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我总觉得《天朝田亩制度》像个山寨版的共产主义蓝图——倒不是说它有多完美，而是字里行间描绘的“人人有田种，户户有饭吃”的景象，实在太对穷苦人的胃口。
说句实在话，我这人没什么大志向，就盼着顿顿能有红烧肉、红烧鱼、红烧排骨摆在桌上，最好再来盘红烧茄子——别笑，对一个吃货来说，这就是顶顶幸福的日子了。
可比起我这点“没出息”的念想，一百五十年前的农民们，要求简单得让人心疼：有块自己的地，春天能种下种子，秋天能收回口粮，冬天一家人能穿上棉衣，就够了。
有人曾感叹，最容易实现“大同”的时代或许就是那会儿了。
以现在的科技水平，要是咱们能有当年农民那份“吃饱穿暖就满足”的心态，恐怕早就过上传说中的好日子了。
玩笑归玩笑，咱还是得正经聊聊《天朝田亩制度》。
这份文件的核心，就俩字：“均田”。
它开篇就喊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口号，把土地按好坏分成九等，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颇有几分相似。
怎么分呢？
每亩年产1200斤以上的算“上上田”，往下每减100斤降一等，首到年产400斤的“下下田”。
等级划得明明白白，就像给土地标了价格标签。
分田的时候，讲究“好坏搭配”，以户为单位，按人头算。
16岁以上的成年人分“全份”，15岁以下的孩子分“半份”，甭管男女老少、身体好坏，一视同仁。
这规矩听着挺公平，就像分蛋糕，再大再小，每个人都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那块。
可别以为分了田就能“老婆孩子热炕头”，踏踏实实过小日子了。
太平天国的管理者们，连农闲时的“闲事”都想到了——为了不让农民们扎堆吹牛、搓麻将，他们把织布、喂鸡、养猪这些“家务活”也纳入了分配体系。
这些活儿有个特点：只要你想干，永远有干不完的活计，从天亮忙到天黑，脚不沾地是常事。
不想干？那可不行。
土地是给你了，但想保住地，就得听安排。
农副业的生产和分配，由基层组织“两”来管。
每25户编为一“两”，设个“两司马”当领头的，加上“两司马”自家，共26户，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产队差不多，只是规模更固定。
“两司马”不光管干活，还得带着大家学教义、记工分，从播种到织布，样样都得操心。
按理说，土地到手了，产权证上写着自己的名字，比给地主干活舒心多了，偷着乐还来不及。
可这里藏着个关键：证上写了地是你的，没说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全归你。
打个比方吧：你家菜地里种的白菜、青椒，收了能自己吃，这没问题；可要是刨地时挖出个像后母戊鼎那么贵重的古董，想揣自己兜里就不行了——按现在的法律，土里挖出来的文物，所有权归国家。
《天朝田亩制度》里，田里的粮食、棉麻，就跟这古董一个理儿。
制度规定得明明白白：
“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
也就是说，一家人够吃到来年新粮就行，多出来的全得上交。
有人可能会问：要是家里有红白喜事，比如娶媳妇、生孩子，总不能空着手招待亲戚吧？
这点制度也想到了：
“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
量着人数，一人一碗面条是够了，想摆宴席？
那是没门的。
为了方便大家交公粮，每个“粮”都设了国库和礼拜堂。
国库就建在村里，抬脚就能到，真正做到“送粮送到家”；礼拜堂呢？既是念经的地方，也顺带成了“思想教育基地”——谁要是藏了私粮不交，就得去那儿忏悔，听“两司马”讲“人人为公”的道理。
平心而论，这制度乍一看挺美，可骨子里藏着个致命的毛病：太平均了，平均到挫伤了干活的劲头。
你想啊，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愿意起早贪黑侍弄庄稼？
反正交够了“口粮”，多收的也得上交，不如少干点，省点力气。
一个人这么想，影响不大；可要是一村人、一国人都这么想，到头来只能是地里长不出粮食，大家一起挨饿。
这道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这帮天天跟农民打交道的人最懂。
《天朝田亩制度》颁布没多久，他们就联名给洪秀全递奏折，说这制度看着好，真推行起来要出乱子，恳请废除。
洪秀全琢磨了半天，点了头。
于是，那份描绘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美好蓝图，终究成了纸上的口号，没真正落地。
老百姓该交粮交粮，该纳税纳税，日子还是老样子——只是心里曾燃起过的那点希望，像被风吹过的火星，慢慢凉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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