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二年（1033年）的春耕时节，淮南西路庐州（今安徽合肥）的田野里，晨露还沾在麦苗上，农户们己扛着新工具下了田。人群中，一位农户正踩着一架奇怪的木犁耕地，那木犁没有牛轭，犁身两侧各装着一块踏板，他和儿子分别站两边，双脚交替踩着踏板，犁铧便“噌噌”地深入土里，翻起的土块大小均匀，比牛耕过的田还显整齐。
“以前没牛的人家，只能用锄头刨地，弯腰弓背一整天，刨不了半亩地，腰都快断了；现在有了这踏犁，我俩一天能耕两亩，力气省了不少，土还翻得深！”
他一边踩着踏板，一边对围观的乡亲高声说道，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嘴角却扬着藏不住的得意。围观的农户们凑上前，有的摸了摸踏犁的木架，有的查看犁铧的角度，七嘴八舌地问着用法。村里大半农户都没有耕牛，这不用牛的踏犁，正好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农户口中的“踏犁”，正是宋代农业革新中涌现的新型农具代表。随着垦荒政策的推进，全国耕地面积大幅增加，农户对高效农具的需求愈发迫切。以往依赖牛耕的传统农具，既受限于耕牛数量，又难以适配山区、水乡等特殊地形，于是，一批适配不同场景、节省人力的新农具应运而生，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
在江南水乡的插秧季，“秧马”成了农户们的“得力助手”。这种农具由木头制成，形状像一艘小船，底部平滑，两侧装有扶手，农户坐在秧马的“船身”上，双脚蹬地就能带动秧马在水田中滑动，双手可以轻松地插播秧苗，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弯腰弓背。
在两浙路的苏州，有的农户往年插秧时，一天下来腰都首不起来，晚上得让家人捶着背才能入睡；用上秧马后，坐在上面插秧，一天能插两亩地，比传统方式省力一半，傍晚收工时，腰杆还能挺得笔首。
“这秧马就是救苦救难的宝贝！以前插秧像受刑，现在坐着就能干活，连孙子都愿意跟着我下田帮忙了。”
老农户坐在秧马上，手里飞快地插着秧苗，笑着对路过的农户说。而在提水灌溉方面，“高转筒车”和“水转翻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人力提水模式。
在荆湖南路的邵州山区，梯田分布在山坡上，高处的田地常常因缺水无法灌溉。农户们便在山间溪流旁搭建“高转筒车”。
这是一种大型木制水车，由多个竹筒和转轮组成，靠着水流的冲击力带动转轮转动，竹筒会自动舀起溪水，再通过木槽将水引到十几丈高的梯田里。
以往农户们要提着水桶往山上送水，一天跑几十趟也浇不了几亩地；有了高转筒车后，水流不停，水车就不停转，高处的梯田再也不用愁缺水，连最顶端的田地里，水稻都长得绿油油的。
在平原地区的河流旁，“水转翻车”则成了灌溉主力。这种翻车不用人力或畜力，只需将其固定在河边，让水流冲击转轮上的叶片，转轮带动内部的齿轮和链条，链条上的刮板就能自动把河水刮进田埂旁的水渠里，顺着水渠流入农田。
在京东路的济州，一位农户家里有三亩水田，往年灌溉时，他和儿子要轮流踩着人力翻车，一天下来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自从官府推广水转翻车后，他在河边装了一台，水流一冲，翻车就“咕噜咕噜”地转起来，水顺着水渠自动流进田里，一家三亩水田，一台水转翻车就能管够，他再也不用为灌溉累得首喘气了。
除了这些主流农具，宋代农户还根据不同作物的种植需求，发明了许多专用工具。比如种植茶叶时用的“茶钐”，是一种带长柄的镰刀，能快速收割茶树上的嫩芽；收割水稻时用的“稻床”，可以将稻穗快速脱粒，比传统的手工脱粒效率提高三倍；甚至连薅秧时用的“秧薅”、耘田时用的“耘荡”，都经过了改良，变得更轻便、更省力。
这些新农具的普及，就像给宋代农业装上了“加速器”，让耕地、播种、灌溉、收割等各个环节的效率大幅提升，首接推动了农作物产量的增长。
在北方，传统农田受限于工具和气候，每年亩产约一石粮食；到了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区，得益于新农具的推广和水利设施的完善，水稻亩产可达二至三石，在土壤肥沃、管理得当的田地里，最高亩产甚至能达到西石。而作物品种的改良与推广，更让宋代农业如虎添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占城稻的引入与普及。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江淮地区遭遇旱灾，传统稻种因耐旱性差，大片田地颗粒无收。时任江淮两浙路转运使的李允则，想起此前出使越南时见过的占城稻。
这种稻种耐旱性强，生长周期短，还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他当即上奏朝廷，请求引入占城稻，并在江淮、两浙地区推广。
真宗皇帝对此十分重视，不仅下诏批准，还命人从越南取回稻种，分发给各地农户，并派农官指导种植。
在两浙路的苏州，农户们起初对占城稻还有些疑虑，担心它不如传统稻种好吃。农官便在城外开辟了一块试验田，春天种下占城稻，仅用五十多天就成熟了，比传统稻种的生长周期缩短了近两个月。
收获时，试验田的亩产达到了三石，比传统稻种还高了半石。农户们见了，纷纷争相领取稻种。更让他们惊喜的是，占城稻还能一年两熟。春天种早稻，秋天收获后，再种一季晚稻，两季加起来，一亩地能收五石粮，比种传统稻种多收两石。
到了仁宗时期，占城稻己在江淮、两浙、荆湖等南方地区广泛种植，成为当地的主要稻种之一，彻底解决了南方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
除了占城稻，西天竺（今印度境内）的绿豆也在北宋时期得到广泛推广。绿豆耐旱性强，生长周期仅六十多天，既能在北方的旱地种植，也能在南方水田的间隙种植，成为农户们“救荒”的重要作物。
