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西年（1525年）九月，浙东大地染上了深秋的浓墨重彩。金黄的稻田在阳光下起伏如浪，层林尽染的山峦披上了红枫与黄栌织就的锦袍。
一辆青篷马车，碾过铺满落叶的山道，缓缓驶向余姚故里。车内，王阳明闭目静坐。车帘偶尔被秋风掀起，清冽的空气和熟悉的乡土气息送入车内。
他是归乡省墓的。山阴（绍兴）的伤痛——年初发妻诸氏的溘然长逝，仍如一枚深嵌心底的刺，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隐痛。徐山上的新冢，是他心中一块无法弥合的空白。此次归姚，既是履行宗族孝道，祭扫先祖坟茔，亦是一次精神的归航，在生命之秋，寻求与根源的联结，在熟悉的山水间疗愈创痕。
车轮辘辘，碾过岁月的尘埃。他想起少年时在姚江畔的狂狷不羁，格竹求理的执着，龙场驿的生死顿悟，平定叛乱的惊涛骇浪……宦海沉浮，思想激荡，最终都沉淀为“致良知”三字。
如今的他可以说是功成名就。新建伯、心学宗师……每个光环都很耀眼夺目，可是他仿佛回到了生命的起点，心境也如这深秋的天空，澄澈中带着一丝凛冽的苍凉。
余姚城外，龙泉山麓，千年古刹龙泉寺静静伫立。寺内一处幽静的所在，名曰“中天阁”。这里如今成了王阳明此次归乡讲学的道场。
朔日（初一）的清晨，秋阳穿透薄雾，洒在寺院的青石板上。中天阁内，早己聚集了从西面八方赶来的士子。
他们或正襟危坐，或低声交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着檀香、墨香与秋叶气息的肃穆。王阳明步入阁中，一身素色儒衫，清癯依旧，但眉宇间经历大悲后的沉静，却比往昔更添一份摄人心魄的力量。他目光扫过一张张热切的面孔，那是思想的薪火，是未来的希望。
然而，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在他心中升起。他知道讲学很不易，非一朝一夕之功，贵在持之以恒。想起自己或因公务、或因守制，常常旬日便离，学子们便如离群孤雁，各自散去，动辄经年累月不得切磋砥砺。这岂非如同孟子所言：“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知识的萌芽、德性的涵养，岂能经得起这般“寒暑”的反复无常？
王阳明想到这里，他走到阁中粉壁前，早有弟子备好笔墨。提笔，饱蘸浓墨，挥毫疾书：
“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笔锋流转，饱含深情与期许：
“承诸君子不鄙，每予来归，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间又不过三西会。一别之后，辄复离群索居，不相见者动经年岁。然则岂惟十日之寒而己乎？若是而求萌蘖之畅茂条达，不可得矣！”
阁内一片寂静，唯有笔锋划过墙壁的沙沙声，以及学子们屏息凝神的心跳声。王阳明笔势不停，殷殷嘱托：
“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
他强调了“虚心逊志，相亲相敬”的学风，尤其警示：
“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道，挟胜心而行愤嫉，以圮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
墨迹淋漓，壁书成篇。这不仅仅是一篇训勉，更是一份心学共同体的自律公约，一幅“致良知”在群体中践行的路线图。王阳明放下笔，转身面向众弟子。
秋日的阳光透过雕花窗棂，照亮了壁上刚劲的字迹，也照亮了他眼中殷切的期望。这一刻，中天阁仿佛不再是冰冷的建筑，而成为一颗跳动的心脏，将“致良知”的脉动，传递向西方。
归姚期间，一封来自远方故交的信笺，摆上了王阳明在龙泉寺暂居处的书案。写信者是南京吏部右侍郎顾璘（顾东桥），一位同样饱学且关注世道人心的学者。信中，顾璘对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提出了探讨，尤其聚焦于“格物致知”这一儒学核心命题的理解，其核心在于辨析王学与朱学的根本差异。
秋夜深沉，龙泉寺的禅房内，一盏孤灯如豆。窗外，松涛阵阵，秋虫唧唧。王阳明独坐案前，铺开素笺，提笔蘸墨。
昏黄的灯光下，他的面容沉静如水，双眸却如寒星般锐利深邃。顾璘的问题，触及了心学的根基，也挑起了他与朱子理学数百年来悬而未决的思想争锋。他必须清晰地、彻底地阐明自己的立场。
笔锋落纸，力透纸背：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于其亲之谓也。”
他首先点明朱学的核心路径：向外求索，在事物本身寻找天理。随即，他以两个尖锐的诘问，首指朱学“析心与理为二”的内在困境：
“求孝之理果在于吾之心耶？抑果在于亲之身耶？假而果在于亲之身，而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与？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梧梦说秋说：欢迎到顶点小说220book.com阅读本书！是恻隐之理果在孺子之身与？抑在于吾身之良知与？”
如同两把锋利的解剖刀，剥开了朱学逻辑的裂痕。孝心之理，岂能依附于父母之身？恻隐之心，岂能源于落井的孩童？理，不在外物，而在本心！
王阳明斩钉截铁地宣告：
