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1814年-186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农民家庭。
虽属农民阶级，但家中“薄有田产”，在当地算得上家境殷实。
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作为家中幼子，自幼备受宠爱。
7岁时，洪秀全被送入本地私塾读书，几年后考中童生，这让老师和家人对他寄予厚望，盼着他能一路考取功名，实现“显父母，光宗族”的家族荣耀。
可谁也没想到，在考中童生后的二十多年里，洪秀全先后西次参加科举考试，却连秀才的门槛都没迈过去——要知道，梁启超12岁就中了秀才，这般对比，更显其科举之路的坎坷。
若说他不够勤奋，倒也未必，从他后来的行事来看，或许真如时人私下议论的那般，在应试方面确实少了些天赋。
16岁那年，因家道中落，洪秀全被迫辍学回家务农。
两年后，他受聘为本村私塾的先生，成了一名乡村民办教师，日子虽平淡，却也算安稳。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应试又以失败告终，这次打击让他精神几近崩溃——24岁的年纪，连个秀才都考不上，换作谁都难以承受。
回家后，他大病西十多天，期间精神恍惚，满嘴胡话，时而自称是“上帝次子、耶稣之弟”，说自己被上帝召入天堂，赐了金玺和宝剑，还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受命下凡斩妖除魔。
这般说辞，显然带着刻意雕琢的痕迹。
古往今来，不少帝王都爱用这类神异事件渲染自己：刘邦据传是母亲梦中与龙结合所生，朱元璋出生时红光烛天、白气贯室，无非是想告诉世人“我非同凡人”。
洪秀全此举，或许也是潜意识里对“非凡”的渴望。
1843年，洪秀全第西次，也是最后一次赴广州赶考，结果依旧名落孙山。
这一次，他彻底死了科举的心，放弃了这条曾被视为唯一出路的仕途。
一天，他无意间翻出一本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
这本书是他七年前在广州应试时偶然得到的，里面讲述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宣扬上帝是唯一真神，世人应敬拜上帝之子耶稣，反对崇拜偶像邪神。
洪秀全读罢，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觉己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
于是，他照着书中的启示，决定奉行此教，开始了传教活动。
最先被洪秀全“说服”的，是他的同学、同为塾师的冯云山，以及族弟洪仁玕。
这两人在当时算得上是中级知识分子，却不知为何，对洪秀全的说法深信不疑，死心塌地追随左右。
冯云山、洪仁玕的成长轨迹与洪秀全颇为相似：都是屡试不第的农村教师，相似的经历让他们有了太多共同语言。
自从加入拜上帝会后不久，三人便一同将各自执教的村塾里的孔子牌位拿掉，以此表明“只信上帝，不信邪神”的立场。
可这一举动在尊崇孔孟的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立刻引起了当地士绅的强烈不满，三人很快就丢了教师的饭碗。
1844年4月，在家乡实在混不下去的洪秀全与冯云山，决定离开花县，外出闯荡传教。
他们“沿途贩卖笔砚，借获微利以充旅费”，于5月抵达广西贵县赐谷村。
在那里忙活了近半年，也只发展了百余教徒，收效甚微。
9月，冯云山决定深入桂平县紫荆山区继续传教，洪秀全则在两个月后悄然返回花县，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传教，同时着手撰写著作，进一步阐发拜上帝教的教义。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先后完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
《原道救世歌》以诗歌形式写成，说首白点，更像是通俗易懂的打油诗——以洪秀全的学识，怕是也整不出什么高雅之作。
但这种通俗的风格，恰恰符合乡下农民的阅读口味。
它的核心内容是宣传天父上帝为独一真神，所有人都应敬拜上帝，而非菩萨等邪神；并强调“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并非“君王私自专”。
《原道醒世训》则着重抨击社会的丑陋与人心的浇漓，说世人正因私欲丛生，才会“相凌相夺相斗相杀”。
其实天下男女都是上帝生养保佑的兄弟姐妹，不应有“尔吞我并之念”。
唯有消除私念，才能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
这两篇文章，虽多是喊口号，缺乏切实可行的路径，却为拜上帝会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极端仇视现实社会的洪秀全，以及那些在苦难中几近绝望的农民而言，这无疑是一束微光，指引着一个通向未知的开始。
而这个开始，没有岔路可选，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一步步往前走。
1847年，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在广州听闻洪秀全劝人拜上帝的事，十分激动，便让助手朱道兴出面，邀请洪秀全来广州学习基督教义。
洪秀全到广州后，得以读到真正的《新旧约圣经》，也了解了正规的拜上帝宗教仪式。
但罗孝全接触下来，觉得洪秀全的思想掺杂了太多个人野心，并不纯粹，不是合格的教徒，最终拒绝为他洗礼。
洪秀全在广州住了几个月，见 baptism（洗礼）无望，便离开广州，前往桂平县，去找他的死党冯云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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