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翔接过，细细读来，越看越是惊喜。王秀楚果然不愧是史可法幕中出来的老手，文章做得花团锦簇而又滴水不漏，将他心中的想法表达得淋漓尽致，甚至更为周全体面。
奏疏全文：
臣浙江提督、总兵官赵高翔谨奏，为浙事糜烂、臣职有亏，恳请陛下降旨准臣戴罪图功，移师边境以固藩屏、宣德意事：
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昧死上言于皇帝陛下：
窃惟自逆虏南侵，神州板荡，陛下承天景命于危难之际，绍统中兴，此诚天下臣民泣血瞻仰之所系也。臣本驽钝，蒙陛下不次之恩，授以浙江提督之重寄，闻命以来，夙夜忧惧，汗流浃背，常恐才略短浅，上负陛下托付之重，下愧浙民仰望之心。
然臣受命至今，蜷伏闽疆，未敢寸进于浙土，非敢惜身畏敌，实因力薄权轻，未得诏令，寸步难行。近闻浙东之事，兄弟阋于墙，议论未定，臣闻之如遭雷击，五内俱焚！当此虏焰方张，江左危如累卵之际，正需我朱明子孙、天下忠义同心戮力，共赴国难，岂可因名位之微争，而忘社稷之倾覆、君父之深仇乎？此诚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也！臣每思及此，未尝不椎心泣血，深恨臣奉职无状，未能早预绸缪，致有今日之歧议，此皆臣之罪也！
陛下仁德广被，遣使宣谕，欲化干戈为玉帛，此乃尧舜之胸襟，天下幸甚！然浙东情势复杂，非空言可速弭。臣愚以为，当示之以诚，亦需临之以威，威诚并施，方能使人心归附，共御外侮。
臣斗胆泣血恳请陛下：
伏乞允准臣率领本部精锐，并招募义勇，克日移师浙闽交界之仙霞岭、分水关等处。此地乃八闽之锁钥，亦为入浙之通衢。臣愿效死力，为之筑垒浚壕，整顿防务，使此一线固若金汤，则福建门户可保，陛下圣躬无东顾之忧，此其一也。
臣驻节边境，即可就近侦虏情，观衅而动。若虏有隙可乘，臣当率死士伺机北进，以挠虏后方，呼应湖广、江西之师，此其二也。
再者，臣既膺浙江提督之名，愿冒斧钺之险，尝试与浙东方面通达音问。臣必谨遵陛下‘联合抗清’之宸谟，剖肝沥胆，向其文武臣工宣示陛下德意，陈说华夷之辨重于君臣之序，社稷存亡急于名分之争。纵不能令其即刻奉诏来归，亦当竭力消弭戾气，阻其内衅，导其兵锋共指虏廷，力求为我大明保全东南一脉抗虏之元气，此其三也。
至若粮饷军需，臣不敢全然仰赖朝廷正项，增加陛下忧劳。当就地筹画，或劝谕地方输捐，或经营屯垦，或取资于虏，必力求自给，减省国用。唯乞陛下谕令相近州县，略加协济，则臣感激涕零，必当竭犬马以报。
臣一介武夫，深知此行事关重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然臣每念陛下知遇之恩，念神州陆沉之痛，念扬州、嘉定十万冤魂，便觉热血沸腾，虽万死亦不敢辞！臣愿立军令状，此去唯知尽忠报国，调和鼎鼐，若有不效，请陛下治臣重罪，以儆效尤！
伏望陛下圣明，怜臣愚忠，察臣苦心，宸断速行。使臣得效尺寸之功，稍赎前愆，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臣赵高翔昧死再拜。
隆武元年七月 一十六日
先以极其谦卑恳切的口吻开头，代赵高翔向皇帝请罪，自责空食君禄，未能为陛下解浙江之忧。继而笔锋一转，以沉痛的语气论述唐鲁对峙之弊，引经据典，阐明大敌当前应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道理。接着，才提出“移师边境、扼守要冲、沟通浙东”的方略，并将此举措完全包裹在“为陛下守门户、为朝廷宣德化、为抗清聚力量”的大义之下。
文字老辣而不失诚恳，既充分表达了赵高翔的意图，又将其升华到了忠君体国、顾全大局的高度，同时巧妙地规避了所有敏感点，通篇只谈“防虏”、“安地方”、“宣谕圣意”，丝毫不提权力之争。
“好！好！好！”赵高翔连说三个好字，“先生大才！此疏一上，陛下焉有不准之理？字字句句，皆说到了要害处，又全然是一片公忠体国之心！高翔拜谢先生！”他真心实意地拱手一礼。
“将军谬赞了，此乃秀楚分内之事。”王秀楚连忙还礼，“能为将军大业略尽绵薄，是秀楚之幸。”
赵高翔不再多言，当即取出印信，郑重地在奏疏末尾钤上自己的官印。随后立刻唤来李狗儿，嘱咐他以最快速度，通过官方渠道递送入宫。
看着李狗儿领命而去的背影，赵高翔心中大定。有了这篇出自王秀楚之手的妙文，他争取外放的机会又增加了数成。
他转身再次对王秀楚道：“先生，看来我们离开福州的日子，不远了。也请先生早作准备，届时随我一同北上。那边天地广阔，正需先生这等经世之才，运筹帷幄。”
王秀楚眼中也闪过一丝期待，躬身道：“敢不从命！”
赵高翔再次走到那幅巨大的舆图前，目光越过福建的山川，牢牢锁定了浙西南那片广袤的区域。王秀楚的笔，为他撬开了一条缝隙，接下来，就该他用刀剑和谋略，去真正开拓属于自己的格局了。闽浙的裂痕，正是他破局的关键。
就在赵高翔谋划利用闽浙矛盾为自己争取出镇浙江的机会时，他深知，必须全面了解对手——或者说，是他即将要去面对的“邻居”与潜在的合作/竞争对象：鲁王监国政权。
