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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造枪造船造大炮

小说: 中国近代历史   作者:轩辕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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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庆内军械所

安庆内军械所于1861年由曾国藩一手创建,是中国第一所官办近代武器军工厂,堪称中国近代工业的起点。

其主要产品包括子弹、火药、枪炮等军需物资,著名科学家徐寿还曾在此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艘轮船,迈出了近代工业自主创新的关键一步。

不过,军械所刚成立时规模尚小,生产方式多依赖纯手工打造。

造出的武器不论质量优劣,都首接运往湘军、淮军前线,悉数用在了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上。

最初,军械所的工人多为汉人,手艺虽精,却难敌机器生产的效率。

曾国藩逐渐意识到,单靠手工绝非长久之计,遂下定决心购置外国设备,尤其注重引进“制造机器之机器”——他深知,只有先掌握制造机器的能力,才能像“鸡生蛋”般孵化出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摆脱对外部的依赖。

1864年,随着战局变化,安庆内军械所迁往南京,改建为金陵机器局,交由两江总督李鸿章接管,继续为清军提供军火支持。

作为官办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带着鲜明的衙门化管理色彩,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

其前身是李鸿章从上海租界购得的美国旗记铁厂,后又并入原苏州洋炮局的部分设备,以及容闳从美国采购的新式机器,规模日渐壮大。

1867年,总局迁往高昌庙,占地70多亩,雇工2000余人,不仅是洋务派开设的最大近代军事企业,更是同治年间全东亚规模首屈一指的兵工厂。

总局的经费最初从淮军军需中拨付,后来改由江海关税收提取,每年约66万两白银,算得上“财大气粗”。

经费充足,工人待遇自然优厚,尤其是技术工人,薪水高达一般城市苦力的4到8倍。

但这也埋下了隐患——不少人通过关系“走后门”混入厂中,导致工人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影响了生产效率。

产品质量的问题很快显现。

总局最初仿制德式毛瑟枪,1867年时日产约15支,到19世纪末,年产量己达子弹9万发、地雷200枚、枪支2000支。

可这些枪支性能不佳,连李鸿章自家的淮军都不愿使用。

更尴尬的是,每支步枪成本高达17.4两白银,而进口同类产品仅需10两左右,“造枪不如买枪”的困境,成了当时官办企业的通病。

李鸿章出于国防考量,果断拒绝将这种国产步枪装备淮军,继续带头采购价廉物美的洋枪洋炮。

除了枪炮,总局还涉足造船。

1868年首艘轮船下水后,陆续造了几艘,却因航速慢、成本高、燃料消耗大,性价比远不如首接向外国购买——自造一艘船的钱,差不多能从英国买两艘。

不过,总局附设的翻译馆倒是成果显著,主要翻译西方军事、工程类书籍。

1868年至1879年间,共译书98种,销售8万多本,为西学东渐搭建了重要桥梁。

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1866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立,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也是远东第一大船厂。

建厂耗资40万两白银,常年经费每年60万两,主要由福建海关税收拨付。

该局由铁厂、船厂和船政学堂三部分组成,雇工1600至2000人,集生产、教育于一体。

左宗棠早有创办船厂的宏愿,认为“设船厂乃富国强兵、得民惠商之举”。

1864年,他曾在杭州试造一艘小轮船,“试之西湖,行驶不速”,却坚定了他兴办近代造船业的决心。

船政局成立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力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接办。

在沈葆桢主持的8年间,船政局在法国工程师日意格和德克碑的监督下,共造出大小轮船15艘,并培养出一批本土技术工人。

后来,因外国工匠“挟技居奇,唯利是图”,船政局于1874年辞退全部洋匠,新造船只改由华人自主设计、驾驶。

此后,由本土技术人员主持造船,至1895年又造出19艘,其中不乏巡洋舰等先进舰船。

甲午战争后,船厂日渐衰敝,但至1907年仍陆续造出7艘船只,延续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火种。

随着金陵机器制造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南方的崛起,军火制造业呈现“南强北弱”的格局。

清政府既考虑军火生产的地域平衡,又担心近代军事工业尽落汉族官僚之手,形成“外重内轻”的隐患,遂采纳恭亲王奕?的建议,决定在北方兴建新式军火工厂。

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创办天津机器制造局,初名“军火机器总局”。

开办经费20余万两,常年经费平均30余万两,规模仅次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870年,李鸿章就任首隶总督后接手该局,改称“天津机器制造局”。

建局初期,崇厚委任英国人密妥士为总办,在天津城东购地两千多亩,从国外购置生产设备。

可密妥士办事拖沓,筹备数年耗资巨大,进展却十分缓慢。

局内最初仅有黑药厂、铜帽厂,后来逐步扩建,增设多厂,配备成套机器,主要生产火药、铜帽、枪弹、炮弹等,生产渐趋稳定,常年雇工2000余名。

李鸿章接手后,果断撤换密妥士,任命湖北补用道沈保靖为总办,整顿吏治,革新生产。

经多次扩建,该局军需品种类和产量大幅增加,影响力不断扩大,连北京神机营乃至朝鲜都派员工前来学习军火制造技术。

为此,局内还专门设立习艺厂和朝鲜馆,承担起技术传播的角色。

后来,北洋大臣王文韶认为“天津机器制造局”之名不足以体现其地位,上奏朝廷请求更名。

1896年1月27日,经批准改称“北洋机器局”。

可惜好景不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该局毁于兵火,化为一片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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