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教育与科举的发展，宋朝“重文轻武”的风气逐渐成形。赵光义对此有着清醒的政治考量，他曾在朝会上对大臣们首言：
“五代以来，战乱不断，皆因武将专权——藩镇节度使手握兵权，轻则割据一方，重则谋朝篡位，百姓深受其苦。如今朕重用文人，便是要以文治抑制武夫的骄横，让朝堂由懂礼义、知法度的文人执掌，方能让天下长治久安。”
在他的倡导下，文人的地位空前提升：朝堂之上，宰相、参知政事等执掌行政大权的要职，十有八九由文人担任；即便是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其长官枢密使也多由文人兼任——他认为文人“知进退、明法度，无拥兵自重之念”。
待遇上，同品级的文官俸禄比武将高出近三成，且享有更多的荣誉头衔与免役特权；政治话语权上，皇帝议事时更倾向于听取文官意见，甚至连军事决策，也会召集文官参与讨论。
这种“重文”导向，进一步巩固了文治根基，也让“读书求仕”成为大宋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在文治兴盛的同时，赵光义从未放松对皇权的稳固。
他深知，若皇权旁落，再繁荣的文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登基初期，“烛影斧声”的疑云、太祖子嗣赵德昭、赵德芳与弟弟赵廷美的存在，始终是威胁皇权的潜在隐患。
为此，他采取了稳妥而坚决的举措：
对太祖子嗣，他给予优厚的俸禄与“国公”等荣誉头衔，却不授予实权，避免其形成政治势力。对赵廷美，他先是以“图谋不轨”为由将其贬为涪陵县公，后又逐步削弱其党羽，彻底消除了这一威胁。
经过数年经营，皇权彻底稳固，朝堂之上再无人敢质疑其统治的合法性，“烛影斧声”的流言也渐渐消散。
对外关系上，雍熙北伐的惨败成为北宋军事史上的一道伤疤。自那以后，宋朝在对辽关系中彻底陷入被动——辽军凭借骑兵优势，时常袭扰河北、河东边境，而宋朝军队因指挥体系弊端，难以组织有效反击。
最终，宋朝不得不与辽朝签订盟约，每年向辽朝缴纳三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帛作为“岁币”，以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
这笔“岁币”虽未动摇宋朝根本财政，却也成为一项长期负担，更让宋朝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埋下了“积弱”的伏笔。
国内民生方面，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地方豪强与朝中官员相互勾结，以“低价典卖”“强占”等手段疯狂掠夺自耕农的土地。
至道年间，京东路、京西路的自耕农中，有近三成失去土地，沦为流民——他们或辗转于各地乞讨，或沦为豪强的佃户，承受着沉重的地租剥削。
至道二年（996年），京东路甚至爆发了流民聚集闹事的事件，虽很快被镇压，却也暴露了底层百姓的生存危机，为“积贫”埋下隐患。
地方治理层面，藩镇割据的隐患虽己消除，官员腐败与行政低效的问题却逐渐显现。地方知州与通判因“相互牵制”的制度设计，遇事往往推诿扯皮。
知州想推行利民政策，通判以“需上报中央”为由拖延；通判发现知州贪腐，又因“无罢免权”只能上报，导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转运使虽掌管地方财政，却也有部分官员利用职权截留赋税、中饱私囊，而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因层级过多，难以形成有效制约，地方治理乱象丛生。这些隐患的根源，实则与太祖、太宗两代帝王为“防弊”而推行的改革措施息息相关。
自北宋建立以来，太祖、太宗在推进统一战争的同时，始终将“改变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作为核心目标，所有改革措施都渗透着强烈的“防弊”精神——防止武将专权、防止地方割据、防止权臣擅政，却也因此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在兵权集中方面，太祖赵匡胤在位时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等开国功臣的禁军兵权，将禁军指挥权收归中央，为集权打下基础。
赵光义继位后，进一步完善兵权制度：设立枢密院掌管军事决策，又设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掌管军队指挥，让枢密院与三衙相互牵制——枢密院有权调兵却无指挥权，三衙有权指挥却无调兵权，避免任何一方独掌兵权。
同时实行“更戍法”，规定禁军将士需定期更换驻地，而将领不随之调动，以此防止“将兵相知”、形成割据势力。这些措施虽彻底杜绝了武将专权的可能，却导致军队指挥体系混乱。
将士刚熟悉将领的战术风格，便需换防到新驻地，面对新将领，作战时难以形成默契，战斗力大幅削弱。
雍熙北伐中，宋军因“将不识兵、兵不认将”，多次出现指挥失误，最终惨败，正是这一制度弊端的集中体现。
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太祖、太宗参照唐制建立“二府三司”制度：
中书门下（政事堂）为最高行政机构，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为最高财政机构，三者相互独立，分别对皇帝负责，互不统属。
这种制度虽能防止权臣独揽大权，却也造成了“机构重叠、权责交叉”的问题——行政事务需中书门下决策，涉及军事则需枢密院配合，涉及财政又需三司审批，遇到复杂事务时，往往因部门间推诿而延误时机。
地方行政上，废除节度使兼领州郡的制度后，设立知州掌管一州行政，又设通判负责监督知州，两者相互牵制；同时设立转运使掌管地方财政，将地方赋税大部分运往中央，削弱地方的经济实力。
这些措施虽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却也导致地方政府缺乏自主权——连修缮城池、赈济灾民等日常事务，都需经州、路、中央三级审批，行政效率低下，难以应对突况。
在司法权与官员任免权集中方面，太祖、太宗规定，地方司法案件需上报中央审核，死刑案件必须经皇帝批准，防止地方官员滥用司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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