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变乱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了太平天国的根基上,影响深远到难以估量。
它不光摧毁了原本的领导核心,让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弟兄反目成仇,更让太平天国赖以立国的精神支柱——拜上帝教,彻底露了怯。
本来这“上帝下凡”“天父传言”就透着荒诞,经此一变,连信徒都觉得荒唐可笑,教义的号召力一落千丈。
最让洪秀全没想到的是,这场内讧竟让早己觉得“大局不堪设想”的清政府喜出望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调集力量反扑,没多久就把江南大营、江北大营重新建了起来,天京再次被阴影笼罩。
经此一劫,太平军被迫从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昔日的锐气折损了大半。
洪秀全眼看局势危急,终于决定亲自下场,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为了挽回颓势,他提拔了两位敢打敢拼、颇具指挥才能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主持军事,又让老臣蒙得恩(这名字倒像“承蒙恩德”,透着几分宿命感)打理政务,总算搭起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
陈玉成(1837年-1862年)是广西藤县人,打小没了爹娘,靠着给人当雇农过活。
14岁那年,他跟着叔父投奔金田起义,被编进了童子军。
在童子军里,这小子格外抢眼,枪法学得精,胆子比谁都大,没多久就成了童子军的头儿。
1853年定都天京后,他被提拔为“左西军正典圣粮”,管着军队的粮草,虽说官不大,却透着一股被器重的劲儿。
第二年,西征军攻打武昌,打了许久都没拿下,陈玉成急了,“舍死苦战,攻城陷阵,矫捷先登”,亲自带着一队“天兵”顺着绳子缒城而上,硬是把官兵冲得溃散,武昌城就此攻破。
他也因这一战功,被升为殿右三十检点(官位在丞相之下),统领后十三军和水营前西军。
因为他两眼下方各有一颗痣,远远望去像有西只眼,敌人都怕他,背地里叫他“西眼狗”——这绰号虽难听,却也从侧面显露出他的勇猛让人胆寒。
李秀成(1823年-1864年)和陈玉成是老乡,也是广西藤县人,家里是贫农。
26岁那年,他加入了拜上帝教,1851年9月参加太平军。
他打仗不光勇猛,还透着股机灵劲儿,能从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有战略眼光的统帅,靠的全是实打实的战功。
天京变乱后,李秀成被提拔为副长帅、后军主将,扛起了保卫天京和长江以南大片地区的重担。
1858年,李秀成、陈玉成召集各路将领在皖北开了个军事会议,专门研究怎么打破清军对天京的包围。
会后,大军立马行动。
9月,李秀成、陈玉成在滁州乌衣镇会师,合兵一处往东打,一口气攻破了浦口的江北大营。
这一下,江北大营彻底垮了,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天京北面的威胁解除了,天京和江北的粮饷通道也重新打通,总算喘了口气。
攻破江北大营后,陈玉成和李秀成又马不停蹄地率兵西进,去救正被湘军猛攻的三河镇。
三河镇是太平军在皖北的重要据点,粮草、军火全靠这儿供应,战略地位太重要了。
11月中旬,陈玉成瞅准一个大雾弥漫的日子,突然发起进攻。
激战过后,太平军把湘军的营垒全端了,还击毙了湘军悍将李续宾,连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在内,400多个文武官员都死在了这儿。
曾国藩听到消息,心疼得肝都颤了,又想找河跳(转了一圈没找着合适的),哭着哀叹:
“三河之败,杀了我湘军快六千人,不光大局全坏了,连咱们家乡的士气都被打没了。”
1859年4月,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
这人是拜上帝会的创始人之一,洪秀全的族弟,早年经历跟洪秀全差不多——苦读多年书,快30岁了连个秀才都没考上。
当年金田起义时,他正在花县教书,没赶上队伍,后来几经波折,逃到了香港。
在香港那几年,他苦学英文,接触了不少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后来在洋教士的帮助下,历经千辛万苦,才终于到了天京,跟洪秀全重逢。
那会儿正是天京变乱后的恢复期,洪秀全突然见到这么个远道而来、还喝过“洋墨水”的弟弟,高兴坏了,立马给了他个福爵。
不到一个月,又加封他为“干王”,让他总理朝政。
可这一下,其他出生入死的将领不乐意了——凭啥一个刚来的就能坐这么高的位置?
洪秀全没辙,为了平息众怒,只好又加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才算把这股火压下去。
洪仁玕虽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待过,可那毕竟是在洋人的殖民地上晃了圈,别说算“海归”了,估计连“海带”都算不上。
但在太平天国这群农民出身的将领里,他倒真有几分优越感。
为了在洪秀全面前露一手,也为了让那些不服气的高层闭嘴,洪仁玕到天京没多久,就呈上了他那部让不少人头疼的著作——《资政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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