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后的老樟树下，青苔漫过第三级石阶。
我蹲在那里，指甲抠着石缝里的土，忽然摸到块冰凉的金属。
是把黄铜钥匙，柄上刻着朵模糊的莲。
去年暴雨冲垮墙角时，它该是从砖缝里滚出来的。
祠堂的木门虚掩着，锁孔锈得结了痂。
钥匙进去，“咔哒”一声脆响，像掰断了根冰棱。
香案积着寸厚的灰，蛛网在梁上织成网。
供桌最底层，压着个黑木匣，锁是同柄的莲。
钥匙转第三圈时，锁芯弹开了。
匣盖掀起的瞬间，一股陈霉味涌出来，混着点胭脂香。
里面没有金银，只有件褪色的红绸袄。
领口绣着对鸳鸯，一只的喙断了线，垂着头像在哭。
袄子口袋里，掉出张泛黄的纸。
是张药方，字迹娟秀，末尾画着朵没上色的莲。
“当归三钱，熟地五钱，莲子心……”
墨迹被水洇过，最后几字糊成团，只剩个“盼”字清晰。
香案后忽然传来“吱呀”声。
是块松动的地砖，边缘还沾着新鲜的泥。
我撬开砖，下面藏着个青花罐。
罐口封着红布，布上用朱砂画了道符，边角磨得发亮。
倒出来的不是铜钱，是堆碎瓷片。
拼起来能看出是只碗，碗底印着半朵莲，和钥匙上的一样。
祠堂外的樟树叶“哗啦”响。
是二丫抱着她的破布偶，站在石阶下喘气。
“阿木，李夫子让我……”她的话卡在喉咙里，盯着我手里的红绸袄，“这是……我奶奶说过的那件‘哭嫁袄’！”
二丫的奶奶年轻时是绣娘。
去年冬夜临终前，总说祠堂里锁着个“等不到的人”。
“她说民国二十六年，有个穿红袄的姑娘，”二丫的声音发颤，布偶的破耳朵蹭着她的手，“在祠堂等她的未婚夫，等成了望夫石。”
我捏着那张药方，忽然想起爷爷的话。
他说当年祠堂是临时诊所，有个女先生总来抓莲子心。
“那女先生总穿件红袄，”爷爷的旱烟袋敲着炕沿，“后来打仗了，她卷着铺盖去了前线，再也没回来。”
碎瓷碗的缺口处，卡着半张照片。
黑白的，上面是个穿军装的青年，胸前别着朵纸莲。
照片背面有行字，钢笔写的：“荷花开时，我就回来。”
墨迹被眼泪泡过，晕成片浅蓝。
二丫忽然指着红绸袄的里衬。
那里用白丝线绣着行小字，针脚密得像蛛网：“三日前，见他在渡口买了去南京的船票，莲花开了七朵。”
祠堂的挂钟突然“当”地响了。
指针停在三点，和照片背面的邮戳日期一样。
我摸着红绸袄上断喙的鸳鸯，忽然懂了那药方的意思。
当归，熟地，莲子心——是等一个人回家，等得肝肠寸断。
樟树叶又响起来，像有人在哭。
二丫的布偶掉在地上，露出里面的棉絮，裹着颗干莲子。
是去年她在祠堂捡的，说要种出会开花的莲。
现在莲子的壳裂了道缝，像谁偷偷咬过的痕迹。
我把红绸袄叠回木匣时，发现夹层里藏着封信。
信纸薄得像蝉翼，上面写着：“若我归乡，便在樟树下埋坛酒；若我不归，这袄子便替我守着祠堂的莲。”
信封里还装着张船票，南京到 hometown 的，日期是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初七。
票根边缘被得发亮，像反复确认过无数次。
二丫突然拽我的胳膊，指着供桌后的神龛。
那里摆着个小小的牌位，蒙着灰，看不清名字。
但牌位前的香炉里，插着根没烧完的香，灰还是热的。
祠堂外传来马蹄声，得得得的，像敲在人心上。
是李夫子骑着他的老黄牛，牛背上搭着个褪色的帆布包。
“阿木，二丫，”李夫子的声音有点哑，“这是前几日从省城寄来的包裹，写着‘祠堂收’。”
包裹上的邮票是新的，盖着今年的邮戳。
拆开时，掉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满满一盒莲子。
最底下压着张纸条，打印体的：“祖父临终前说，曾欠祠堂一位穿红袄的姑娘一坛酒，今托我寄去当年的莲子，望她的莲能开。”
铁皮盒的角落，刻着朵小小的莲。
和钥匙上的，碗底的，一模一样。
我抓起把莲子往樟树下跑。
二丫跟在后面喊：“阿木，你去哪？”
“种莲！”我的声音被风吹散，“荷花开时，总有人会回来！”
樟树根下的土很软。
我把莲子埋进去，用红绸袄的一角盖在上面。
二丫把那颗裂壳的莲子放在最中间，说这颗最急着开花。
祠堂的挂钟又响了，这次是七下。
像在数着什么，又像在应和着谁的脚步。
我望着木匣里的红绸袄，忽然觉得那断喙的鸳鸯动了动。
仿佛下一秒，就能拼上断喙，在莲花开满的池塘里，游向等了它八十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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