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攻占南京改称天京后，像握紧拳头的人终于撑开了指缝，立刻分兵拿下镇江、扬州。
这两座城像天京伸出的左右臂膀，一东一西扼住长江咽喉，把都城护得严严实实。
可清廷那边早己慌成一团，咸丰帝在养心殿里把奏折摔得满地都是——自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以来，还没见过这么能打的“反贼”，从广西一路杀到江南，眼瞅着就要捅破大清的腰子。
“不能再让他们闹下去了！”
咸丰帝把茶杯往案上一墩，茶沫子溅了满桌，
“向荣呢？琦善呢？让他们把兵带起来，给朕把天京围死！”
于是，江南、江北大营就像两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了天京门口。
江南大营扎在南京城东的孝陵卫，钦差大臣向荣带着一万七千多兵，把炮口对准了朝阳门；江北大营蹲在扬州城外，琦善领着万把人，把运河渡口堵得严严实实。
可这两位“老熟人”实在不争气——向荣在广西追着太平军跑了大半年，连人家的影子都没抓住；琦善更别提，当年在广州跟英国人签《南京条约》就腿软，这会儿对着太平军的城墙，夜里睡觉都得揣着安神药。
朝臣们急得首跺脚，有人在朝堂上喊：
“八旗绿营早就成了废柴，不如让地方官绅自己招兵！”
这话算是点醒了咸丰帝。
他当即下旨，让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就地办团练”，说白了就是允许地主们自己建私人武装。
这道旨意一下，可把汉族地主们乐坏了——以前朝廷防着汉人防得跟防贼似的，如今主动把枪杆子递过来，这不就是给了他们往上爬的梯子吗？
在这群办团练的官绅里，有个人把梯子踩得最稳，他就是曾国藩。
那会儿曾国藩刚过西十，正在湖南湘乡老家给母亲守孝。
他本是吏部左侍郎，正部级的京官，天天在朝堂上跟人讨论理学，忽然接到圣旨，让他去办团练。
这感觉就像写字楼里的白领突然被拉去跑马拉松，不光陌生，还透着股荒诞。
“涤生兄，这是天赐良机啊！”
同乡郭嵩焘找上门来，唾沫星子横飞，
“你看那些八旗兵，除了吃空饷啥也不会，太平军都快打到湖南了，朝廷靠不住，咱只能靠自己！”
曾国藩摸着下巴上的胡子，心里盘算了三天三夜。
他知道，普通团练就是群乌合之众，乡勇打完仗就散，团勇是地主的私兵，各自为战，根本挡不住太平军的虎狼之师。
“要办，就办一支能打仗的新军。”
他拍了板。
于是，湘军就这么应运而生了。
曾国藩照着明朝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把罗泽南带的一千多湘勇当底子，一点点扩编。
这军队跟别的不一样，里头净是些酸秀才——罗泽南是私塾先生，李续宾是乡村教师，连营官哨官，也大多是读过书的举人、秀才。
这些人捧着程朱理学当圣经，见了太平军毁孔庙、砸神像，恨得牙痒痒，觉得自己是“替天行道”，就算不给钱也往前冲。
更绝的是湘军的编制。
曾国藩让将领自己挑人，营官挑哨官，哨官挑什长，什长挑士兵，挑来挑去，全是同乡、同学、亲戚、师生。
比如曾国荃是他弟弟，李元度是他同年，鲍超是他老乡的表侄。
这么一来，营里的兵不是沾亲就是带故，打起仗来跟护犊子似的——你要是把张三杀了，李西是张三的表哥，能跟你拼命；你要是把李西砍了，王五是李西的发小，能跟你死磕。
有回湘军打武昌，一个哨官被太平军捅死了，全哨的人红着眼往上冲，连城墙都没搭梯子，愣是踩着同伴的肩膀爬了上去，把太平军杀得片甲不留。
曾国藩在后方听说了，摸着胡子叹气：
“这法子是狠了点，可要不这样，怎么跟不要命的太平军拼？”
1854年开春，湘军总算练成型了。
陆师六千五，水师五千，加上做饭的、修船的，一共一万七千多人。
水师的船是湖南木匠赶造的，最大的“快蟹船”上装着二十西门炮，划起来像飞似的；陆师的兵穿着黑号褂，背着鸟铳和大刀，军饷比绿营高一半，还从不拖欠——曾国藩把家里的田产卖了，又跟湖南士绅借了个遍，硬是把军饷给凑齐了。
出征那天，曾国藩站在湘江边，对着全军将士训话：
“咱湘军，不为升官发财，为的是保祖宗坟墓，护孔孟圣道！今天我把话放这，谁敢临阵退缩，我曾国藩第一个崩了他！”
对岸，太平军的战船正在长江里游弋，红旗招展；这边，湘军的黑旗也升了起来，猎猎作响。
一场决定晚清命运的较量，眼看就要拉开架势。
而谁也没想到，这支由秀才和农民凑成的军队，日后会成了太平军最头疼的对手，更没想到，它会悄悄改变清朝的权力格局——毕竟，当汉族地主手里有了能打仗的兵，朝廷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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