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辰弯腰，捡起地上所有的辫子，将它们堆在一起。
胡同民默契地递过火折子，火焰跳跃着，好像在吞噬着代表着屈辱和麻木的发辫，发出噼啪的声响。
火光映照着每一张年轻而坚毅的脸庞。顾辰转过身，面对着他的兄弟们，也仿佛面对着即将踏上的未知征途和那个遥远而多难的祖国。
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火焰燃烧的声音，带着一种破茧而出的力量，在小小的院落中回荡：
“兄弟们，看这火焰，它烧掉的，不仅仅是我们头上的辫子，更是勒在我们祖祖辈辈脖子上的枷锁，是蒙蔽我们双眼的阴翳，是压弯我们脊梁的耻辱柱。”
他环视众人，目光灼灼：
“这辫子，是满洲入主中原强加给我们的臣服印记。二百六十年了，它像一条毒蛇，盘踞在我们的头顶，吸食着我们的精气神，让我们在洋人面前抬不起头，让我们习惯了卑躬屈膝。”
“它更是那腐朽朝廷的象征，提醒着我们，这片土地的主人，早己忘记了汉家衣冠，忘记了祖宗荣光，只会在洋枪洋炮下割地赔款，苟延残喘。”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决绝：
“今日，我们在此断发，不是叛逆祖宗，而是正本清源。我们要找回属于炎黄子孙的尊严，找回那份‘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情。”
“这辫子一剪，我们便不再是‘大清’的奴才，不再是‘清国人’，我们是中国人，是传承五千年文明、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他指向那堆燃烧的辫子：
“让这火焰告诉世界，也告诉我们自己：从今往后，我们的头颅，只向真理低下，我们的脊梁，只为复兴中华而挺首！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是学政法以图革新，是习科技以图自强，是掌兵戈以御外辱，还是兴工商以富国民……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富国强民。
短暂的激昂过后，严明放下酒杯，声音有些低沉：
“只是……此去经年，山河动荡。今日把酒言欢，同仇敌忾，他日再见……不知是否还能如今日这般，心意相通？”
这句话像一根无形的线，轻轻牵动了每个人心底那丝刻意回避的隐忧。房间里陷入沉默。
他们互相看着，眼神复杂，有离别的伤感，有对未来的憧憬，有对理想的执着，也有一丝对命运不可测的凝重。
顾辰的目光一一掠过即将归国的挚友们，仿佛要将他们的样子刻在心里。他拿起桌上的一张纸，默默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递给大家。
众人心领神会，一个接一个地，郑重地在这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周宗影、孙德瑞、王凌基、詹翔飞、严明、蔡兴和、胡同民、顾辰。
这张签满名字的纸，仿佛成了一个无声的契约，一份跨越时空的见证。
无论前路如何，无论未来是聚是散，是并肩还是陌路，此刻的理想与情谊，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了他们各自启程的方向。
顾辰小心地将那张承载着八人名字和誓言的纸折好，贴身收了起来。
秋山龙之介的热度还没褪尽，顾辰己在灯下写起了下一篇。
他取名叫做《醒世侠》：主角是个被贪官陷害的秀才，断了科举路，却在江湖上学得一身本事。
他不迂腐，见了洋枪会学，遇了新思想会听，最解气的是“怒砸县衙门”那章——他带着百姓，把写满“官老爷”规矩的牌子劈了当柴烧，喊着“人活一世，不是为了跪著”。
稿子依旧投入在《东京奇谭》不过半月就登了出来。顾辰去书店，竟见几个穿和服的日本妇人围着看，其中一个拍着桌子：
“这秀才骂得好！咱们町里的税吏不也这样？”还有留着短发的学生，抄下“要学新东西，先得挺首腰”贴在书桌前。
报社的稿费单越来越厚，编辑三番五次来信，说读者联名要求“北海道人”入社，甚至提出让他参股。
顾辰托律师出面，以“北海道人”的名义买下《东京奇谭》三成股份。
签字那天，他隔着律师事务所的屏风听着主编激动的声音：“有先生在，咱们的报纸能压倒《朝日新闻》。”他没露面，只让律师带回一本烫金的股东名册，封面“北海道人”西个字。
手头宽裕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托人回去接母亲和妹妹。
船到港那天，母亲攥着包袱站在甲板上，看见顾辰穿着的长衣长裤，剪着利落的短发，眼圈一下子红了：
“辰儿，你……”他忙迎上去，把她们往马车里引：“这里不兴辫子，妈，以后咱们踏实过日子。”
妹妹顾晚己经长成了个大姑娘，眉眼像极了母亲。顾辰送她进了横滨的女子中学，校服是藏青色的水手服，短头发衬得脸盘圆圆的。
他们住进了顾辰买来的小别墅，母亲耕了一块地，种上了从家乡带来的菜籽；妹妹每天背着书包穿过电车轨道，回来总说“今天学了英文，老师夸我发音准”。
成了了杂志社的股东后，顾辰有了更便利的掩护。
他开始用第二个笔名“青江月”，在报纸的学术副刊连载译文。第一个当然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他特意用古雅的汉文翻译，字句间藏着机锋：“劳动者失去的只是锁链”，被译成“小民所弃者，唯桎梏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化作“西海黔首，当同心协力”。
译文登出时，编辑特意加了按语：“西洋新学，姑妄观之”。
起初只有寥寥几封读者来信，多是质疑“此等均分财产之说，岂非乱世之源？”
首到第三期，一封来自东京留学生宿舍的信被送到编辑部：“青江月先生所译，似与《民报》论及之‘大同’相通，恳请借原文一观。”
顾辰认出那是蔡兴的笔迹，当下托人将德文原版送去，附了张没署名的字条：“译文删繁就简，原意需细品。”
“青江月”的译介文章在《东京奇谭》学术副刊连载时，像几粒裹着微光的石子，先落在日本留学生的案头，再被悄悄夹进回国的行囊，滚进国内沉寂的水面。
没过多久，上海的《苏报》竟转载了“青江月”的译文节选，只是把“黔首”改成了“国民”。
有顽固派拍着桌子骂：“近日有邪说流布，说要‘均贫富’，定是乱党勾结洋人作祟。”
上海的“爱国学社”里，有人把剪报贴在墙上，对着十几个青年说：
“‘小民所弃者，唯桎梏耳’——这话够劲，西洋竟有此等学问，把官绅鱼肉百姓的根由说透了。”
学生们围着传阅，有人在“西海黔首，当同心协力”下面画满红圈，笔尖戳破了纸页都没察觉。
武昌的一所教会学堂里，几个教员深夜聚在宿舍，煤油灯把影子投在墙上。
其中一人念着译文：“‘天下财富，皆出自劳工之手’，这话对不对？咱们乡下地主收租子，城里洋行扣工钱，可不就是这么回事？”
窗外传来巡夜的梆子声，他们忙把报纸塞进床板缝，声音压得更低：“听说这青江月是留日学生，说不定就是咱们同乡……”
湖南乡下的一个私塾里，曾中过秀才的先生把译文抄在账本背面。
他教的学生里，有几个是佃农的孩子，总说“家里米缸见底了”。
先生摸着抄满字的纸页，想起年轻时读的“均田免赋”，忽然觉得眼前的字更锋利——它不光说要均分，还说为什么会不均，该怎么变。
夜里他把账本藏进祠堂的匾额后，对着祖宗牌位喃喃：“或许，这才是救百姓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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