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义统治北宋的二十一年间，始终将“稳固皇权、确立储君”与“兴盛文化事业”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脉络。二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
稳固的皇权为文治提供了安定的政治环境，蓬勃的文治又反过来强化了皇权的合法性，共同塑造了北宋初年独特的政治文化格局。
出身行伍的赵光义，早年随兄长赵匡胤南征北战，身上烙印着军旅生涯的刚劲，却对诗赋风雅有着近乎执着的追求。他不愿仅以“武夫”形象留名青史，反倒常借诗文抒发治国感悟，更喜与朝中学士唱和。
此前他所作《逍遥咏》十首，便是其风雅心性与治国思考的融合之作。其中“欲识玄元理，须凭造化功”一句，既蕴含着对天地自然规律的敬畏，也暗喻治国需顺应时势、积累功业的道理，被徐铉、李昉等学士奉为经典。
一时间，宫中诗风盛行：朝堂议事之余，大臣们会以诗文交流见解；宫廷宴饮之上，唱和皇帝诗作更成了必备环节；连地方官员也纷纷效仿，将诗文素养视作跻身朝堂的重要素养，文气渐次弥漫于大宋的官僚体系与民间社会。
赵光义深知，诗赋唱和不过是文治的表层，真正的“以文治国”，在于传承历代智慧、培育治国人才、构建稳定的统治秩序。
因此，登基不久后，他便下达了一道影响深远的诏令——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大型类书。这并非追求虚名的“文治装饰”，而是他为“传历代智慧、明兴衰道理”所谋的长远之策。
三部类书各有侧重，却共同承载着文化传承与治国借鉴的重任。《太平御览》广收先秦至宋初的经史子集各类文献，共计一千卷，内容涵盖天文历法、地理沿革、典章制度、器物技艺、农耕纺织等方方面面。
小到如何改良农具提高亩产，大到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典制根源，皆能在书中寻得系统记载，堪称一部“北宋百科全书”，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治国参考。
《太平广记》则聚焦历代志怪小说、轶事传闻，五百卷的篇幅收录了从汉代至宋初的奇闻异事、民间传说、名人轶事。
其中既有《搜神记》《酉阳杂俎》的经典篇章，也有许多因战乱濒临失传的孤本小说，为后世研究古代小说史、民俗史保留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文苑英华》更是文学领域的巨著，一千卷的篇幅辑录了南朝梁至唐、宋的诗文佳作，上至帝王将相的应制之作，下至寒门文人的抒情咏志之篇，凡有文学价值、思想内涵者，皆被收录。
不少在唐末五代战乱中散佚的诗文，正因这部总集得以重见天日，为中国文学的传承续上了关键脉络。
为确保编纂质量，赵光义倾注了极大心力。他从朝中选调最顶尖的学者主持其事：李昉以博通经史著称，总领三部类书编纂；扈蒙擅长文献校勘，负责典籍真伪辨别；徐铉精于诗文品鉴，主导《文苑英华》的选录审定。
同时，他特意在崇文院设立编书局，为学者们提供全方位的物资保障——不仅调拨皇家藏书楼的珍贵典籍供其查阅，还按月供给优质笔墨纸砚、膳食津贴，甚至为远道而来的学者安排住宿，让众人能无后顾之忧地潜心编纂。
赵光义自己也时常抽出政务间隙，亲自到编书局视察：有时会拿起己编好的书稿细细翻阅，对疑难之处与学者们探讨。
有时会询问“某部缺失的典籍是否寻得”“某篇文献的校勘是否完成”；更不止一次对在场学者强调：
“朕编纂这些书，不为虚名，只为将历代的智慧传承下去，让后世子孙知晓兴衰更替的道理。若能借此让大宋避开前朝覆辙，便是朕最大的心愿。”
除了编纂类书传承智慧，赵光义对教育的重视，同样是其文治蓝图的关键一环。国子监作为北宋最高学府，在太祖时期仅有数十间简陋校舍，学生名额不足百人，且多为官宦子弟垄断，寒门学子即便才华出众，也难有入学之机。
赵光义深知，人才是治国之本，若仅靠世家子弟支撑朝堂，不仅会导致人才断层，更可能滋生“门阀专权”的隐患。
因此，他下令大规模扩建国子监：将校舍从原来的数十间扩建至数百间，新修了宽敞的讲堂、藏书楼、学生宿舍，甚至增设了膳食房与休憩庭院。
同时大幅增加学生名额，明确规定“凡通经义、有品行者，不问家世出身，皆可应试入学”，彻底打破了官宦子弟对国子监的垄断，为寒门学子打开了求学之门。
更具突破性的是，他为国子监学生制定了清晰的晋升路径：学生毕业后无需经地方荐举，可首接参加科举考试；若殿试成绩优异，经皇帝亲自考核后，还能首接授予官职。
这一规定如同为寒门学子点亮了“学而优则仕”的明灯——以往即便学有所成，也可能因出身低微被挡在仕途之外，如今只要能在国子监精进学业，便能凭借真才实学进入朝堂。
消息传出后，天下寒门子弟求学热情空前高涨：陈州的农家子弟张师德，靠乡邻接济与帮人抄书攒足路费赴京应试；蜀地的贫儒苏易简，带着仅有的几卷经书徒步千里求学……
国子监的讲堂里，越来越多身着粗布衣裳的学子与世家子弟同坐一堂，共同研习经史，为北宋的官僚体系注入了新鲜血液。
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国子监的发展形成了“培育-选拔”的闭环。太祖时期，每次科举录取的进士不过数十人，且多为世家子弟，一方面是因为录取名额有限，另一方面是地方荐举制度为世家子弟提供了便利，寒门学子难有机会。
赵光义继位后，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大幅增加录取名额，每次录取的进士多达数百人，较太祖时期翻了数倍，仅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科举，便录取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二百零七人，创北宋开国以来新高。
其次是打破出身限制，明确下令“取士不问家世”，要求考官阅卷时“唯以文章优劣、经义深浅为标准，不得因考生出身贵贱区别对待”。
为确保“不问家世”落到实处，他还完善了科举流程：推行“糊名制”，阅卷时遮盖考生姓名、籍贯，防止考官因私偏袒；设立“誊录院”，将考生答卷重新誊抄后再送考官审阅，避免考官通过字迹辨认考生身份。
这些举措彻底扭转了科举被世家垄断的局面，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科举中，寒门子弟占录取总数的六成以上，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北宋名臣。如出身贫寒的寇准，便是通过此次科举进入仕途，最终官至宰相，后来辅佐真宗开创“咸平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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