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春天来得没打招呼，上海的白玉兰刚落了一地，巡天集团会议室的空调就嗡嗡开了，吹得人有点凉。杨巡把东南亚地图铺在红木桌上，手指在泰国、马来西亚的版图上敲得哒哒响，桌角的咖啡早凉透了，杯壁凝着圈褐色的渍，看着有点恶心。
“这家叫‘星耀’的小家电品牌，在东南亚混了二十年。”梁思申推过来一份厚厚的报告，封面印着个褪色的星星logo，看着挺旧，“金融危机前在印尼、菲律宾有三百多家门店，现在扛不住了，法院正拍卖渠道资产呢。”她用红笔圈出其中一页，“最值钱的是他们的售后网络，当年为了打进当地市场，每个乡镇都建了维修站，师傅全是本地人，熟门熟路的。”
杨巡的指尖划过“三百多家门店”的字样，突然想起1992年在广州站，他拖着彩电箱子在暴雨里瞎跑的样子。那时候最大的梦想是把“杨氏电器”的招牌挂遍全国，哪敢想有一天会盯着东南亚的地图盘算生意，真是世事难料。
“售后网络？”寻建祥蹲在墙角，手里转着个搪瓷杯，杯沿磕掉了块瓷，露出白茬，“咱迅达物流在国内都没做到乡镇全覆盖，去那些说鸟语的地方搞维修站？杨哥，这不是自找罪受吗？纯属瞎折腾。”
“建祥，你忘了1997年在香港，那些老外怎么看咱们的？”杨巡把地图往他面前扯了扯，地图边角都卷了，“说咱只会卖廉价货，不懂服务。现在星耀的维修站就在那儿，现成的师傅，现成的配件库，咱接过来就能用——这比从零开始省多少钱？你算算。”
梁思申翻开另一份文件，里面是星耀品牌的市场调研报告，配图里的销售员穿着花衬衫，举着印有中文的宣传单，看着挺滑稽。“他们早年想打进中国市场，在广东设过厂，生产线跟我们的节能冰箱能兼容，省了不少事。”她指着一组数据，“1996年在东南亚的市场占有率是12%，比咱们在国内的还高，有点东西。”
杨巡突然笑了，从抽屉里掏出个铁皮盒子，里面是1986年他在扬子街修彩电时用的万用表，表盘上的漆掉了大半，看不清数了。“当年张大妈总说，‘阿巡，你这手艺得传到街坊邻居家才算真本事’。”他把万用表往桌上一放，“现在咱的本事，也该传到东南亚去了，让他们瞧瞧。”
三天后，杨巡带着杨速、寻建祥登上了飞往曼谷的航班。舷窗外的云层像堆棉花，看着挺软。杨速捧着本泰语速成手册念念有词，发音怪得很，寻建祥则盯着机上杂志里的佛像照片首皱眉。“这些菩萨长得跟咱庙里的不一样，”他挠着头，一脸不解，“到了那儿可得小心点，别犯了忌讳，不然生意没法做。”
曼谷的空气湿热得像裹着层棉被，闷得人喘不上气。星耀公司的破产清算处设在一栋褪色的白色建筑里，走廊飘着香茅和霉味混合的气息，闻着不太舒服。接待他们的是个华裔律师，姓陈，普通话里带着闽南口音：“杨总来得正好，昨天还有日本商社的人来看过，说要把门店改成便利店，真是暴殄天物。”
杨巡的目光扫过墙上的老照片：80年代的星耀工厂开工仪式，90年代的门店剪彩庆典，照片里的创始人穿着中山装，胸前别着枚毛泽东像章，挺精神。“陈律师，这位创始人是……”
“我父亲。”陈律师的声音低了些，从抽屉里拿出个褪色的笔记本，“他1978年从汕头过来，带着五台电风扇样机闯东南亚，总说‘要让唐人街的招牌亮起来’。”笔记本里夹着张老报纸，《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报道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新闻，挺有年代感。
仓库里堆满了星耀牌的电风扇、电饭煲，纸箱上印着“中国制造”的字样。寻建祥蹲下去，抠开一台电饭煲的底座，里面的线路板让他眼睛一亮：“杨哥，这焊点手法跟咱广州仓库的老冯一模一样！有两下子！”他突然扯着嗓子喊，“小速，把万用表拿来！让我瞧瞧！”
杨速的泰语手册还没捂热，就被拉去当翻译，一脸懵。当地的仓库管理员是个黝黑的汉子，叫桑坤，会说几句粤语，是星耀的老员工。“老板跑了，工资三个月没发。”桑坤指着角落里的工具箱，一脸无奈，“但我们每天还来擦机器，说不定哪天就开工了，总抱着点希望。”
杨巡看着那些擦得锃亮的电饭煲，突然想起1993年宏观调控时，他的仓库被债主围堵，是寻建祥带着工人守在门口，一边擦彩电一边说“总有一天能卖出去”，那股劲儿挺让人感动。他掏出计算器，指尖在按键上飞快跳动：“陈律师，作者“大圣湖畔钓鱼翁”推荐阅读《大江大河：杨巡的时代》使用“人人书库”APP，访问www.renrenshuku.com下载安装。渠道资产我们要了，但有个条件——所有本地员工必须留用，工资按原标准发，一分不能少。”
陈律师愣住了，手里的钢笔差点掉在地上：“杨总，现在东南亚的工人工资跌了三成，你这是……图啥啊？”
