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两夜的长途火车终于在一声长鸣后，停靠在了广州站。
车门打开的瞬间，一股巨大的、混杂着热浪、汗味、汽油味、食物香气和无数种陌生方言的声浪汹涌扑来！我猝不及防被这股巨大的热浪和嘈杂冲击得头晕目眩，下意识地抓紧了姐姐的手。
眼前的一切，彻底颠覆了我对“城市”贫瘠的想象。
站台上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望不到头！人们像迁徙的蚁群，扛着巨大的、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拖着破旧的行李箱，背着用麻绳捆扎的铺盖卷，在狭窄的空间里推搡、呼喊、奔跑。各种口音的叫嚷声、小贩的吆喝声、广播里模糊不清的播报声、火车进出的汽笛声……汇成一股震耳欲聋的洪流，冲击着耳膜。
站外，密密麻麻的楼房，像一片钢铁和水泥的森林！玻璃幕墙在南方炽烈的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宽阔得不可思议的马路上，车流像永不停歇的河流，各种颜色、大小不一的汽车、公交车穿梭不息，发出此起彼伏的喇叭声。巨大的广告牌悬挂在高楼之上，上面印着衣着光鲜、笑容灿烂的男女，还有我看不懂的洋文。
这就是大城市？这就是广州？这就是赵彩霞当年唾沫横飞吹嘘的“金山银山”？巨大的陌生感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瞬间攥住了我。我像一只误入巨人国的蝼蚁，渺小惶恐又无所适从。
“别怕，小妹，跟着我。”姐姐的声音在嘈杂中传来，姐姐察觉到了我的紧张，出声安抚我。她显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他一首手牵着我另一只手紧紧拽着有些木讷的姐夫张建军，姐夫则像一头沉默的骆驼，奋力扛着我们大包的行李——两个巨大的、装着被褥和简单衣物的编织袋。
我们像三片被卷入激流的叶子，随着汹涌的人潮，跌跌撞撞地挤出车站。外面的空气更加闷热潮湿，像一块浸透了热水的毛巾，紧紧裹在身上，瞬间就让人汗流浃背。阳光白花花地刺眼，照得水泥地面发烫。
姐姐熟门熟路地带着我们挤上了一辆人满为患的公交车。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汗味、体味、劣质香水和食物混合的气味令人窒息。我紧紧贴着姐姐，身体僵硬，目光茫然地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象：更多的高楼，更多的人群，更多闪烁的霓虹灯牌，琳琅满目的店铺……一切都快得像按了快进键，光怪陆离，应接不暇。
车子摇摇晃晃开了很久，窗外的景象渐渐从高楼林立的中心区，变成了厂房密集、略显杂乱的区域。最终在一个挂着“XX工业区”牌子的地方停了下来。
姐姐带着我们七拐八绕，走进一片由低矮厂房和密集的矮楼组成的区域。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布料纤维和饭菜混合的复杂气味。最终，我们停在一栋外墙斑驳、挂着“友诚服装厂”牌子的五层楼房前。
“到了。”姐姐松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
她跟门口那个叼着烟卷的干瘦老头打了声招呼，简单的交流之后，他带着我们走进厂区。里面是一个被厂房围起来的天井，地面是粗糙的水泥地。机器的轰鸣声从各个敞开的窗户里传出来，震得地面都在微微颤抖。穿着统一蓝色工装的工人行色匆匆，脸上带着麻木的疲惫。
姐姐很快找到了她之前联系好的老乡——一个叫李秀兰的三十多岁女人，是厂里的老员工，也是食堂的帮厨。李秀兰个子不高，圆脸盘，说话带着浓重的川北口音，看起来很麻利。
“晓芳！可算到了！路上辛苦了吧？”李秀兰热情地迎上来，看到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眼神里带着一丝了然和同情，但更多的是爽快，“这就是你妹啊？回来就好，看着挺机灵！放心，我跟人事那边打过招呼了，宿舍也安排好了！明天就能上工！”
手续办得出乎意料的快。或许是因为缺人，或许是因为李秀兰的面子，我和姐姐当天就被安排进了一间位于顶楼的集体宿舍。房间不大，挤挤挨挨放着六张上下铺的铁架床。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廉价洗发水味和未散尽的泡面味。属于我们的，是角落里两个紧挨着的下铺。姐姐麻利地铺好从家里带来的被褥。就陪着姐夫去了男生宿舍，傍晚姐姐回来带上我去食堂吃饭，姐姐一边走一边说，“一个月三百块！小妹，三百块啊！秀兰姐说做得最多的还能有奖励。”她的语气带着一种久违的兴奋和如释重负。
三百块。这个数字像一剂强心针，瞬间注入我疲惫麻木的身体。在周家湾，一个月三百块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它意味着家里不用再为一口油星发愁，意味着那五千块的大山，终于有了被搬动的可能！
第二天，换上厂里发的、散发着新布料气味的蓝色工装，我被带到了缝纫车间。巨大的空间里，一排排缝纫机像钢铁的士兵，发出震耳欲聋的“哒哒哒”声。头顶是惨白的日光灯管，空气里漂浮着细小的布屑纤维。几十个女工低着头，双手像上了发条一样，飞快地在布料上移动、拼接，眼神专注而麻木。
我被分给一个姓刘的组长。她是个西十多岁的女人，颧骨很高，嘴唇很薄，眼神犀利得像刀子。她没多说话，扔给我一堆裁好的布片和一个半成品，简单演示了一下锁边和拼接的工序。
“看清楚了？就这个，一天做够三百件算合格。做不完，没饭吃。做坏了，扣钱。”她的声音冰冷，带着浓重的粤语腔调，像机器发出的指令。
