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瑞金来汉东前三个月，她把保险柜里的东西分了类：“必须带走的”装在一个行李箱，有离岸账户密码和赵瑞龙女儿的领养文件；“可以销毁的”堆在书房，半夜烧了三天三夜，火光映着墙上母亲的照片，像场迟来的忏悔；“留着有用的”锁进祠堂的暗格，包括那枚特别通行证，她知道，总有天赵瑞龙会用得上。
烧文件的最后一晚，她在灰烬里捡到半张账本，上面是1985年那笔五十元的“手续费”，字迹稚嫩，是她用铅笔写的。那时的算盘缺颗珠子，却比后来的电子计算器更干净，像母亲槐树下的笑容，没被权力熏染过。
赵瑞丽从不首接插手山水集团的事，却比赵瑞龙更清楚每个项目的猫腻。大风厂那块地，赵瑞龙想强拆，是她让人给蔡成功放了笔“过桥贷”，利息低得不合理，“让他先尝到甜头，再收网”；后来蔡成功还不上钱，是她找到法院的朋友，“按正常程序走，别让人看出是咱们在逼他”。
“姐，你这招太绕了。”赵瑞龙在酒桌上抱怨，“首接让祁同伟抓人不就完了？”
赵瑞丽给他倒了杯茶，茶叶是她从老家带来的野茶，苦得发涩：“小龙，强拆是下策，让人‘自愿’签字才是上策。你看这茶，苦过之后才有余甘，咱们做的事，得让人看不出苦，只记得甘。”她没说的是，那笔过桥贷的担保方，是家空壳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她的远房表哥，就算蔡成功告到法院，也查不到赵家头上。
她在汉东的政商圈子里，永远是“赵书记的大女儿”“赵总的姐姐”，从不出头，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高育良的生日，是她让人送去“绝版线装书”，扉页有前清翰林的题字，和赵家祠堂的匾额同出一人；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想进银行，是她安排的“公开招聘”，笔试成绩做了手脚，面试时特意让行长问“你丈夫为林城做了多少贡献”，既给了李达康面子，又卖了人情。
沙瑞金的秘书第一次来汉东，是她出面接的机。没去高档酒店，而是带他去吃巷子里的馄饨，“这是我爸当年当县委书记时最爱吃的”。席间只字不提工作，聊的都是“沙书记在福建时的政绩”“汉东的风土人情”，临走时送了套本地的陶瓷茶具，“不值钱，是我儿子在陶艺班做的”——那儿子是她领养的，在中央美院读书，画的画常被当成“民间艺术”送给领导。
“大小姐，您这是把沙书记的人也拉过来了？”管家看着茶具的包装，里面其实藏着张银行卡，密码是秘书的生日。
赵瑞丽只是擦了擦馄饨碗：“不是拉，是留条路。”她知道，沙瑞金这样的人，不吃赵瑞龙那套硬的，得用软的，像煮馄饨的汤，慢慢熬，才有味道。
祁同伟在孤鹰岭自杀的消息传来时，她正在祠堂给母亲上香。手机里是高小琴的短信：“大小姐，老祁把所有罪都揽了，没提我们。”她把短信删了，从暗格里拿出祁同伟的“恩情账”——当年祁同伟没钱给父亲治病，是她匿名汇了二十万，备注是“同学互助”；后来祁同伟想调去省厅，是她找到组织部长的老婆，“说祁厅长是高老师的得意门生”。
这些账，她从没跟祁同伟提过，就像没提过自己是赵立春的女儿。在她看来，祁同伟是枚好棋子，却不该是赵家的棋子，可惜他最终还是被赵瑞龙拖下了水，像她自己，明明能当个体面的银行行长，却成了家族的“账房先生”。
沙瑞金开始查赵家那天，她把所有的“人情账”烧了。灰烬飘在祠堂的供桌上，像给“世代忠良”的匾额蒙了层灰。她给赵瑞龙发了条短信：“去香港，找刘生，提‘枇杷’。”那是他们小时候的暗号，意思是“走最险的路，用最后的关系”。
赵瑞龙被捕后，她没去捞人，只是让人给看守所送了件驼绒大衣。衬里的地图是她亲手缝的，红丝线的尽头，不是赵家老宅，而是云南的边境线——那里有她早年帮过的缉毒警，欠着她的人情，能让赵瑞龙“意外身亡”后，换个身份去缅甸。
“大小姐，您这是……”管家看着她收拾行李，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物和那枚特别通行证。
赵瑞丽最后看了眼祠堂的铜镜，里面的女人鬓角斑白，眼神却比年轻时更亮：“我去北京，找我爸的老战友。”她没说的是，那些老战友早就和赵家划清了界限，她去，不过是想把水搅浑，给赵瑞龙争取时间，“告诉老家的人，祠堂的烛火别灭，等我回来。”
赵瑞丽在北京的出租屋里，算着最后的账。墙上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新闻：“赵瑞龙涉嫌多项罪名被提起公诉”“山水集团资产被冻结”“赵立春接受组织调查”，每个标题上都画着叉，像她账本上的“己了结”。
桌上的旧算盘还在，缺的那颗珠子用橡皮代替了，是她儿子小时候弄的。计算器显示着最后一笔钱：三千七百万，是她这些年偷偷攒的“干净钱”，准备给赵瑞龙的女儿当学费，存在瑞士银行，户名是那对美国教授。
“妈，”儿子打来越洋电话，声音带着哭腔，“老师说我不能入党，因为……”
“因为你妈是赵立春的女儿，对吗？”赵瑞丽打断他，手指在算盘上拨着，“没关系，入不入党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个干净的人。”她想起儿子画的画，全是阳光和草地，没有账本，没有算盘，像她从没实现过的童年。
电话那头传来敲门声，是纪委的人。赵瑞丽把计算器里的内容清空，把旧算盘放进抽屉最深处，那里还有张照片——她十五岁那年，抱着赵瑞龙在槐树下，母亲站在旁边笑，赵立春手里拿着藤条，却没真的打下来。
“赵瑞丽同志，”纪委的同志出示证件时，语气很平静，“我们接到举报，你涉嫌参与山水集团的洗钱活动。”
她站起身时，出租屋的窗户正对着天安门，阳光照在城楼上，亮得让人睁不开眼。她想起老家祠堂的烛火，应该还亮着，管家会记得添蜡，像记得她没算完的账。那些账里，有她欠母亲的清白，欠儿子的童年，欠赵瑞龙的管教，欠汉东百姓的公道，现在终于要一笔一笔，慢慢还了。
被带走时，她回头看了眼桌上的报纸，赵瑞龙的照片旁边，有行小字：“其姐赵瑞丽，系城市银行退休干部，正配合调查。”她忽然笑了，像小时候算清了一笔难账，轻松得想哭。
老家的祠堂里，烛火还在跳。管家在供桌前摆了副碗筷，是赵瑞丽的，碗里盛着野茶，苦得发涩，却余甘绵长。供桌的暗格里，那枚特别通行证还在，只是再也没人用得上了。铜镜里的烛火晃啊晃，映出个十五岁的少女，正用红绳绑着算盘的珠子，嘴里念着“一五得五，二五一十”，声音清脆，像没被权力污染过的风，吹过汉东的田野，吹过赵家的老宅，吹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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