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的清晨总裹着一层薄雾，寨门口的 “替天行道” 大旗在风里飘得有气无力。杜迁靠在歪脖子槐树上，手里攥着根磨得光滑的哨棒，眼神空茫地望着山下的路 —— 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短打，腰间的布带松松垮垮系着，露出的裤脚还沾着昨天打仗蹭的泥。不远处，宋万正蹲在地上擦枪，枪杆上的锈迹擦了又冒，他也不恼，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动作，像头被驯化的牲口，不知道自己擦枪是为了什么，只知道 “该擦了”。
他们是梁山最老的人，比王伦上山还早半年。那时梁山还没现在这么大，就几间破草屋，几十号喽啰，靠劫过往客商混口饭吃。杜迁记得，第一次跟着王伦劫道时，他躲在树后，看着王伦和几个凶悍的喽啰把客商按在地上抢银子，手心里全是汗 —— 他没敢上前，也没敢出声，首到王伦喊 “杜迁，过来搭把手”，他才磨磨蹭蹭走过去，帮着把抢来的包袱扛回草屋。那天晚上分银子，王伦给了他五两，他捏着银子，心里又慌又喜，慌的是 “这是抢来的钱”，喜的是 “终于有饭吃了”。可没几天，这种慌就淡了 —— 因为宋万也这样，其他喽啰也这样，大家都在劫道，都在分银子，好像 “这样做” 就是对的，没什么好慌的。
宋万比杜迁活络点，却也没多几分主见。王伦让他去盯梢，他就天天蹲在山道旁的草丛里，数着过往的客商；王伦让他去埋抢来的赃物，他就扛着锄头往后山跑，挖个坑埋了，从不多问 “埋的是什么”“会不会被人发现”。有次他们劫了个带着孩子的货郎，货郎哭着求饶，说 “银子都给你们，求你们放了我和孩子”，王伦的手下要动手杀人，杜迁下意识想拦，却被宋万拉了一把：“别多事，王头领让杀，咱们照做就是。” 杜迁看着宋万麻木的脸，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 他想，宋万说得对，跟着头领做，总没错。最后货郎和孩子还是死了，他们跟着把尸体埋在后山，那天晚上，杜迁没睡着，却也没敢跟任何人说 “我觉得不对”。
后来林冲上山，王伦刁难他，杜迁和宋万就站在旁边，看着王伦说 “梁山小，容不下林教头这样的好汉”，看着林冲气得发抖，他们也没敢说一句公道话。首到林冲火并王伦，提着刀指着他们问 “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晁头领”，杜迁和宋万吓得当场就跪了，连说 “愿意愿意”—— 他们没想过 “王伦该不该杀”，也没想过 “晁盖是不是好人”，只知道 “林冲厉害，不答应就会死”，所以他们答应了。
晁盖当了头领，梁山开始壮大，他们还是老样子：跟着大部队劫道，跟着大部队打仗，不主动冲在前头，也不落在后面。晁盖让他们守粮仓，他们就天天坐在粮仓门口，看着粮食进进出出，从不管 “这些粮食是抢来的还是买来的”；晁盖让他们去接应劫生辰纲的弟兄，他们就扛着刀去，见了官兵就躲，见了自己人就帮着搬东西。有人问他们 “你们是梁山元老，怎么不争取个好位置”，杜迁只会挠头笑 “能有口饭吃就行”，宋万也跟着点头 “是啊，别瞎折腾”—— 他们习惯了被动，习惯了 “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好像只要不挑事，就能在梁山安稳活下去。
宋江上山后，梁山的 “生意” 越做越大，从劫道变成了打城池、杀官兵。杜迁和宋万跟着宋江打祝家庄，看着李逵冲进庄里杀无辜百姓，看着石秀把祝朝奉一家斩尽杀绝，他们站在旁边，手里握着刀，却没敢动 —— 他们觉得 “太吓人了”，却也没敢说 “别杀了”。祝家庄破了，分战利品时，他们各得了一匹布、十两银子，杜迁把布叠好收起来，宋万把银子揣进怀里，白天的杀戮好像成了一场梦，醒了就忘了，只记得 “得了好处”。
打曾头市时，晁盖中箭身亡，梁山上下一片混乱，杜迁和宋万还是蹲在角落里，看着宋江和吴用商量后事，看着卢俊义上山，他们既没帮宋江，也没帮卢俊义，只是等着 “新头领定下来，跟着新头领干”。后来宋江当了头领，要招安，李逵跳着脚反对，武松、林冲也跟着附和，杜迁和宋万还是没表态 —— 他们不知道 “招安好不好”，也不想知道，只觉得 “宋江让招安，就招安吧，反正跟着走就行”。