我深吸一口气，坐到冰冷的缝纫机前。手指因为紧张而有些僵硬。看着飞速转动的机针和复杂的线轴，听着耳边震耳欲聋的噪音，闻着空气里浓重的机油和布料味，巨大的陌生感和压力再次袭来。但这一次，我没有退缩。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回忆着刘组长那短暂而快速的演示。笨拙地踩下踏板，机针猛地扎下！布料被带偏了，线迹歪歪扭扭。旁边传来几声轻微的嗤笑。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但咬紧牙关，拆掉线，重新来过。
一次，两次……手指被机针扎破，渗出血珠，也顾不上擦。汗水顺着额角流下，蛰得眼睛生疼。机器的轰鸣震得脑袋嗡嗡作响。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做！做够三百件！挣那三百块！
中午吃饭的铃声像救命的福音。巨大的食堂里人头攒动，充斥着饭菜味和汗味。饭菜很简单，大桶的白米饭，一大盆油汪汪的炒青菜，还有一桶飘着几片菜叶的汤。味道很一般，甚至有点咸，但管够。我端着搪瓷碗，跟着姐姐和李秀兰，打了满满一碗饭和菜，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看着碗里实实在在的饭菜，感受着胃里久违的饱胀感，一种最原始的、依靠自己双手挣来的踏实感，悄然滋生。
下午的工作依旧枯燥、疲惫，手指酸痛，腰背僵硬。但我渐渐摸到了一点门道，速度也快了起来。当一天结束，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回到拥挤的宿舍，看着刘组长在本子上给我记下的“310件”时，一种难以言喻的成就感，像微弱的电流，短暂地驱散了身体的疲惫和心底的阴霾。
日子，就这样在缝纫机永不停歇的“哒哒”声中，规律而沉重地流淌起来。
每天早上六点，刺耳的起床铃声划破宿舍的寂静。匆忙洗漱，冲向食堂，狼吞虎咽地吃完简单的早饭。然后进入车间，在震耳欲聋的噪音和弥漫的布屑中，开始长达十个小时甚至更久的重复劳作。手指在布料和机针间翻飞，眼睛死死盯着针脚，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件数”和“合格”。中午和傍晚短暂的吃饭休息时间，是难得的喘息。晚上回到拥挤闷热的宿舍，简单擦洗，倒头就睡，累得连梦都做不出。
辛苦。非常辛苦。身体的每一块骨头都在叫嚣，手指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眼睛常常因为疲劳而干涩发红。但这份辛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再是无望的囚禁和折磨，而是化作了月底那张薄薄的工资条上，清晰的“300元”数字。
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我捏着那三张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百元大钞，手都在微微发抖。三百块！沉甸甸的，像攥着一块金子。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跑到厂区门口简陋的邮局，填了一张汇款单。
收款人：周福根
地址：西川省XX县XX乡周家湾。
金额：280元。
我留下了二十块。十块买了一块最便宜的香皂和一支牙膏，剩下的十块小心地卷起来，塞进贴身的衣兜里。这是我在这个陌生城市里，唯一的、微薄的底气。
把汇款单和钱递进窗口的那一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肩上的千斤重担，被卸下了一小块。那沉甸甸的、名为“五千块”的大山，终于被我的汗水，撬动了第一块石头。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在巨大而嘈杂的友诚服装厂里，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中，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知道“周家湾的小妹”，没有人知道河南王家庄那个被铁链拴着的“疯婆子”。
在这里，我感到了久违的轻松
工友们来自天南地北，说着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故事。她们谈论的是今天的产量、食堂的饭菜、哪个组长更凶、月底能寄多少钱回家、或者街边小店新到的廉价头绳。没有人会探究你的过去，没有人会用那种混合着同情、好奇或鄙夷的目光看你。
这份“无人知晓”的空白，像一片巨大的、无形的保护罩，将我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它隔绝了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隔绝了那些锥心刺骨的羞耻感。虽然身体的疲惫和心底深处那道巨大的伤疤依旧存在，但至少，在这个巨大的、轰鸣的、冷漠又包容的工厂里，我获得了一种喘息的空间——自由的感觉。
不再是脚踝上冰冷的铁链被解开的那种短暂松绑。
而是一种更深沉的、依靠自己双手挣饭吃、不被过去阴影时刻追杀的、带着沉重负担却无比踏实的自由。
夜晚，躺在硬邦邦的铁架床上，听着宿舍里其他女工轻微的鼾声和梦呓，窗外的月光透过没有窗帘的玻璃，在地面上投下惨白的光斑。偶尔，那光斑的形状，会让我恍惚间想起那片玉米地里的月光。
心，会猛地一缩。
但很快，机器的轰鸣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指腹上厚茧的触感清晰传来，衣兜里那十块钱的纸币硬硬的硌着皮肤。这一切，都在无声地提醒我：我在这里。我在干活。我在挣钱。我在还债。
自由的感觉，像一株在贫瘠石缝里探头的野草，带着沉重的负担，一点一点地，唤醒了那颗被恐惧和屈辱冰封的心。短短半年的时间，恍如隔世。我好像终于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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