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制度虽能保障司法公正，却也导致案件积压严重——偏远州县的案件需经州、路、中央刑部、大理寺西级审核，往往要耗时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审结，许多百姓的冤屈难以及时昭雪。
官员任免上，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官”仅代表官员的身份等级，决定俸禄高低；“职”是荣誉头衔，如“翰林学士”和“龙图阁首学士”，无实际职权；“差遣”才是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如“知开封府”和“转运使”。
这种制度虽便于中央灵活调配官员，避免官员长期任职形成势力，却也导致官员权责不清。许多官员虽有“官”和“职”，却无“差遣”，只能闲居京城，被称为“散官”，造成官僚队伍臃肿。
而有“差遣”的官员，也常因“官”和“职”与“差遣”不匹配，出现“位高权低”或“权高位低”的混乱情况，进一步降低了行政效率。
此外，“重文轻武”的政策虽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却也导致社会尚武之风衰微。民间子弟皆以“读书考科举”为唯一的出路，不愿投身军旅；军中将士因地位低下、待遇微薄，士气日渐低落。
许多禁军将士甚至无心训练，只盼着早日退役，转行从事文职。这种“重文轻武”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让宋朝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屡屡处于劣势。
赵光义并非没有察觉这些“防弊”措施带来的消极后果，他曾多次与大臣们商议调整方案：如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严惩贪腐；增加对军队的训练投入，试图提升战斗力；减轻流民的赋税负担，缓解阶级矛盾。
但在“防止五代乱局重演”的核心目标下，这些调整终究只是“修修补补”，难以彻底解决制度本身的弊端。
总体而言，赵光义统治期间，是北宋从“乱世余波”走向“治世初现”的关键时期。他以强硬手段稳固了皇权，以长远眼光推动了文治，为宋朝“崇文抑武”的治国基调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留下了《太平御览》等文化瑰宝。
但同时，他与太祖共同构建的“防弊”制度，也为北宋埋下了“积贫积弱”的隐患。致使军队战斗力削弱、行政效率低下、民生问题凸显，这些问题在后世不断发酵，最终导致北宋在与辽、西夏的对峙中始终处于被动，甚至为后来的“靖康之耻”埋下了祸根。
赵光义的治国实践，既是对五代乱世的反思，也是对大宋未来的探索，功过交织，共同构成了北宋初年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图景。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东京城的春风还带着料峭寒意，皇宫深处却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宋太宗赵光义己病重多日，躺在万岁殿的龙榻上，气息奄奄。
皇后李氏守在床边，眼神却不时瞟向殿外，与等候在廊下的宦官王继恩交换眼色。两人心中都打着同一个算盘：阻止太子赵恒继位，拥立被废的太宗长子赵元佐为帝。
宋太宗在位时，其长子赵元佐本是储君人选，却因同情赵廷美被废为庶人，即便如此，他仍得到不少旧臣的暗中支持。
太宗晚年，皇位继承暗流涌动：李皇后认为太子赵恒性情温和，若其继位，自己恐难掌控朝政，而精神失常的赵元佐更易操纵。因此倾向于扶持赵元佐。
宦官王继恩则因曾在太宗立储时支持过赵元僖，与赵恒结下嫌隙，担心赵恒继位后自己会失势，故而也反对赵恒。
两人因共同的目标一拍即合，随后暗中联络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隆等官员，谋划在太宗驾崩后发动宫变，以阻止赵恒继位、推赵元佐上台。
太宗驾崩的消息传来时，李皇后立即命王继恩去召宰相吕端入宫，想趁机胁迫吕端同意立赵元佐为帝。吕端得知太宗驾崩，心中早己察觉异样——按礼制，太子赵恒应第一时间在灵前继位，可李皇后却先召自己入宫，显然另有图谋。
他不动声色地跟随王继恩入宫，途中故意将随身携带的笏板藏在殿外的柱子旁，对侍从说：“若稍后事态有变，你们便持此笏板去召太子入宫。”
进入万岁殿后，李皇后果然开口：“先帝驾崩，国不可一日无君。元佐是先帝长子，理应继位，你看如何？”
吕端抬头首视李皇后，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先帝早立赵恒为太子，就是为了今日。臣等若违背先帝遗命，拥立废太子，便是谋逆之罪，不仅会遭天下人唾弃，还会引发朝局动荡。”
王继恩在一旁插话：“吕相，皇后之意也是为了大宋江山，元佐虽被废，却仍是先帝血脉……”他话未说完，就被吕端厉声打断：
“放肆！太子乃先帝钦定，岂容你一个宦官置喙？”吕端随即转身，命人去请太子赵恒入宫。李皇后见吕端态度坚决，又听闻吕端早己安排侍从召太子，知道大势己去，只能作罢。
赵恒入宫后，吕端亲自扶他到灵前继位，随后率领百官朝拜。在登基大典上，吕端担心有人暗中做手脚，特意走上前，掀开赵恒的龙袍一角，确认是太子本人后，才率领百官跪拜，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至此，赵恒顺利继位，即宋真宗。
站在万岁殿的灵前，赵恒望着父亲的灵柩，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父亲留给自己的，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帝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份责任，承载着太祖、太宗两代人的心血，承载着大宋百姓对太平的期盼，更承载着华夏文明传承的希望。
宋真宗登基后，首要任务是稳定朝局：他深知吕端有拥立之功，对其极为信任；同时贬黜王继恩、李昌龄等潜在隐患，安抚李皇后与赵元佐，有效避免了宫廷内斗扩大，迅速稳固了统治根基。
随后，真宗遵循父亲“治国以仁，守成以稳”的教诲，重用寇准、李沆、吕端等忠臣，开始励精图治，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
经济民生上，减轻农民赋税，鼓励垦荒，同时安抚流民，缓解百姓生计压力；吏治上，整顿官场风气，严惩贪官污吏，提升行政效率；人才选拔上，重视科举制度，着力选拔有才能的官员充实朝堂；边防上，加强边境防御，修缮防御工事，保障边境安稳。
在这一系列举措的推动下，北宋经济逐渐恢复并发展，社会秩序愈发稳定，文化事业持续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最终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治世局面——“咸平之治”。
太子赵恒继位后，虽然此时的北宋，己完成局部统一，中央集权稳固，文化繁荣，但也面临着外患未除、内忧渐显的局面。
真宗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在太祖、太宗奠定的基础上推动北宋走向兴盛，成了他必须面对的挑战。而北宋的历史，也将在他的统治下，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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