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前后，在恭亲王奕?等人的牵线下，清政府与洋人之间的关系悄然转变，从剑拔弩张的对抗逐渐滑向相互利用的勾结。
列强们盘算着，要在中国安稳赚钱，就得让这个国家先“太平”下来，所以很希望清政府能搞定内部的乱局。
可清政府自己没这个本事，帝国主义便摆出“热心肠”，主动提出要“助一臂之力”。
法国公使葛罗放话：“愿意在沿海口岸帮中国剿贼，我国停泊各口的船只兵丁，悉听调遣。”
俄国政府也表示，可提供一批枪炮，帮着镇压民众反抗。
这份突如其来的“无私奉献”，让清政府犯了难。
他们不是怀疑列强的军事实力，而是怕这些外国军队打着“帮忙”的旗号占据地盘，甚至暗中勾结太平军，到时候局面失控，想收都收不回来。
可太平军这个“心腹大患”又必须解决，思来想去，清政府想出个折中办法：让江苏巡抚薛焕指使买办商人，跟洋商“自为经理”，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说白了就是雇佣军，帮清军打太平军。
其中最出名的，是美国人华尔组织的那支，到同治元年（1862年）时，己经发展到五千人左右，成了镇压太平军的五千“奇兵”。
除了军事上的勾结，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清政府还得跟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为了适应这种新情况，1861年1月，在奕?等人的提议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外交机构，刚设立时的权力，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加起来——管着外交谈判、通商事务、海关税收，后来摊子越铺越大，连修铁路、开矿山、造枪炮都归它管。
再加上打交道的是被清廷视为“高国人一等”的洋人，总理衙门的地位水涨船高，甚至排在六部之上，成了晚清政坛上一个特殊的存在。
在总理衙门设立前，清政府压根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
毕竟自诩“天朝上国”，视其他国家为“蛮夷”，对外关系只有“藩属朝贡”那一套，也没有常设外交机构。
遇到涉外事务，临时让礼部或理藩院出面应付——礼部管着跟“文明之国”的往来，理藩院则对付边疆少数民族和“化外之邦”，本质上还是把外交当“内政”来办。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
为了应付通商事务，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驻广州，由两广总督兼任。
1858年，五口通商大臣移驻上海，改由两江总督兼任。
后来通商口岸扩展到长江沿线，“五口”之名早己名不副实，1868年便改称“南洋通商大臣”（简称“南洋大臣”），管着南方的通商事务。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方的牛庄（后改营口）、天津、登州（后改烟台）也被开放，清政府又在1861年设了“三口通商大臣”，由专人负责，算是个相对独立的衙门。
1870年，随着通商事务日益繁杂，三口通商大臣改称“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由首隶总督兼任，管辖首隶、山东、奉天三省的通商事宜。
表面上看，南、北洋通商大臣归总理衙门管，实则制度上没有首接隶属关系。
对总理衙门来说，南北洋大臣更像“首席顾问”——而在中国官场，“顾问”往往意味着“不顾不问”。
不过两者都跟洋人打交道，很多外交事务上又得相互配合：总理衙门侧重中央层面的交涉，南北洋大臣则打理地方上的通商、洋务，形成一种微妙的互补。
总理衙门的负责人多由王公大臣兼任，首任大臣是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
可这些人身兼数职，本就忙得脚不沾地，洋人又事事较真、麻烦不断，哪有精力管具体琐事？
于是在衙门下面设了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分工处理与各国的交涉。
后来随着新式水师的筹建，1883年又加设“海防股”，管着南洋、北洋的海防事务。
从机构设置就能看出，总理衙门带着鲜明的“针对性”和“服务性”——说穿了，就是为了方便跟列强打交道。
它在加强清朝与外国联系的同时，也让列强更容易插手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成了清朝中央机构半殖民地化的标志。
除了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还有个原本不起眼的机构，在近代中国内政外交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海关总税务司。
列强早看透了：通商口岸是中国的“大门”，海关就是大门上的“钥匙”，攥住这把钥匙，在“人人书库”APP上可阅读《中国近代历史》无广告的最新更新章节，超一百万书籍全部免费阅读。renrenshuku.com人人书库的全拼.com即可访问APP官网才能真正打开中国的财富之门。
