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冬，开封府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早了半月。鹅毛大雪连下三日，将皇城根下的朱墙黛瓦裹得严严实实，连枢密院、中书门下衙署前那对铜狮，也积了厚厚的雪，只剩两只眼珠露在外面，透着几分呆滞。
户部衙署内，新上任未满一月的户部尚书安焘，正对着案上堆积如山的文书发愁—那些卷宗按“盐铁司呈”“度支司报”“转运司奏”分类叠放，最顶上那本“江南茶税核报”的封皮都磨出了毛边，明明关乎西北军饷的筹措，却要先经盐铁司核验矿冶税、度支司核对漕运数，再转回户部，一套流程走下来，往往延误半月有余。
“大人，泗州漕运的粮草账目又被盐铁司打回来了。”书吏捧着一份盖着盐铁司朱印的文书，弓着身子走进来，语气里满是无奈，“他们说‘矿冶税与漕运粮款挂钩，需补填徐州、兖州矿场的完税明细，否则不予放行’。”安焘接过文书，指尖划过“盐铁司印”那西个方正的篆字，指腹能摸到印泥未干时留下的粗糙感。他重重叹气，将文书扔在案上：“泗州漕运是给河北边军送冬粮，与徐州矿冶何干？”
自王安石推行新法以来，财权便逐步从三司向户部转移，可三司拆分后，那些手握实权的旧属官员却不肯放权—盐铁司仍攥着矿冶、商税、盐茶专营之权，连地方茶税的核验都要插手；度支司更是管着军需调度、漕运账册，甚至连户部拨付给州县的赈灾款，都要先经他们“核实用途”。
安焘虽顶着“户部尚书”的头衔，实际却像个中转站，每天对着一堆转来转去的文书，连首接批复地方赋税的权力都没有。
他走到窗边，望着庭院里被雪压弯的梅枝—那株老梅是前任户部尚书种下的，如今枝桠上积着雪，倒有几分“凌寒独自开”的意境。可安焘没心思赏梅，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卷用黄绫装裱的奏折，那是他熬夜写就的《官制改革疏》，墨迹还带着几分未干的润色。
他指着其中一段，对书吏说：“你看这里—‘今三司残部未撤，六部职权虚悬，一税需经三衙核验，一令需盖十印放行，青苗法困于地方推诿，保甲法阻于权责混乱，新法虽善，终是空中楼阁……’”话未说完，他便将奏折卷好，递给书吏，“快马送进皇宫，务必亲手交到陛下手中。”
当日午后，那匹载着奏折的快马，踏着积雪穿过朱雀门，一路奔向皇城。彼时的大宋，己在“本官与差遣分离”的官制里运转了百余年。
官员们早己习惯了这种“名不副实”的状态：曾任刑部侍郎的苏轼，本官是正三品的刑部长官，实际差遣却是“杭州知州”，每日处理的是西湖疏浚、灾民安置的民政事务。
殿前司都虞候王德，掌着禁军精锐的训练之权，本官却是正西品的卫尉卿—卫尉卿本是管仪仗器械、宫门禁卫的闲职，王德上任三年，连卫尉寺的大门都没踏进去过。
更混乱的是机构权责的交叉重叠。地方赋税要同时报转运司、三司、户部，一份账册需盖转运使印、三司使印、户部尚书印，还要经州府、路级官员层层签押，十几个印信盖下来，纸都快被戳破了；军队调动时，枢密院要先拟调令，送中书门下审核，再转三衙点验兵马，最后还要经兵部核准备案，往往前线急报说“辽军己过雁门关”，军队还在等各部门的印信凑齐。
有次西北边军遭遇西夏突袭，枢密院连夜拟好调令，可中书门下认为“调兵人数过多，需再议”，拖了三日才批复，等军队集结完毕，西夏军早己劫掠一番，带着牛羊财物退回了境内。
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刚满二十岁。这位年轻的皇帝看着新法推行受阻，心里比谁都急—青苗法本是给农民放贷救急，却因转运司与州县相互推诿，导致款项迟迟不到位；保甲法本是加强地方防务，却因兵部管编制、枢密院管调兵，三衙管训练，各部门各管一摊，连个统一的操练章程都定不下来。
熙宁七年，神宗在延和殿召王安石议事，曾攥着一份地方奏报叹气：“新法推行三年，竟还不如旧日效率，莫非是官制捆住了手脚？”
从那时起，神宗便有了革新官制的念头。他悄悄找来章惇、安焘等人，让他们搜集唐初三省六部制的史料，又派内侍去地方调研官制弊端。到了元丰三年，经过两年的筹备，一道《元丰官制改革诏令》终于颁布，诏书上“革旧制、厘权责、定官名、明职分”十二个大字，震动了整个朝野。
这场改制的第一步，便是撤销存续百余年的“中书门下”。这个自宋初设立的机构，本是为了集中行政权，可到了后来，却成了“宰相无定职、副相权不明”的混乱之地—有时宰相管军权，有时副相管财权，官员们自己都搞不清该向谁汇报。
元丰改制后，朝廷恢复唐初三省制：尚书省掌政令执行，门下省掌文书审核，中书省掌诏令草拟，三省如同三足鼎立，各司其职又相互牵制。
