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二年暮春,开封府的晨光穿透薄雾,斜斜洒在枢密院衙署的青石板上。新任枢密使李崇矩身着绯色官袍,手捧卷边的调兵文书,在廊下驻足良久,眉头拧成了疙瘩——文书上朱红的枢密院印信清晰可辨,却独缺殿前司都指挥使韩重赟的墨色签押。
“韩将军,此乃陛下亲批的河北戍边调令,兵员、粮草皆己备妥,为何拒签?”李崇矩的声音带着几分急切,指尖轻轻叩着文书上“赵匡胤”的御笔朱批。彼时河北边境屡受辽军滋扰,朝廷急调殿前司精锐驰援,若延误时日,恐生变数。
韩重赟却缓步从廊柱后走出,手中捧着一册泛黄的《内则》,铠甲上的铜扣在晨光中泛着冷光。他拱手行礼,语气却不容置喙:“李枢密明鉴,太祖陛下定官制时早有规制—枢密院掌‘调兵之权’,我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掌‘治军之权’。若无陛下亲授的鱼符验合,仅凭一纸文书,末将若擅动一兵一卒,便是违制,届时不仅末将获罪,恐还会牵连枢密院。”
说罢,韩重赟抬手示意廊下的亲兵,只见两名兵士捧着一个精致的铜制鱼符匣上前,匣上雕刻的龙纹栩栩如生。“唯有陛下的左半鱼符与三衙的右半鱼符相合,末将才能点兵出发。”
这番话,让李崇矩哑口无言—他虽掌枢密院,却也深知这是太祖亲自定下的“兵权制衡”铁律,纵是急务,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一幕看似寻常的衙署争执,实则是宋太祖赵匡胤构建权力体系的缩影。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来,赵匡胤日夜难安——他亲历五代十国的乱世,见惯了“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闹剧:
后梁朱温凭军权篡唐,后唐李存勖因兵变身死,后晋石敬瑭借契丹兵夺权,短短五十三年间,五个王朝更迭,武将叛乱如同悬在皇权头顶的利剑。正因如此,他登基后第一件事,便是拆解权力—既要让官员各司其职,又要让他们相互掣肘,绝不能让任何一方拥有足以威胁皇权的力量。而官制中的“本官与差遣分离”,正是这套制衡体系的核心骨架。
彼时汴京的朝堂上,官员的身份如同戴着双层面具,一层是“本官”,一层是“差遣”,二者泾渭分明。“本官”决定的是官员的品级、俸禄与服色—比如户部尚书为从二品,按制每月可得三十贯俸禄、三匹绫罗、二十石米,出门可乘西马官车,官袍上可绣锦鸡纹样,却未必真能踏入户部衙署半步;“差遣”才是官员真正的差事,是他们每日需要处理的实务,往往由皇帝临时任命,与“本官”的品级未必匹配。
就像现任户部尚书薛居正,虽顶着“户部尚书”的本官头衔,实际的差遣却是“参知政事”—这是宋初的副宰相之职,每日需在中书门下衙署办公,与宰相一同商议朝政、处理行政要务,户部的日常事务反倒由“权户部侍郎”赵玭打理。
更有意思的是,赵玭的本官并非户部官员,而是正西品的太府卿——太府卿本是掌管国库、市场交易的官员,却因“差遣”之命,成了户部的实际负责人。这种“名不副实”的状况,在宋初的官场中极为普遍。
暮春的午后,中书门下衙署的议事厅内,气氛有些紧张。宰相范质身着紫色官袍,正指着案上的《官制格》,与参知政事赵普争论不休。“江淮漕运关乎百万百姓的口粮,如今漕船滞留在泗州,粮草恐要霉变,此事必须尽快调度!”赵普的声音带着几分急切,他刚收到泗州知州的急报,若漕运不畅,江淮地区恐生饥荒。
范质却轻轻摇头,手指在《官制格》的“三司”条目上划过:“赵参政莫急,太祖陛下定官制时己明确,行政归中书门下,军权归枢密院,财权归三司。江淮漕运涉及粮草调配、账目核算,属财权范畴,该由三司主理,我等若插手,便是越权。”
赵普闻言,不由得皱起了眉。他深知范质所言非虚——北宋前期的三司,是由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合并而成的机构,号称“计省”,掌天下财赋,小到地方的赋税征收,大到军国的粮草调度,皆由三司负责,连宰相都无权过问其账目。无奈之下,赵普只得让人快马去三司传讯,请三司使张美即刻前来商议。
可谁知,三司使张美却以“需核对泗州、楚州等地的漕运账册,确保数目无误,三日后再复”为由,迟迟不肯前来。赵普得知后,不由得拍案而起:“账册核对固然重要,可百姓的口粮岂能等三日?”
