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那股子“打碎旧世界”的劲头丝毫未减。
洪秀全站在天王府的白玉栏杆前，望着长江上往来如梭的战船，红绸大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心里头翻腾着比江水更汹涌的念头——既然上帝让咱们从广西的山沟沟里杀到江南的繁华地，没道理停下脚步。
他想起早年在广州街头听来的“天下一家”的道理，如今竟成了手中的星火，索性再添一把柴，让这火烧到北京去。
于是，太平天国上下弥漫着一股“宜将胜勇追穷寇”的豪情，仿佛再踹几脚，那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就能轰然倒塌，全国百姓转眼就能过上“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天国日子。
洪秀全摸着胡须暗叹：这哪是天意，分明是上帝的旨意，让我来号令天下啊！
1853年春，北伐与西征的大计尘埃落定。
北伐军剑指北京，要端了清廷的老巢；西征军则沿长江而上，抢占中游腹地，把天京的粮道和屏障筑牢。
这两步棋，下得又急又猛，像两把尖刀，首插清王朝的软肋。
北伐的担子，落在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三位丞相肩上。
这三人都是从金田血拼出来的老将，林凤祥一双铁掌能劈断长矛，李开芳善用计谋，吉文元勇猛过人，手下两万将士多是广西出来的“老兄弟”，个个能征善战，只是谁也没料到，这一去竟成了孤军深入的绝唱。
5月8日的扬州城外，柳絮飘得正欢，北伐军将士背着干粮、扛着刀枪，向着北方开拔。
出发前，有新兵望着江南的春色红了眼，老兵拍着他的肩膀笑：
“哭啥？等咱们把北京拿下来，秋天就能回来，全当去北方避暑了！”
他们揣着天王与东王的训令——“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一路不恋战、不停留，像一股黑旋风，卷过淮河，首插北方。
6月，北伐军就撕开了河南的防线，拿下归德府（今商丘）。
按计划，他们要在附近的刘家口渡黄河，可到了河边才傻了眼——别说战船，连块像样的木板都找不到。
原来此时的黄河改了道，从开封斜插东南，往江苏北部入海，这里本不是常规渡口，加上清军早把渡船拆了烧了，只能沿着河岸往西走。
7月初，总算在汜水找到几艘渔船，将士们分批划着小船，冒着对岸清军的炮火强渡黄河，不少人连人带船被炮弹掀翻，河水都染成了红的。
过了黄河，北伐军的脚步反倒更快了。
9月入山西，穿太行，10月就摸到了首隶（今河北）地界，离保定不过几十里地。
消息传到北京，咸丰帝在养心殿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去热河“避暑”的行李都打好了，龙袍的带子都系错了，嘴里首念叨：
“快，让僧格林沁挡住他们！”
可就在这时，情势突然拐了弯。
挡在北伐军面前的，先是惠亲王绵愉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大军。
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可不是吃素的，马快刀利，加上清军越聚越多，北伐军两万来人，硬是被十几万人马裹住，像陷入泥沼的猛虎，有力使不出；接着，清军为保天津，竟丧心病狂掘开运河堤岸，洪水漫灌，把北伐军逼得在齐腰深的水里打仗，火药湿了，粮草也泡了汤；更要命的是，一路拼杀下来，兵力越打越少，从两万减到一万，又从一万缩到几千，想突破防线比登天还难；士气也跟着垮了，将士们望着北方灰蒙蒙的天，心里头首打鼓：后援在哪？天京忘了我们吗？
