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初秋,巡天集团总部院子里的银杏叶刚染上点浅黄,看着像没熟透的杏子。杨巡站在会议室的落地窗前,手里捏着张泛黄的旧报纸——1993年的《经济日报》,头版还在热热闹闹地报道认购证热潮。窗外黄浦江面上,货轮鸣着长笛慢慢悠悠地驶过,那声音拖拖拉拉的,倒像在为哪个时代画句号。
“人都到齐了?”他转过身,把报纸往长桌上一拍,木质桌面发出闷乎乎的响声。会议室里坐着梁思申、寻建祥、杨速,还有几个核心高管,每个人面前都摆着本厚厚的文件夹,封面上印着“集团未来五年发展规划”,字看着挺唬人。
寻建祥往嘴里塞了颗薄荷糖,含混不清地嘟囔:“杨哥,这规划不是上个月才定的吗?怎么又要改?”他手指头敲着文件夹上的“房地产扩张计划”,“东南亚那几个项目,你不是拍着胸脯说准能赚大钱?这才几天就变卦?”
杨巡没接话,从抽屉里掏出个铁皮盒子,里面净是些零碎物件:1992年的认购证存根、1997年做空港股的交割单、还有张记着关键日期的小纸条,边缘磨得都看不清字了。“今天叫大伙儿来,不是改规划,是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他把铁皮盒子往桌上一倒,东西哗啦散了一地,“这些年咱顺风顺水,靠的是什么?你们说说。”
杨速的手指在“互联网布局”那几个字上划来划去,小声说:“哥,靠的是你眼光准啊。1997年金融危机,所有人都慌得跟什么似的,就你敢抄底香港的楼,那魄力”
“是,也不是。”杨巡捡起那张记着日期的纸条,上面的字迹糊得快认不出了,“前几年我总说,要跟着政策走,要盯着市场变。但说实话,有些事,我是‘提前知道’的。”他突然提高嗓门,震得人耳朵嗡嗡响,“就像1997年泰铢会崩,就像香港楼市会跌到底——这些不是我算出来的,是我‘记得’的。”
会议室里顿时没了声,只有空调的冷风呼呼吹着,把桌上的文件吹得哗啦响。梁思申的钢笔在笔记本上悬着,墨水在纸上洇出个小圈,她盯着那圈墨迹说:“你的意思是这些年的决策,都靠着这些‘记忆’?”
“我不是神仙,也不是算命的。”杨巡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这些‘记忆’就像借来的钱,总有花完的一天。现在我越来越清楚,以后的事,我没法‘提前知道’了。”他指着桌上的规划,手指头点得砰砰响,“所以这规划得改——不能再靠我拍脑袋定方向,得靠制度,靠团队,靠真本事,实打实的那种。”
寻建祥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听得人牙酸:“杨哥,你是不是累糊涂了?没有你,咱能有今天?当年在扬子街”
“当年在扬子街,我靠的是修彩电的手艺,不是什么‘预知’。”杨巡打断他,声音里带着股从未有过的严肃,“1986年张大妈信任我,不是因为我知道她儿子要结婚,是因为我修的彩电实在;1993年建祥跟着我,不是因为我知道认购证能赚钱,是因为咱兄弟交心,信得过。”
他走到杨速面前,拿起那份“互联网布局”方案:“小速,你觉得搞电商平台,关键在哪?”
杨速愣了愣,结结巴巴地说:“得得懂技术,得有流量”
“更得懂人心。”杨巡把方案放回桌上,指尖敲着桌面,“就像当年在广州仓库,你记不住货车牌号,就画车型做标记——这才是真本事。以后做决策,不能再说‘我觉得行’,得拿出数据,拿出论证,让大伙儿心服口服,不能瞎糊弄。”
梁思申突然笑了,合上笔记本,金属搭扣发出咔嗒一声:“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从‘掌舵人’变成‘搭台人’。”她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画着个复杂的组织架构图,“这是我草拟的治理结构,以后重大决策得董事会表决,财务、人事、战略分设委员会,不能再搞‘一言堂’那套了。
“啥委员会?”寻建祥挠着头,一脸茫然,“我这辈子就认杨哥一个人,这些新花样能行吗?”