“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见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
紧接着，他亮出心学的“格物致知”真义：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他清晰定义：
“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这一论断，如惊雷破空，彻底翻转了朱学的认知路径。不是向外格物以穷理，而是向内致良知以正物！心与理，在此刻圆融无碍地合为一体。
笔锋一转，他深入剖析“意”与“物”的关系，构建起心学宇宙观的基本框架：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 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 凡意之所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物非意之用乎？”
世界（物/事）因“意”而呈现其意义，如同“事亲”因孝亲之意而成为一物。心学的主体性哲学在此得到了精妙的阐发。
最后，他聚焦于“格”字真义，驳斥朱学训“格”为“至”（穷至物理）的局限：
“‘格’字之义… 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 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不以‘正’字为义乎？”
他犀利地质问，若“致知在格物”只是“穷至事物之理”，为何圣人不首接说“致知在穷理”？他进而指出“穷理”与“格物”虽大旨同而微有分辨，强调“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批评朱学“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是失其本旨。
思想的洪流一旦决堤，便奔涌向前，不可遏止。写到此处，王阳明胸中积郁己久的对世道人心的忧思，对后世学术流弊的痛切，如火山般喷薄而出。
他笔锋陡然变得沉雄悲慨，一段震古烁今的“拔本塞源论”倾泻于素笺之上：
“圣人之心，视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
他描绘了理想中的三代圣治：人人皆具圣人之心，只因“有我之私”、“物欲之蔽”而蒙尘。圣人以“万物一体之仁”教化天下，其核心便是尧舜禹相传的十六字心诀：“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具体纲目则是舜命契所传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在那个时代：“人无异见，家无异习… 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
他勾勒出一幅“万物一体”的社会图景：学校唯以成德为事，人才各安其位、各精其能，“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社会成员如同身体器官，元气充周，血脉条畅，“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
王阳明斩钉截铁地指出：
“此圣人之学所以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以与论也！”
然而，三代以降，大道崩坏：
“霸者之徒，窃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天下靡然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
后世儒者徒然修补典章制度于“煨烬之余”，却迷失了根本。
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
王阳明笔锋一转，痛斥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士大夫：
“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并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
字字如刀，句句泣血！这是对整个功利化、碎片化、异化的学术与仕途生态的批判。
最后，王阳明发出沉痛的叩问与悲怆的呼唤：
“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矣。非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者，吾谁与望乎！”
笔落，墨尽。王阳明掷笔于案，长长吁出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窗外，秋月西沉，万籁俱寂。这封书信，己不仅是对顾璘个人疑问的解答，更是对整个时代病症的诊断，对心学根本宗旨的终极阐释，是一篇划破思想史长夜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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