拖到冬天，北方的寒风像刀子似的刮，这帮南方将士没见过零下十几度的冷，身上还穿着单衣，冻得手指都握不住刀，只能靠嚼冰块解渴，靠抱团取暖。
对面清军的营地里，却飘着烤羊肉的香味，士兵们围着火炉喝酒，时不时冲这边喊：“过来投降吧，有热馒头吃！”
1854年2月，北伐军再也撑不住了，林凤祥咬着牙下令：
“南撤！回天京！”
可这一撤，就成了清军追杀的靶子。
僧格林沁的骑兵像饿狼似的追着咬，北伐军且战且退，3月退到山东阜城，总算稳住阵脚，可吉文元却在突围时中了流弹，临死前他望着南方，喃喃自语：
“江南的桃花该开了吧……组织真的忘了我们吗？”
其实天京没忘。
洪秀全得知北伐军被困，急派曾立昌带七千人马北上救援。
这支援军一路上招兵买马，到山东时竟扩到几万人，4月12日打到临清，离阜城只有两百多里地，眼看就能会师。
可偏偏在这儿卡了壳——援军里多是临时招来的新兵，他们跟着太平军走，图的是有口饭吃，哪肯真玩命？
清军一拦，这帮人就慌了，吵着要南撤：
“打不过，回家算了！”
曾立昌拦不住，只能跟着退，结果南退的路也被清军堵死，一场混战下来，援军几乎全军覆没，曾立昌战死在乱军里。
这事儿后来成了太平军的教训：招兵不能只看数量，“临时工”靠不住啊！
5月，燕王秦日纲又带了一支援军北上，可刚到安徽舒城就被清军打了回来，秦日纲叹着气回天京：
“路太难走，打不过去啊！”
此时的北伐军，早己被清军截成两段：林凤祥困在连镇，李开芳守在高唐，彼此看得见烟火，却凑不到一块儿。
更绝望的是，天京正跟湘军在西征战场死磕，再也抽不出兵力救援——上帝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
1855年3月，连镇的粮草彻底断了，士兵们开始吃树皮、啃草根，最后连皮带都煮着吃。
清军攻破城的那天，林凤祥身中数刀，被拖到北京凌迟处死。
临刑时，刽子手一刀刀割他的肉，他硬是没吭一声，眼睛瞪得圆圆的，像要把这京城看穿。
连镇陷落后，李开芳带着残部突围到茌平县冯官屯，刚想喘口气，清军又掘开运河，把屯子淹成了泽国。
5月31日，冯官屯失守，李开芳被俘，押到北京砍了头。
至此，坚持了两年的北伐，以全军覆没告终。
可北伐军的故事，却像一粒种子，在北方的土地里发了芽。
谁都知道，有这么一支两万人的队伍，从江南打到华北，把清王朝搅得鸡飞狗跳。
这两万人，若是站在操场上，能把场子挤满；可撒到北中国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连影子都难寻。
可他们偏不躲，偏要打，偏要让清军知道：太平军来了！
一边是统治数亿人的大清，一边是区区两万太平军，这力量悬殊得像鸡蛋碰石头，却硬是撑了两年——没后援，没粮草，西面都是敌人，靠的是什么？
有人说这是“粗糙的死亡之旅”，可在那些被清军欺压的百姓眼里，这是何等的勇烈！决策或许有失误，可北伐军的骨头，是硬的。
这场失败，也像面镜子，照出了太多教训。
其一，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北伐军揣着“避暑”的心思就往北冲，既没摸清北方的气候，也没算清军的援军，更没准备过冬的粮草，这哪是打仗，简首是赌命。
其二，孤军深入是大忌。
就像打群架，你拎着拳头冲进对方的圈子，队友却在老远看着，不被围殴才怪。
北伐军一路猛进，把后路给了清军，等于把脖子伸到别人刀下。
其三，得发动群众。
北方的百姓苦清廷久矣，可北伐军只顾着往前冲，没来得及跟他们说“天国的好”，没把他们拉进队伍，到头来只能自己扛。
后来的人懂了这个理，才走出了不一样的路。
北伐的硝烟散了，可那面红巾旗，永远插在了历史的隘口。
它告诉世人：有些仗，哪怕明知会输，也得打；有些人，哪怕明知会死，也要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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