他们全程参与了梁山的恶，却从没有 “主动作恶” 的痕迹：劫道时，他们只是帮忙扛东西；打仗时，他们只是跟着冲；杀无辜时，他们只是站在旁边 —— 可就是这种 “被动参与”，成了恶最坚实的土壤。他们像两块石头，被水流推着走，水流往恶的方向去，他们就跟着往恶的方向去，从没想过 “能不能停下来”“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走”。就像阿伦特说的 “平庸的恶”，不是主动的残忍，不是精心的算计，而是 “不思考”—— 不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不思考他人的痛苦是否与己有关，不思考自己是不是在作恶，只是按部就班地跟着做，把 “大家都这样” 当成 “这样就对” 的理由。
这种 “不思考的恶”，在现实里随处可见。就像工厂里生产伪劣奶粉的工人，他们知道奶粉里加了过量的三聚氰胺，知道孩子喝了会生病，却还是天天坐在流水线上，把不合格的奶粉装进包装盒 —— 他们说 “这是老板让做的，我只是拿工资办事”，却忘了自己的双手正在伤害无数孩子；就像公司里执行虚假宣传的员工，他们知道产品没有宣传的功效，知道消费者买了会吃亏，却还是天天打电话、发传单，把虚假的信息传递给别人 —— 他们说 “这是领导让做的，我只是完成任务”，却忘了自己的话语正在欺骗无数信任；就像医院里给患者开无效药的护士，她们知道那些药治不好病，知道患者会花冤枉钱，却还是按照医生的嘱咐，把药递给患者 —— 她们说 “这是医生让开的，我只是照做”，却忘了自己的行为正在耽误患者的治疗。
这些人和杜迁、宋万一样，都不是天生的恶人，却都成了恶的参与者。他们的恶，没有血债累累的残忍，没有精心策划的阴谋，却比那些主动作恶的人更可怕 —— 因为他们是大多数，是构成恶的 “底色”。一座恶的大厦，需要主动作恶的人当 “梁柱”，更需要无数像杜迁、宋万这样的人当 “砖瓦”，没有这些 “砖瓦”，恶的大厦就建不起来；没有这些 “不思考” 的人，恶的链条就断不下去。
杜迁和宋万在梁山的日子，过得像两株随波逐流的草。他们排座次时，杜迁排第八十三，宋万排第八十二，都是最末等的头领，没权力，没威望，没人把他们当回事。可他们也不抱怨，还是天天站岗、擦枪、跟着打仗，好像只要还在梁山，就有了依靠。有次他们跟着宋江打东昌府，张清用飞石打伤了不少好汉，杜迁和宋万躲在后面，看着梁山军节节败退，心里也慌，却还是没敢逃跑 —— 他们觉得 “跑了就没地方去了，跟着大部队，总能活下来”。
征方腊时，他们的 “被动” 终于让他们送了命。攻打润州时，方腊的部将吕师囊带着大军反扑，梁山军被冲散，杜迁和宋万跟着几个喽啰往后退，却被敌军追上。杜迁想躲，却被一支冷箭射中后背，倒在地上；宋万想拉他，却被敌军的长枪刺穿了胸膛。临死前，杜迁看着宋万倒在自己身边，嘴里喃喃着 “怎么会这样”—— 他到死都没明白，自己只是跟着走，只是想混口饭吃，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他到死都没思考过，自己跟着做的那些事，到底是不是对的。
他们的尸体被埋在润州的乱葬岗里，没有墓碑，没有名字，甚至没人记得他们是梁山的元老。就像他们的一生，平庸得像一粒尘埃，作恶也作恶得平庸，死亡也死亡得平庸。可就是这样平庸的人，平庸的恶，却在梁山的历史里，在无数类似的故事里，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 —— 他们是恶的 “沉默的帮凶”，是善的 “无声的扼杀者”。
杜迁和宋万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无数 “不思考” 的人。他们提醒我们：平庸的恶，不是 “没作恶”，而是 “不阻止恶”；不是 “没能力思考”，而是 “不愿意思考”。当你看到不公却选择沉默，当你知道不对却选择跟随，当你把 “大家都这样” 当成借口，你就成了杜迁，成了宋万，成了恶的一部分。
毕竟，恶从来不是只有狰狞的面目，更多时候，它藏在平庸的日常里，藏在 “我只是照做” 的借口里，藏在 “别人都这样” 的麻木里。而对抗恶的最好方式，从来不是只反对那些主动作恶的人，而是让每一个 “杜迁”“宋万”，都学会思考，学会判断，学会说 “不”—— 因为当每一个平庸的人都拒绝作恶时，恶的大厦，才会真正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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