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迁的布巾总攥在手里，不是擦汗，是捏着点念想 —— 这布巾是王伦刚拉他上梁山时给的，靛蓝色，边角都磨白了，他却天天带在身上，像握着根 “不犯错” 的拐杖。王伦要赶林冲那天，忠义堂里气氛僵得能结冰，王伦捻着胡须说 “山寨地小，容不下林教头这样的大人物”，杜迁赶紧往前凑了半步，手里的布巾绞得发皱：“是是是，王头领说得在理！林教头本事大，咱们这破山寨确实委屈您了。” 他没敢看林冲的眼睛，也没琢磨 “林冲到底碍着谁了”，只知道王伦是头领，跟着头领说准没错 —— 要是这时候替林冲说话，自己怕是要被赶出梁山，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
后来晁盖火并王伦，杜迁的布巾差点被汗浸透。他缩在柱子后面，看着晁盖的人把刀架在王伦脖子上，宋万还在愣着，他己经 “扑通” 一声跪了下去：“愿听晁头领差遣！” 晁盖让他清点山寨粮草，他揣着布巾跑前跑后，连账本上的错漏都没敢瞒 —— 不是有多忠诚，是怕新头领觉得自己 “跟王伦一条心”。那时候他心里清楚，梁山的天变了，自己得赶紧跟着新的 “天” 走，不然就会被碾在底下。
宋江掌权后，杜迁更 “懂事” 了。忠义堂议招安，李逵拍着桌子骂 “招安就是坑害弟兄”，武松跟着附和，杜迁却偷偷瞄着宋江的脸色 —— 见宋江眉头皱着，多数头领都低着头不说话，他赶紧举起手：“我觉得宋头领说得对，招安能让弟兄们有个正经出身！” 旁边的宋万扯了扯他的袖子，小声说 “咱以前劫道的，招安了人家能容咱们吗”，他却瞪了宋万一眼：“你懂啥？宋头领心里有数！” 他根本不知道招安意味着什么，也没问过弟兄们想不想要 “正经出身”，只知道跟着宋江、跟着多数人，就不会出错。
就连递刀这种事，他都做得 “顺理成章”。江州劫法场那天，李逵杀红了眼，挥着板斧喊 “刀！我的刀卷刃了！”，杜迁离得最近，想都没想就把自己腰间的朴刀解下来递过去。那刀是他用了三年的旧刀，砍过柴、劫过船，却第一次递出去杀人。事后武松骂李逵 “杀太多无辜百姓”，杜迁也跟着点头：“是杀多了，太鲁莽了。” 可当时递刀的时候，他没思考 “该不该递”，也没管李逵要杀的是官兵还是百姓 —— 他只觉得，李逵是宋江面前的红人，不递刀就是不给李逵面子，不给面子就可能在梁山待不下去。
他在梁山活成了一块 “软面团”，谁捏都能成型。分配粮草，按宋江定的规矩分，哪怕看到新来的小喽啰饿得啃树皮，也不敢多给一勺 ——“规矩是这样，我不能破”；看守俘虏，李逵说 “敢反抗就打”，他就真的动手，哪怕俘虏只是小声抱怨了一句 “饿”——“李逵说了要打，不打就是不听指挥”；甚至后来梁山要打祝家庄，他跟着大部队冲，别人喊 “杀”，他也跟着喊 “杀”，手里的刀挥得有气无力，却还是要往前冲 ——“大家都杀，我不杀就不像梁山好汉”。
他的恶，没有宋万的惯性沉重，也没有李逵的暴力张扬，是轻描淡写的 “不思考”—— 不思考命令对不对，不思考行为善不善，不思考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就像纳粹集中营里的普通士兵，按上级的命令把犹太人赶进毒气室，不思考那些人是谁，也不思考自己在杀人；就像公司里的普通职员，按领导的要求改造假的财务报表，不思考造假会害了多少投资者，也不思考这样做对不对。他们都不是天生的坏人，却在 “服从” 里丢了思考的能力，把 “按指令做事” 当成了最高准则，最终成了恶的推手。
征方腊时，杜迁死在乱军里。那天他跟着大部队撤退，前面的人往东边跑，他也跟着往东边跑，没注意脚下的陷阱。等他掉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周围只有自己 —— 前面的人早就改道了，他却因为没看路，还在跟着之前的方向跑。陷阱里的竹桩扎进他的腿，他躺在地上喊 “救命”，声音越来越小，最后脑子里闪过的不是梁山的日子，是王伦给的那块布巾 —— 他这辈子都在跟着别人走，从来没自己选过一次路，最后连死，都是跟着错的方向走的。
其实，杜迁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王伦赶林冲时，他可以说 “林冲没做错什么”；宋江招安时，他可以问 “招安了弟兄们怎么办”；李逵要刀时，他可以说 “别杀无辜的人”。可他没说，也没问，只是一味地跟着多数人，把 “不思考” 当成了安全的铠甲。可这铠甲终究会变成枷锁，把他困在恶的漩涡里，首到被吞噬。
阿伦特说，平庸之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是来自于坏人的恶意，而是来自于普通人的不思考。杜迁就是这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坏心眼，却在一次次的 “服从” 和 “不思考” 中，成了恶的一部分。这世上最广泛的恶，从来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暴行，而是无数个像杜迁这样的人，在 “按部就班” 里，一点点丢掉了思考的能力，把自己变成了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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