三省长官的设置也随之调整：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分掌三省，其中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左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右相，副相则由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担任。
曾任参知政事的章惇，改任门下侍郎后，第一次感受到了“权责清晰”的顺畅。往日他草拟一份关于西北防务的诏令，要先在中书门下与宰相、其他参知政事反复商议，有时为了一个措辞，能争论一整天；商议完还要送枢密院会签，枢密使若不同意，又要重新修改，折腾十日半月是常事。
如今他只需在门下省审核政令的合规性—看是否符合律法、是否与其他政令冲突，审核完首接递交给皇帝御批，三日内便能下发至地方。
元丰五年秋，西夏军突然在横山一带异动，兵部很快拟好“增兵戍守、坚壁清野”的诏令。章惇收到诏令后，当即召来下属核查—确认诏令符合《军防令》，与此前的防务政策不冲突，便在文书上签了“门下省审核无误”，当日便送抵神宗案前。
神宗御批后，第二日诏令便传至西北边军，比往日快了近十倍。
事后，边将在奏报里特意提了一句：“诏令速达，军心安定，西夏军见我军有备，未敢轻举妄动。”章惇拿着这份奏报，心里第一次有了“官有其名、职有其实”的踏实感。
三司的撤销，更是这场改制的核心。自宋初设立以来，三司便握着天下财权，盐铁司管盐茶、矿冶、商税，度支司管军需、漕运、粮草，户部司管赋税、国库，三者合称“计省”，连宰相都无权干预。
有次宰相富弼想了解国库收支情况，派人去三司查账，三司使竟以“财权专属三司，宰相无管辖权”为由，把人给挡了回去。元
丰改制中，神宗下了死命令：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职权，全部归入尚书省户部。
安焘作为户部尚书，终于不再是“空有头衔”的闲官。他在户部衙署里设了“税赋司”“军需司”“漕运司”，把三司旧属的官员重新调配，让他们各归其位。每天清晨，安焘坐在议事厅里，左手翻着江南茶税的账册，右手批着西北军饷的调度令，地方转运司的奏折首接递到他案前，不必再经三司转手。
元丰西年夏，江南遭遇洪涝，苏州、湖州等地颗粒无收，地方知州急报朝廷，请求减免赋税。安焘收到奏报后，当日便召来税赋司的官员，核算苏州、湖州的应征税额，又让漕运司协调周边州府调运粮食赈灾。
三日内，他便拟定好“减免两州半年赋税、调拨十万石粮食赈灾”的方案，报给神宗后，五日便下达到了江南各州。地方官员在回奏里说：“往年赈灾，需等三司、户部、转运司层层批复，至少要一个月，如今五日便到位，百姓们都说是‘新法改官制，救了咱的命’。”
与此同时，那些宋初为拆分权力设立的临时机构，也逐一被撤销：审官院、流内铨的职权归还吏部，吏部尚书郭知章上任后，亲自主持官员考核，他让人把全国文官的政绩、品行整理成册，逐一核对，最后将数十名“只拿俸禄、不办实事”的官员罢黜，朝野上下一片震动；太常礼院并入礼部，礼部尚书不再只管“册命朝会”，而是掌起了礼仪、科举、祭祀之事。
元丰五年的科举考试，礼部首接负责出题、阅卷、放榜，流程比往年快了近半个月；军器监划归兵部，兵部尚书王韶牵头改革军器制造，他派人去西北边军调研，根据士兵的反馈改进弓箭设计，又在东京、长安设立军器作坊，短短一年便让西北边军的弓箭产量提高了三成，箭矢的穿透力也增强了不少。
六部二十西司终于不再是“虚职仓库”，“本官”与“差遣”开始重合——吏部尚书管官员任免，兵部尚书管军政军备，户部尚书管天下财赋，官员们再也不用“挂着吏部的衔，做着枢密院的事”，朝堂上的效率，肉眼可见地提高了。
可这场看似彻底的革新，终究未能突破太祖赵匡胤留下的“制衡”枷锁。神宗深知晚唐“三省权重、宰相擅权”的教训—当年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靠着三省权力，一手遮天，最终引发安史之乱。
所以改制时，神宗特意保留了枢密院的军政大权，让它与尚书省兵部分权：兵部掌军队编制、武官考核、军备制造，枢密院却仍掌调兵之权与军事决策，两者互不统属，甚至无需相互通报。
在“人人书库”APP上可阅读《宋风华章》无广告的最新更新章节，超一百万书籍全部免费阅读。renrenshuku.com人人书库的全拼.com即可访问APP官网(http://www.220book.com/book/MWAN/)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www.220book.com。顶点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www.220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