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9月中旬孤拔率主力舰队再次侵犯台湾基隆、淡水。
台湾守军在刘铭传的带领下撤离基隆集中兵力扼守淡水。
法军几次进攻,守军和当地民军都并肩将其击退,压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强攻不行,孤拔于是改变策略,对台湾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切断大陆的接济,孤立台湾守军。
但是福建、广东、上海等地人民不断冒死冲破法军封锁,输送物资去台湾,用行动支持台湾军民抗法。
台湾久攻不下,如果一首耗下去法军恐怕只能靠打鱼和捞海带维生了。
于是在1885年1月,孤拔在封锁台湾的同时,又率舰队去骚扰浙江镇海。
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如一把利剑早在镇海海口等着,孤拔率领的军队很快陷入由木桩、地雷、炮台组成的抵抗洪流中。
孤拔无法自拔,在6月份退踞澎湖后不久,死在那里
除了海战,中法之间还有一个陆战,主战场是在越南北部地区。
此处的守卫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由潘鼎新率领的桂军驻防的东线,一个是由岑毓英率领的滇军及黑旗军扼守的西线。
1885年2月,法军在增兵后大举向东线清军进攻。
潘鼎新坚决执行李鸿章所谓“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指示,采取乘胜不追、战败则退的消极方针放弃谅山,逃到离镇南关140里的龙州,坐观镇南关被法军占领。
镇南关失守后,清政府撤掉58岁的潘鼎新,在张之洞的推荐下,换上年近70岁的老将冯子材。
冯子材(1818年—1903年)和马克思同一年出生,行伍出身,能打善打,累功升至提督,在清军中素有威望。
他被推为前敌主帅后,率领自募的“萃军”18营赶赴镇南关附近的凭祥。
冯子材到达目的地后,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防御、以守制敌的策略。
当法军炸毁镇南关,退驻关外30里的文渊城伺机反扑时,冯子材随即移师关前隘借助该地崇山峻岭的有利地势,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的长墙,并在岭上赶修了炮台,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山地防御体系。
然后冯子材以此为据点,实行纵深梯次的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在镇南关至龙州地区组织防御,以阻止法军沿镇南关、凭祥向龙州进攻。
3月23日,法军分三路扑向隘口,很快占领了尔岭的三个炮台然后居高临下掩护部队发起进攻,形势十分危急。
冯子材号令全军:有进无退,暂与阵地共存亡。
各军合力夹攻与法军激战至24日,战场上“药烟弥漫,至不辨旗帜”。
但是法军在炮火的协助下,还是如潮水般涌上清方阵地。
恰在这时,冯子材大呼一声,抄起一把长矛,带上两个儿子,跃马冲出,杀入敌阵。
全军上下见此情景,无不血脉贲张,于是全体肉搏冲锋,逼退法军。
接着,在当地军民的帮助下,经过“七上七下”的激战,清军又夺回三座炮台,歼灭法军300个人。
法军后援不继,在即将弹尽粮绝之际,狼狈逃回文渊城。
冯子材乘胜追击,于25日发起总攻,毙敌1000余人,法军全线溃散。
镇南关大捷扭转了中法战局。
冯子材在越南军民的帮助下,又接连收复文渊、谅山、谷松、长庆、船头等地。
与此同时,刘水福的黑旗军也在越南人民的支援下,在临洮打败法军,光复了广威、黄岗屯、鹤江、老社等地。
法军在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引起了当局的极大震动和恐慌,也引起了人民的极度不满。
3月30日,法国群众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包围议会,高呼打倒茹费理。
茹费理内阁当天晚上便倒台了。
然而,正当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清政府竟然发出了向法国求和的请求。
因为在清政府看来,战胜是投降的最佳资本,机不可失。
这种逻辑简首让人崩溃,但是清政府自有其道理。
在它看来打败法国就好比孱弱之人摔倒一名身强体壮的大汉,实属侥幸,如果等大汉爬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但要是趁机把大汉搀扶起来,说两句好话,这事说不定就过去了,你好我也好。
清政府想求和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怕继续打下去会激起兵变或民变因此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太后都是抱着“避战求和”的心态进行观望的。
而主和派李鸿章更是在慈禧太后等人的支持下一首与法国进行或明或暗的接触,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在战争初期,法国是拒绝求和的在它看来战争好不容易发动中国己成瓮中之鳖,怎么着也得掏两个金蛋才能罢手。
谁知局势一会儿是上帝,一会儿是撒旦法国在陷入马达加斯加战争的泥淖中后,便开始作出种种姿态,诱使清政府进行谈判。
再加上英、美、俄、德等国为了自身利益,积极进行调停,这就更加坚定了清政府“乘胜求和”的信念。
1885年4月4日,清政府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与法国签订《巴黎停战协定》，议定双方停战，法国解除对台湾的封锁，双方择日在天津或北京议定条约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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