“我知道。”杨巡的目光落在桑坤磨破的胶鞋上，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这些人守着你的机器，就像当年我的人守着我的彩电。做生意不光是赚钱，还得有点情义，不然跟机器有啥区别。”
谈判进行到第七天，宋运辉的越洋电话打到了曼谷的酒店。“国务院刚下文，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政策挺好。”他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不太清楚，“东海厂的出口配额能给你们匀点，要是在东南亚设组装厂，进口设备还能享受关税优惠，能省不少钱。”
杨巡站在酒店的露台上，看着远处唐人街的红灯笼在暮色里摇晃，挺好看。“运辉，你说咱这算不算‘师夷长技以制夷’？”他笑着问，手里转着那枚从国内带来的铜钱，凉凉的。
“算，也不算。”宋运辉在那边笑了，声音挺爽朗，“当年我们引进德国设备，是为了追赶；现在你们收购渠道，是为了并肩，不一样。”他顿了顿，“下个月我去北京开会，帮你问问商务部的政策，有消息给你回话，放心吧。”
挂了电话，梁思申拿着份合同草案走过来，晚风掀起她的长发，挺飘逸：“印尼的门店主联名来信，说愿意降租五成，只要我们继续用星耀的牌子，挺有诚意。”她指着合同里的条款，“我加了条：五年内要培育出十个本地店长，送到国内总部培训，得本土化。”
杨巡在合同上签字时，笔尖划破纸面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他突然想起1988年在扬子街，他给第一个徒弟写下的收徒帖，上面也写着“倾囊相授，毫无保留”，都是一个道理。
回国那天，桑坤带着十几个本地员工来送机。他们举着块简陋的牌子，用中文写着“谢谢老板”，字歪歪扭扭，却透着股真诚，挺让人感动。寻建祥突然从包里掏出个铁皮盒子，里面是迅达物流的培训手册，扉页上有他歪歪扭扭的签名：“这些拿去看，看不懂的让小速翻译——咱物流的规矩，到哪儿都得守，不能乱。”
飞机起飞时，杨巡望着越来越小的曼谷城区，突然觉得心里踏实。他想起陈律师交给他的那本老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生意做到哪里，根就扎在哪里。”现在想来，这话跟母亲总说的“在哪儿开店都得先跟街坊处好关系”，其实是一个道理，接地气。
回到上海，杨巡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星耀的星星logo挂在巡天大厦的展厅里，旁边摆着1986年的铁皮招牌，新旧对比挺明显。梁思申看着两个时代的标志并排而立，突然说：“下个月我带团队去东南亚，把维修站的电脑系统换成咱们的物联网平台，跟上时代。”她指着展厅里的智能冰箱，“让那边的用户也能体验远程调控，跟国内同步，别落后了。”
寻建祥蹲在地上，对着星耀的渠道地图研究了半天，突然拍大腿，吓了众人一跳：“我知道咋搞了！让小雷家的猕猴桃基地跟那边的超市合作，买家电送猕猴桃，买猕猴桃抽奖送家电——咱这叫‘土洋结合’，准行！”
杨巡忍不住笑了，从抽屉里拿出宋运辉刚寄来的文件，是商务部关于“鼓励企业海外拓展”的政策解读，上面有宋运辉用红笔圈出的句子：“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带动国产设备出口。”
“建祥，你跟小速准备下，”杨巡把文件推给他，“下个月去东南亚，不光要接渠道，还得考察建厂的地方。宋厂长说了，他们的节能冰箱生产线能拆成模块运过去，在当地组装——这才叫真正的‘中国制造’，有面子。”
傍晚的阳光透过落地窗，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影，挺温暖。杨巡望着展厅里的星星logo，突然觉得那枚星星像极了1986年扬子街的路灯，虽然微弱，却总能照亮前行的路。他知道，这次国际化的试水只是开始，前面或许有语言不通的障碍，有文化差异的鸿沟，但只要带着那份在扬子街就有的真诚和韧劲，总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来，错不了。
就像星耀的创始人当年带着五台电风扇闯东南亚，就像他当年拖着彩电箱子在暴雨里奔跑，所有伟大的旅程，不都是从勇敢的第一步开始的吗？夜色渐浓时，巡天大厦的灯光次第亮起，那颗星星logo在夜色里格外醒目，像在向世界宣告：中国的企业，来了，不差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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