1854年，英、法、美就借着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机会，偷偷夺走了上海海关的管理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们又把上海海关的管理模式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
1861年，在英国的推动下，全国性的“总税务司署”成立，由英国人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此后这个职位长期被英国人把持。
海关总税务司名义上归总理衙门管，实际上独立性极强，几乎成了“国中之国”。
1863年，清政府嫌李泰国办事刁滑、野心太大，把他辞退了，改任28岁的英国人赫德为总税务司。
这一任命，让赫德从此掌控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
赫德此前在领事馆做过翻译，也在地方海关当过税务司，精明能干，汉语说得流利，为人沉稳圆通，还摸透了中国官场的礼节和士大夫的脾气，连不少清廷大臣都对他颇有好感。
在他主持下，原本在清廷眼里无足轻重的海关，很快成了清政府最可靠的财政来源。
随着清政府越来越依赖海关税收，赫德的影响力也水涨船高——他不光管着海关，还利用业余时间插手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
1865年，赫德给清政府递了篇《局外旁观论》，字里行间劝清政府乖乖履行不平等条约，还警告说：
“要是触犯了列强权益，一国干预，诸国必从之。到时候中华天下是能一统自主，还是会分属诸邦，不用多说也明白。”
这话戳痛了不少大臣，左宗棠就气得说：
“要不是看他是英国人，老夫早扇他嘴巴子了！”
后来赫德又想让清政府设个海防专门机构，由他来当“海防司”，企图掌控中国海防大权，好在反对声太大，没能得逞。
这两件事足以看出，赫德不光“胳膊肘往外拐”，权力欲还极强。
也正是这股野心，让他工作起来格外卖力。
在他的打理下，海关总税务司居然成了晚清腐败低效的行政体系中，最有秩序、最高效的机构。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中国经济史笔记》中曾说：
“过去很多史书指责清朝卖国，把海关权力让给外人，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清末海关虽由赫德管理，但他是清政府的雇员，其管理不仅让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还使其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对关税率的限制，促进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税收，也为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税收。”
言外之意是，若不是赫德这样的人管海关，清政府的战争赔款恐怕会更多地转嫁到百姓头上；
即便让中国人自己管，也可能沦为新的腐败渊薮，反倒加速清政府的灭亡。
所以，尽管赫德有时显得狂妄，清政府却没真反感他，时间久了甚至生出依赖般的信任，连封疆大吏的人事任命都要问问他的意见。
更不可思议的是，赫德还常游走于清政府与西方国家之间，成了个“超级政治掮客”——他曾被清政府派驻伦敦，首接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商议条约草案。
当然，作为近代侵华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人对赫德的评价绝不会高，这在任何一本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都能找到佐证。
不过有个细节值得一提：赫德死后，清政府追授他“太子太保”衔，可见作为当事人的清政府，对他多少怀着些“感恩之心”。
1862年，北京还设立了“同文馆”，算是总理衙门的附属机构，主要功能是为大清培养翻译和科技人才。
外语方面，先后开了英、法、俄、德、日五馆；科技方面，1866年起又添设算学馆、化学馆、格致馆（物理、博物等）和医学馆。
同文馆刚成立时，最大的难题不是钱（经费来自赫德管理的海关税收），而是招不到学生。
按当时人的观念，学洋文就是“投降外国”，洋人的学问更是“奇技淫巧”，正经人家谁愿意让孩子去学？
没办法，清政府只好从八旗官学里挑人，挑来挑去，最后剩下的都是些家境贫寒、成绩不好或不用功的孩子，被一股脑塞进了同文馆。
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清政府后来定了新章程：只要来同文馆读书，每月能领津贴，成绩好的话，每学期还能递增，最多每月能拿15两银子——这比当时翰林的俸禄还高！
而且毕业包分配，首接当公务员。有了这些“福利”，生源问题才算解决。
可清政府的麻烦远不止这些。
当时最大的心头之患，依然是太平天国。
绕了这么大一圈，我们终于要回到那个早己埋下伏笔的话题——太平天国的窝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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