官仓按斤付麦，激民之力；二曰草药诱杀之，取苦楝老叶、辣蓼全草，煮水泼于田埂，蝗嗜其味而毙，无毒不伤稼；三曰邻州互助之，无灾州府遣能手、运粮秣，助灾地渡困，秋收后以新麦相偿，聚天下之力护天下之粮。”
“就按兄长的法子办！”李治当即让人备车，带着疏策和华原的储备麦，往岐州赶。刚到岐州地界，就见路边的流民三三两两地坐着，有的手里攥着被啃烂的麦穗，眼神发首。李治跳下车，举起《承乾政要》大声说：“乡亲们，承乾太子的疏策里有治蝗的法子！捕一斤蝗虫，官仓给半斗麦；煮草药杀蝗，管饱饭！只要咱们齐心，肯定能把虫赶走！”
这话像颗定心丸，流民们瞬间抬起了头。李三郎第一个站起来：“殿下，我信您！当年华原汛情，就是太子的法子救了咱们，这次我还跟着您干！”他说着，回家取来竹筛，又喊上同村的几个壮丁，往麦田里去了。
李治也没歇着，蹲在麦田边，教大家怎么用竹筛围捕——把竹筛贴着地面，从麦田一头往另一头赶，蝗虫受惊往筛里跳，再猛地抬起筛子，倒进旁边的布袋里。太阳刚升起时，露水压着蝗翅，蝗虫飞不高，一上午下来，李三郎他们就捕了二十多斤。当粮官把半斗麦递到李三郎手里时，他媳妇的眼泪又掉了，这次却是喜的：“有这麦，孩子就饿不着了！”
另一边，草药诱杀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华原派来的老农带着流民，在田埂边、山坡上采苦楝叶和辣蓼草，官仓的大铁锅里，草药煮得咕嘟咕嘟响，浓郁的药香飘出好几里。农官拿着长勺，把药汁舀进木桶，再由流民往田埂、麦根处泼洒。第二天一早，大家去麦田一看，田埂边躺满了死蝗虫，活下来的也蔫头耷脑，再不敢往麦叶上落。
可岐州、同州的蝗灾面积太大，单靠本地流民，还是赶不上蝗虫繁殖的速度。李治想起疏策里的“邻州互助”，立刻让人给华原、雍州送信。华原的流民听说岐州遭了灾，主动报名去支援——张阿婆虽然年纪大了，却让小石头带着蒙学的孩子，把家里的麦饼装了满满两筐，让去支援的人带上；农官还调了五百石麦，用马车往岐州运。
雍州也派了三十多个捕蝗能手来，他们带来了改良的竹筛——比岐州的筛眼更密，还加了木柄，捕蝗效率高了一倍。能手们手把手教岐州的流民用新筛子，还教他们辨认蝗虫的卵块，把田埂里的卵块挖出来烧掉，从根上断了蝗虫的后路。
日子一天天过去，麦田里的蝗虫越来越少。第五天傍晚，李三郎带着人在麦田里巡查，只零星看到几只蝗虫，他高兴地往地上一坐，掏出怀里的麦饼，掰了一块递给身边的孩子：“吃吧，虫被咱们赶跑了，麦子能保住了！”
第十天清晨，李治站在岐州的麦田边，望着重新舒展的麦叶，粮官递来的奏报上写着：“岐州、同州蝗灾己控制，受灾麦田八成可恢复长势，仅一成需补种荞麦，无一流民因灾断粮。”他拿起《承乾政要》，指尖拂过疏策上的字，仿佛能听到承乾的声音：“九弟，民心齐，万事可成。”
消息传到长安，李世民让人把《蝗灾防治疏》抄录下来，发往全国各州。他还下旨，让各州都立“蝗灾应急互助组”，选懂疏策、会农事的人当组长，一旦有灾情，立刻按承乾的法子应对。
华原的蒙学里，小石头正给同学们讲岐州治蝗的故事。他手里拿着一个用麦秸编的小竹筛模型，比划着说：“承乾太子的法子可厉害了，咱们华原的人去帮忙，很快就把虫赶跑了！以后再遇到灾，咱们也能用太子的法子保护麦子！”
风从麦田里吹过，带着麦叶的清香，也带着互助的暖意。李治知道，承乾的疏策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是能聚民心、抗灾害的力量；而这份力量，会像关中的麦田一样，在大唐的土地上，一季季生长，一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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