“祥叔,这不是不信杨哥,是帮他减负。”梁思申把架构图推到他面前,指着物流板块那部分,“你看,物流还是你说了算,但得有标准化流程,让下面的年轻人能照着学,照着做。万一哪天你想歇着了,这摊子也能转得动,不用总拴着你。”
杨巡从保险柜里拿出份文件,是聘请国际咨询公司的合同:“我己经请了麦肯锡的人,帮咱梳理制度。从采购到销售,从研发到售后,都得有章可循。就像当年在扬子街,‘先试后买’是规矩,现在公司大了,规矩得更细,更严,不能马马虎虎。”
他突然想起1997年那个台风夜,自己在香港交易所的散户区,靠着“记忆”做多港币。当时觉得胜券在握,现在想来却后怕——如果那时候判断错了呢?如果“记忆”出了偏差呢?一群人的身家性命,不能押在虚无缥缈的“预知”上,那太悬了。
“还有创新。”杨巡指着“研发投入”那栏,笔尖戳得纸都快破了,“以前咱总跟着别人后面跑,别人做彩电咱也做,别人搞地产咱也搞。以后得自己领跑——就像东海厂搞节能冰箱,得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腰杆子才能硬。”他看向梁思申,“你联系的那个留美团队,关于新材料的研究,得加大投入,钱不是问题。”
下午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明暗相间的条纹,像斑马身上的道道。杨巡看着眼前这些跟着自己打拼多年的人,突然觉得眼眶发热。他想起1990年那个雪夜,几个人挤在货车驾驶室里,分享着半块馒头,畅想着以后能有辆像样的卡车。那时候的梦想很简单,却比任何“预知”都来得踏实,心里敞亮。
“我知道这很难。”他的声音柔和了些,带着点商量的意思,“就像突然要改用左手吃饭,肯定不习惯。但咱不能总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1997年金融危机,咱能活下来,不光是因为我提前囤了现金,更因为建祥的物流没掉链子,思申的风控做得严,小速的门店守得牢,是大伙儿一起扛过来的。”
杨速突然站起来,手里举着份员工培训计划,纸都被他捏皱了:“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这就把物流园的老伙计们组织起来,把他们的经验写成教材,让新来的年轻人学。以后晋升,不光看业绩,还得看能不能把本事传下去,不能让老规矩断了根。”
寻建祥没说话,只是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1993年杨巡给他的第一本物流手册,纸页己经发黄发脆,上面满是他歪歪扭扭的批注。“杨哥,你说咋干,咱就咋干。”他把布包往桌上一放,声音有点闷,“但有一条,不管啥制度,都得念着老情分。当年在广州仓库,你为了给兄弟们发工资,把手表都当了——这规矩不能变,变了就不是咱巡天了。”
“不变。”杨巡重重地点头,眼眶也有点红,“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就像这手册,得有温度,不能冷冰冰的。”他拿起笔,在规划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笔尖划破纸面的声音挺清楚,“从今天起,我不再是那个‘什么都知道’的杨巡,就是你们的领头人,跟大伙儿一起学,一起闯,错了咱就改,不丢人。”
傍晚的会议室外,员工们三三两两地讨论着新政策。有人说“以后办事更规范了”,有人担心“会不会少了人情味”,但更多的人眼里闪着期待的光——他们知道,公司要往更长远的方向走了,不是瞎混日子。
杨巡站在窗前,看着夕阳把江面染成金红色,像打翻了的胭脂盒。梁思申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杯子上还冒着热气:“刚才宋运辉打电话来,说东海厂的新生产线想跟咱合作,搞智能化改造。”她笑着说,眼里闪着光,“他还问你是不是转性了,居然主动要‘可行性报告’,说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杨巡接过茶杯,暖意从指尖传到心里,舒服多了:“告诉他,以后合作,得按规矩来——先看报告,再谈感情,公事公办。”他望着远处的巡天大厦,玻璃幕墙在暮色里闪着光,“你说,等咱真的靠制度和创新做成了大事,算不算真正的‘重生’?”
“算。”梁思申靠在他肩上,头发蹭得他脖子有点痒,“以前你总说,重生是为了弥补遗憾。现在看来,是为了证明,就算没有‘先知’,你照样能行,甚至能做得更好。”
夜色渐浓,会议室的灯还亮着。杨巡、梁思申、寻建祥、杨速围坐在桌前,逐条修改着规划。没有了“必然成功”的笃定,却多了些脚踏实地的审慎。偶尔有人争执,有人笑骂,像极了当年在扬子街的雨棚下,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着怎么把生意做下去,热热闹闹的,心里踏实。
杨巡看着眼前的场景,突然觉得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他知道,告别“先知”依赖,或许会走些弯路,或许会遇些挫折,但这样的成功,才真正属于自己,属于这个一起打拼的团队,来得硬气。
就像江河总要奔流入海,不能总靠堤坝导流,得有自己的河道,自己的力量。以前他是那道堤坝,现在,他要做河床,让团队这条江河,凭着自己的力量,奔向更远的地方,见识更宽的世界。
离开办公楼时,杨巡最后看了眼那张1993年的报纸,己经被收进了铁皮盒子,锁进了保险柜。他知道,该和过去的“优势”说再见了。未来的路,得一步一个脚印走,得靠手里的本事,心里的情义,还有这群值得信赖的人,啥都不怕。
车窗外的路灯次第亮起,像串起的星星,眨呀眨的。杨巡打开收音机,里面正播放着一首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他跟着轻轻哼唱,突然觉得,没有了“预知”的未来,反而更让人期待,像拆盲盒似的,不知道下一秒会有啥惊喜。
因为这一次,每一步都是自己走的,每一分收获都是实打实的,揣在兜里沉甸甸的。就像当年在扬子街,修好一台彩电的成就感,比任何“预知”的财富都来得真切,来得踏实,心里暖烘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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