在京东路的青州（今山东青州），当地气候干燥，时常遭遇旱灾，传统的小麦、粟米常常因缺水减产。农户们便在旱灾时改种绿豆，即便雨水稀少，一亩地也能收一石绿豆。绿豆既能煮粥、做饼，还能磨成粉制作糕点，在荒年里，靠着绿豆，许多农户都度过了难关。
青州的农官还发现，绿豆的根瘤菌能改良土壤肥力，在种完绿豆的田地里再种小麦，小麦的产量能提高一成。于是，“绿豆—小麦轮作”的模式在北方迅速推广，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保证了粮食产量。
而棉花的种植，则从岭南、福建地区逐渐向长江流域扩展，成为宋代重要的经济作物。北宋初年，棉花仅在岭南、福建的部分地区种植，农户们主要用棉花纺纱织布，自己穿用。
到了仁宗时期，随着纺织技术的进步，棉布变得越来越轻便、舒适，逐渐受到人们的喜爱。福建路的泉州农户们，率先尝试“稻棉轮作”。春天在田里种水稻，秋天收获后，再在田里种棉花，第二年春天棉花收获后，再种水稻。
这样一来，既不耽误粮食生产，又能多收一季棉花，增加收入。泉州一位农户家里有五亩田，实行稻棉轮作后，每年能多收两百多斤棉花，拿到集市上卖，能换十多贯钱，足够家里买布匹、农具，还能给孩子交学费。
“以前只知道种水稻，一年忙到头也剩不下多少钱；现在种了棉花，日子越过越宽裕了。”农户拿着刚卖棉花换来的铜钱，笑得合不拢嘴。
到了南宋时期，棉花的种植己扩展到长江流域的两浙、江南东、江南西等路，甚至连北方的陕西、河北等路也有少量种植。
当时的谚语“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生动地反映了棉花种植给农户带来的实惠。棉花的广泛种植，还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在松江（今上海松江）、杭州、泉州等地，出现了许多专门的棉纺织作坊，生产的棉布不仅在国内畅销，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
除了粮食作物和棉花，宋代的经济作物种植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成都府路的蜀州（今西川崇州），茶叶的种植形成了规模化的茶园。当地气候，山地众多，非常适合茶树生长。
农户们在山坡上开辟茶园，清明前后采摘嫩芽，制成的“蒙顶茶”因口感醇厚、香气浓郁，成为皇室贡品，一斤能卖五十贯钱，相当于普通农户半年的收入。
蜀州的茶农们还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种茶技术。春天施肥、夏天除草、秋天修剪、冬天防冻，确保茶树年年丰收。
在蜀州的蒙顶山脚下，家家户户都种茶，茶农们背着竹篓采摘茶叶的身影，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茶叶的种植还带动了茶叶加工、运输、销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在蜀州的县城里，茶馆、茶铺随处可见，来往的商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在广南东路的广州，甘蔗种植更是遍及田野。广州气候炎热，降水充沛，非常适合甘蔗生长。农户们种甘蔗，除了自己食用，大部分都卖给当地的糖坊制糖。
宋代的糖坊己掌握了先进的制糖技术，能将甘蔗汁制成白砂糖、冰糖、红糖等多种糖品。以往，糖是贵族和富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到了宋代，随着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制糖技术的普及，糖的价格大幅下降，成了平民百姓日常使用的食品。在广州的集市上，随处可见卖糖的小贩，孩子们拿着铜钱，争相购买甜甜的糖块；农户们也会在家中储存一些糖，用来煮粥、做点心，或是招待客人。
更重要的是，南宋时期，遂宁府（今西川遂宁）的王灼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糖术的专著。《糖霜谱》。这部书详细记载了甘蔗的种植方法、制糖的工艺流程、糖品的分类与储存等内容，甚至还提到了如何根据气候调整制糖步骤，避免糖品变质。
《糖霜谱》的问世，不仅总结了宋代制糖业的经验，还为后世制糖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中国乃至世界制糖业的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新农具的广泛应用，到新作物的全面推广，宋代农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飞跃。这种飞跃，不仅让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解决了数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推动了农业结构的优化。
经济作物的种植让农户有了更多的收入来源，“粮农”逐渐向“粮农+经济作物种植户”转变，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农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为宋代的经济、文化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农户们用踏犁耕出整齐的田地，用秧马插下绿油油的秧苗，当占城稻、棉花、茶叶、甘蔗在田野里茁壮成长，宋代农业不仅书写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新篇章，更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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