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2年7月15日，深圳市南头街道城市更新办公室。
林天佑坐在会议室，桌上是两份合同。
一份，是“南头旧城更新项目辅助执行合同”，由深建集团发起，明确区域发展事务所作为协同推进方，享有前期使用权分配、动员谈判协调资格。
另一份，是来自港方许家耀的“联合设立企业框架协议”：以双方出资合并方式，成立“港深青训文化有限公司”，主导青训品牌落地、市场化运营、设备渠道整合。
两个项目，一边是体制口子，一边是跨境资本。
而这两份合同，有着共同的“敏感点”：控股权归属。
深建集团只愿意给予事务所“参与权”，而港方协议中，许家耀明言“至少需控股51%，保障资产回流路径”。
林天佑明白，这是两条制度路径上的“安全本能”。
问题是——
他，愿不愿意放权？
这场会议，乔琳未出席。沈如风替代深建方面主持，面无表情地说：
“你要的是名，我们给你。你要的是地，我们也可以给你。但你必须接受，城市项目不是你一人能控制的局。”
“所以，你要‘共建共控’？”
“我不想让你把这事搞成你一家的舞台剧。你需要平衡。”
林天佑沉默。
那一刻，他意识到：
真正的资本扩张，不是钱的胜负，而是结构的归属。
【二】
那晚，林天佑与乔琳在事务所楼顶彻夜长谈。
“控股权之争，才是今天之后每一步的核心。”
“所以你准备妥协？”
“不是妥协，是筹码管理。”
林天佑在草纸上画出三道线：
股权结构线
话语权策略线
退出机制线
“我可以不控股，但我要有 veto（否决权）。”
“我可以分利润，但要有议案优先提出权。”
“我可以分席位，但需拥有合规条款预先起草权。”
乔琳望着他说：“你在用制度对抗制度。”
林天佑笑：“这叫制度化的抵抗。”
【三】
与此同时，小球道青训品牌首次参展“深圳城市发展博览会”，与数十家国有体育机构、文教公司共同参展。
他们的展台不大，搭了三个篮球架，展示《少年训练带》《青训手册》，并安排三位学员现场表演定点投篮与运球对抗。
展会第二天下午，展台围满了人。
但争议也随之而来。
隔壁展台的“深圳市青少年体育推广中心”代表，当众讥讽：
“搞这些商业东西能让孩子成材吗？你们是想办体校，还是开商店？”
杜启文忍不住：“我们一年训练1200人次，零公费，不挤财政预算，怎么就不成了？”
林天佑没说话，只是将一份问卷统计摆在桌上：
家长满意度：93.5%
学员满意度：96.2%
再报名率：86.4%
他淡淡回应：
“数据不偏不倚，孩子们投票了，我们接受这个结果。”
展会结束，深圳晚报体育版以《青训之外，资本能否扶起体育？》为题作整版报道，引发讨论。
—
【西】
7月18日，港深青训文化有限公司在罗湖正式注册成立。
注册资金：20万港币
股权结构：港方51%，事务所49%
控制安排：核心议案采用“双签协议”结构，拥有 veto 条款
林天佑以“发起人身份”列为联合法人代表。
这场博弈，他退了一步，也赢得了下一步。
然而，就在所有事看似推进顺利之时，一个电话打来：
“乔琳的身份，被你一个合伙人泄露了。”
来电者，是江月。
“现在有人要你表态：你与中央观察组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五】
那晚，林天佑面对所有合伙人开了一个不定期会议。
他没有解释，而是看着所有人：
“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她是不是来监视我？是不是体制派来的人？”
无人作声。
他点头。
“是，她曾经是。”
“但如果我有一天站到了你们不能接受的那一边，我希望你们也这么质问我。”
他抬头，望着所有人：
“我们不是靠信任绑定在一起，而是靠一起站过危险。”
那一刻，没人再问乔琳的身份。
因为他们知道：
林天佑不会让任何人“绑”住他，但他也不会放弃任何值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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