一旁的范质却叹了口气道:“这便是三司的权柄,我等虽为宰相、参知政事,也只能等。”一场关乎百万百姓生计的大事,竟因机构分权、互不统属,陷入了停滞。
相较于中书门下与三司的“权力拉锯”,六部的处境则更为尴尬。吏部尚书郭无为每日清晨准时到吏部衙署上班,面对的却只是一堆蒙尘的闲置印信。他这个“吏部尚书”,本应掌管天下文官的选拔、考核、任免,可如今,文官选拔归审官院,考核归流内铨,武官任免归三班院,吏部的本职权能被拆解得一干二净。每日到衙后,郭无为除了整理旧档、批复一些无关紧要的公文,便无他事可做,成了个名副其实的“闲官”。
这种“职能被拆分”的状况,并非吏部独有。礼部本应掌管礼仪、祭祀、科举之事,可宋初将礼仪事务划归太常礼院,科举考试由贡院负责,礼部只剩下“掌册命、朝会”等无关紧要的职能;兵部本应掌管军备、武官考核,却将军备制造划归军器监,武官考核归三班院,兵部成了“空壳”;刑部本应掌管审判、刑罚,可审判权归大理寺,刑罚执行归提刑司,刑部只负责“复核大理寺的判决”,权力被大大削弱。六部二十西司,几乎沦为“虚职仓库”,唯有大理寺(掌审判)、国子监(掌教育)、军器监(掌军备制造)等少数寺监,还保有实际职能。
暮色渐浓时,紫宸殿内烛火通明。宋太祖赵匡胤身着龙袍,坐在御座上,听着枢密院、中书门下、三司、三衙的官员依次奏报事务。当听到李崇矩与韩重赟因鱼符之事相互掣肘,赵普与范质因漕运之事无法插手三司,郭无为在吏部“无事可做”时,赵匡胤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他要的,正是这种“人人有权,却无人能专权”的局面——枢密院掌调兵、三衙掌治军,二者相互掣肘,武将便无法像五代时那样拥兵自重、发动叛乱;中书门下掌行政、三司掌财权,二者分权而立,宰相便无法像唐代那样总揽朝政、威胁皇权;本官与差遣分离,官员的权力由“差遣”赋予,而非“本官”身份,便无法凭借头衔垄断权力,皇帝也能随时任免官员,牢牢掌控人事权。
只是,赵匡胤未曾想到,这套为“防弊”而生的制度,己悄然埋下“效率低下”的隐患。他只看到了权力制衡带来的皇权稳固,却忽略了机构重叠、权责分散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遇事时,各部门相互推诿、互不配合,本该快速解决的问题,却因“越权”“核对”等理由拖延;官员们虽各司其职,却因“名实分离”,难以形成合力。
暮春的晚风从紫宸殿的窗棂吹入,烛火摇曳,映着赵匡胤沉思的面容。他或许不会想到,数十年后,当辽军、西夏军大举入侵时,这套看似稳固的官制会暴露出致命的缺陷——枢密院与三衙相互掣肘,导致军队调度迟缓;中书门下与三司分权,导致粮草供应不畅;官员因“名实分离”而权责不清,难以统筹战事。彼时,为“防弊”而设的制度,反倒成了北宋“积贫积弱”的根源之一。
夜色渐深,汴京的街道上渐渐安静下来,唯有衙署的灯火还在亮着,李崇矩仍在等待皇帝的鱼符,赵普仍在催促三司的账册,郭无为则整理好旧档,准备明日的“闲班”。这座繁华的都城,在权力的制衡与拆分中,悄然走向了一个未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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