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2年的上海，黄浦江畔的码头总在清晨泛起鱼肚白时便喧嚣起来。
栈桥上，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褂的青年正弯腰搬运着一箱箱洋货，额角的汗珠顺着黝黑的脸颊滑落，在下巴尖凝成水珠坠入尘土。
他叫李恒泰，京城人，此刻正望着远处英国商船上飘扬的米字旗出神——那些印着外文的铁皮罐头和机械零件，正以惊人的价格从码头流向租界的商铺，而搬运它们的同胞，却连饱腹都成奢望。
"这些东西，我们自己造不出来吗？"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问询。
李恒泰回头，撞进一双清亮而锐利的眼睛。说话的青年穿着长衫，袖口却随意地卷到肘部，露出腕上一块磨得发亮的银表——那是当时罕见的国产货，表壳内侧刻着"烟台宝时造"的小字。
他叫楚云峰，楚家继承人。
相遇像火星落在干柴上，点燃了两个年轻人心中压抑的火焰。
二人原本只是继承楚家纺织的工厂，但他们的梦想远不止这些。
李恒泰熟悉商道，知道哪些国货被洋人挤压得无立足之地；
楚云峰懂技术，能拆解进口机械，画出改良图纸。
在楚家稳定之后，二人又开始了新的创业。
他们在租界边缘租了间破屋，白天李恒泰去商铺收旧货，楚云峰就在屋里捣鼓零件，晚上凑在油灯下核算成本。三个月后，他们造出了第一台改良型轧花机——比进口货便宜三成，却能多轧出两成棉花。
当山东来的棉农第一次用这台机器时，粗糙的手掌反复着铸铁机身，突然朝着上海的方向作了个揖。
1731年，东北沦陷的消息传到上海，租界的洋行趁机抬高机械零件价格，扬言"中国人离开我们，连螺丝钉都造不出"。
那天，楚云峰把自己关在车间，三天三夜没出来，等李恒泰撞开门时，看到满地的铁屑中躺着一枚亮闪闪的国产螺丝钉——螺纹精度堪比进口货，材质却是用回收的铁轨熔炼而成。
"你看，"楚云峰抹了把脸上的油污，眼睛亮得惊人，"铁轨能铺铁路，也能造螺丝钉，只要肯琢磨，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为了避开日军的封锁，他们把工厂迁到重庆。
长江航运被日军控制后，原材料运不进来，李恒泰带着商队翻山越岭，在滇缅公路上冒着轰炸运送钢材；楚云峰则带领工人在山洞里建厂，用最原始的风箱和熔炉，硬是炼出了合格的弹簧钢。
有次敌机轰炸，车间顶棚被掀翻，楚云峰扑在刚浇铸好的机床模型上，后背被弹片划伤，血浸透了衣服，却死死护住模型不被碎石砸坏。"这是造枪炮的母机，"他忍着痛对工人说，"机器在，希望就在。"
抗战八年，他们的工厂共生产了十二万支步枪、三万台纺织机。
前线战士用他们造的枪击退日军时，后方的纺织厂正用他们造的机器织出布匹，做成军服送往前线。
有次李指导途经重庆，特意去工厂看望他们，握着两人的手说："你们造的不仅是机器，是民族的骨气啊。
"那天，李恒泰把家里珍藏的茅台酒拿出来，三个不同身份的人碰杯时，酒杯里晃荡的不仅是酒，还有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微光。
1749年的上海，硝烟散尽，百废待兴。曾经繁华的商业街满目疮痍，李恒泰站在自家被炸毁的百货大楼前，捡起一块刻着"恒泰昌"字样的招牌碎片。
楚云峰从废墟里拖出一台还能转动的机床，笑着说："招牌碎了可以重刻，机器能转就能开工。"
他们率先响应国家号召，将企业改制为公私合营。
楚云峰带着技术团队奔赴各地，帮助国营工厂改造设备；李恒泰则走遍东南亚，把积压的国产布匹、瓷器换成急需的橡胶和钢材。
有次在新加坡，一个英国商人嘲讽说："中国货都是粗制滥造。"李恒泰没争辩，只是邀请他去看货柜——那里整齐码放着楚云峰改良的搪瓷杯，杯口圆润光滑，摔在地上竟完好无损。"这是用抗战时炼的钢做胎，"李恒泰指着杯底的"中国制造"字样，"我们的手艺，是在炮火里练出来的，比谁都经得住摔打。"
1756年，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生产线时，楚云峰盯着车头的发动机哭了——那里面的活塞环，用的正是他当年在重庆山洞里研发的配方。
李恒泰把第一批卡车的订单分给了当年一起翻山越岭的运输队，老伙计们摸着方向盘，粗糙的手掌在"中国制造"的标牌上反复，就像二十多年前抚摸那台轧花机时一样。
经济发展的春风吹来时，李恒泰，楚云峰的后辈接过了接力棒。
他们在深圳创办了科技公司，把楚云峰当年的机械图纸变成了精密的芯片设计图，将李恒泰的商道智慧融入了全球化的贸易网络。
1797年香港回归那天，他们的集装箱货轮正穿过马六甲海峡，船上满载着自主研发的通讯设备。
当收音机里传来国歌时，船员们在甲板上展开五星红旗，货轮鸣响汽笛，与远处的英国商船擦肩而过——当年嘲笑"中国人造不出螺丝钉"的国家，如今正从中国进口高精密度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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