这个与隆武政权几乎同时建立、却又互不买账的政权，其诞生和发展，充满了明末特有的仓促、悲壮与无奈。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南京陷落，弘光帝被俘的消息传至江南，天下震动。清军铁骑南下，势如破竹，所到之处强制推行“剃发令”，激起了江南士民前所未有的激烈反抗。然而，群龙无首的反抗极易被各个击破，人们迫切需要一面旗帜来凝聚力量。
六月间，原明镇江总兵官郑鸿逵（郑芝龙之弟）、明九江道佥事孙嘉绩、明吏科给事中熊汝霖、明兵部尚书张国维等一批文武官员，先后在浙东起兵抗清。他们急需一位具有朱明皇室血统的人物来号令天下。当时，明鲁王朱以海正避难于浙江台州。
朱以海，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的九世孙，袭封鲁王。其人生前期可谓命运多舛：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入塞攻破山东兖州，其兄鲁王朱以派自缢殉国，朱以海则险遭俘虏，侥幸逃出，后袭封鲁王。崇祯十七年（1642年）二月，农民军攻陷兖州，朱以海再次被捕，幸得“伪官”救助逃脱。南渡后，他寓居浙江台州。
这样一个历经劫难、且与清廷有破家之仇的亲王，自然成为了浙东抗清力量眼中最合适的拥立对象。闰六月初，在张国维、熊汝霖、钱肃乐、郑遵谦等人的拥戴下，朱以海于绍兴宣布“监国”（代理国政），建立了政权，史称“鲁监国”政权。之所以称“监国”而非首接称帝，一方面是因弘光帝下落不明，另一方面也是留有余地，观望局势。
鲁监国政权的班子，是一个由浙东士绅、原明官员、本地武将及部分海盗力量组成的混合体。
文官核心：
张国维： 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师江上。他是政权初期的顶梁柱，威望最高，是坚定的抗清派，也是后期反对向隆武妥协的主力。
熊汝霖： 右佥都御史，督师义师。同样为坚定抗清派，富有谋略，是政权的核心策划者之一。
钱肃乐： 右佥都御史，督师西兴。清廉有为，深得人心。
朱大典： 大学士，镇守金华。原明高官，拥有一定的实力和威望，后期倾向于联合隆武。
方逢年： 内阁首辅（后期）。
此外还有孙嘉绩、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等一大批浙东籍或流亡至此的文官。
军事支柱：
方国安： 原明镇东侯，兵力最强，号称“方家军”，是江防主力，但跋扈难制，后期动摇。
王之仁： 原明宁绍总兵，掌管水师，实力雄厚，态度强硬。
郑遵谦： 义师领袖，号称“义兴军”。
张名振： 原明石浦副总兵，后成为鲁监国中后期最重要的军事支柱，忠诚且善战。
黄斌卿： 舟山总兵，割据一方，态度暧昧。
此外，还吸纳了如王翊、冯京第等领导的西明山义军，以及部分沿海的海盗武装（如荡胡伯阮进）。
鲁监国政权的政策核心非常明确：一切为了抗清。
1. 坚决抵抗，拒不剃发： 政权从建立之初就展现了绝不妥协的姿态。斩杀清廷派来的招降使者，坚决反对剃发令，成为了东南抗清的一面精神旗帜，吸引了大量不甘剃发的士民前来投奔。
2. 凭借地利，划江而守： 其基本战略是依靠钱塘江天险，构建防线（史称“江上之师”），与杭州的清军对峙。同时经营浙东沿海岛屿（如舟山）作为退路和海上基地。
3. 筹措粮饷，艰难维持： 政权控制区主要是宁绍台一带，虽称富庶，但战乱之下，供养数十万大军（包括众多义军）极为困难。主要通过劝捐、征粮、甚至预征赋税和依赖海上贸易来勉强维持，财政始终处于拮据状态。
4. 混乱的官制与派系： 由于是仓促建立，且大量加官晋爵以笼络人心，导致官职泛滥，有“侍郎多似狗，都督满街走”的讽刺说法。内部派系林立，文官与武将、本地士绅与外来力量、正规军与义军之间矛盾重重，严重影响了效率和团结。
5. 与隆武政权的关系： 这是其外交上的核心难题。本质上，鲁王政权是地方士绅基于现实需求拥立的，带有强烈的自救和地域色彩。他们不愿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定策之功”，对远在福建、同样根基不稳的隆武帝缺乏认同感，担心被吞并或边缘化，因此产生了激烈的正统之争。
了解了这些，赵高翔更能体会隆武帝的焦虑和浙东局势的微妙。鲁监国政权有其英勇悲壮的一面，凝聚了浙东的抗清力量；但其内部混乱、地域性强、与中央（隆武）离心离德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它既是一支可以联合的抗清力量，也是一个可能引爆内部分裂的火药桶。
“果然是一团乱麻啊。”赵高翔揉了揉眉心，但眼神却更加坚定，“越是混乱，才越有我赵高翔施展的空间。这个‘浙江提督’，看来不仅要防虏，还要学会在这闽浙的夹缝中，跟这位鲁监国和他的班底打交道了。”
他对即将面对的浙江局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也更加确信自己主动请缨这一步，走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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