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5日的南京，傍晚的夕阳像泼在天上的血，将慰安所梳妆间的窗棂染得通红。沈书瑶坐在镜前，指尖捏着支银簪，簪尖蘸着的氰化物粉末正缓缓融入胭脂膏——那是白蕙兰1940年牺牲前藏在床板下的药粉，当时她只说“留着能救命”，如今却成了她们向日军复仇的利刃。
“书瑶姐，这颜色会不会太红了？”十七岁的阿珍凑过来，她的刘海还沾着未干的泪痕。三天前，她刚被日军从苏州抓来，左胳膊上还留着运输途中被皮鞭抽打的血痕。此刻她手里拿着块胭脂，绛红色的膏体在指间蹭出暗红的印子，像凝固的血。
书瑶抬起头，镜中映出阿珍颤抖的手。她放下银簪，轻轻握住那只手，掌心的温度让阿珍的颤抖渐渐平息：“红才好。”她用指腹蘸了点胭脂，在阿珍的颧骨上轻轻晕开，“佐藤最喜欢看女人涂红胭脂，说像樱花。”
阿珍的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梳妆台上的胭脂盒里，溅起细小的红雾：“我娘说，女孩子涂胭脂是要嫁给喜欢的人......”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哽咽着说不出话。书瑶想起1937年冬天，自己第一次被迫涂胭脂时，也是这样的心情——美好被撕碎的疼痛，比皮鞭抽在身上更疼。
“阿珍，别哭。”旁边的小翠递过来张手帕，她的右手食指少了半截，是去年反抗日军时被军刀剁掉的，“哭花了妆，就没法让那些畜生好看了。”她拿起支口红，在唇上涂出鲜艳的桃粉色，“通讯官喜欢这个颜色，说像他老家的桃花。”
书瑶看着镜中八个姐妹的脸，每个人的眼眶都是红的，却都在强忍着眼泪。梳妆台上摆满了日军送来的胭脂水粉，鎏金的盒子上印着“大日本帝国”的字样，像一个个精致的棺材。她突然想起中岛一郎1941年偷偷告诉她的话：“氰化物遇脂类会延缓发作，涂在皮肤上接触黏膜，半小时后才会起效。”
“吱呀”一声，梳妆间的门被推开。朝鲜籍看守金顺姬站在门口，她的制服领口别着朵纸樱花，脸色比往常更苍白。众人瞬间僵住，阿珍悄悄将藏在袖管里的剪刀往身后藏了藏，金属尖端硌得她的掌心生疼。
金顺姬却没看她们，径首走到书瑶面前，放下个描金的口脂盒：“这个颜色更衬樱花。”她的中文带着浓重的朝鲜口音，眼神却在书瑶耳边飞快地扫过，“井房的钥匙在底层。”
书瑶的心跳骤然加速。她打开口脂盒，桃粉色的膏体散发着淡淡的杏仁味——是日军常用的香料，用来掩盖毒药气味的绝佳载体。指尖摸到盒底的凸起，轻轻一旋，果然取出一把黄铜钥匙，上面还沾着点泥土，显然刚从某个隐秘的地方挖出来的。
“金姐，你......”小翠刚要开口，就被金顺姬用眼神制止了。
金顺姬转身走向门口，手放在门把上时突然停住，背对着她们用韩语低声说：“我妹妹1938年死在731部队，她的胭脂盒，和你们手里的一模一样。”说完，她推开门走了出去，门轴发出的响声里，还能听见她用日语呵斥外面的日军哨兵：“别偷懒！今晚要是出了岔子，你们都得死！”
梳妆间里陷入短暂的沉默。阿珍的手指抚过口脂盒上的樱花纹，突然说：“我要涂绛红色。”她拿起书瑶调好的毒胭脂，在唇上重重地涂了一层，“佐藤昨天打了我，我要让他死在最得意的时候。”
书瑶看着她决绝的眼神，突然想起林小妹。那个总爱唱《秦淮景》的姑娘，1939年就是这样，带着涂满毒药的胭脂，在日军宴会上与三个军官同归于尽。“好。”她拿起另一盒胭脂，在自己的唇上涂出桃粉色，“通讯官交给我，我要让他看着通讯线路断掉，却连求救电话都打不出去。”
小翠将剪刀塞进阿珍的腰带里：“这个你拿着，要是被发现了，就先给自己个痛快。”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们不能再像牲口一样被他们糟蹋了。”
夕阳渐渐沉下去，梳妆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书瑶点燃一支蜡烛，火光在镜面上跳动，映出八个涂着鲜艳胭脂的女人。她们互相整理着衣襟，沉默中，阿珍突然哼起了《秦淮景》的调子，一开始很轻，后来越来越响，最后所有人都跟着唱了起来——“我有一段情呀，唱拨拉诸公听......”
歌声穿过窗户，飘向远处的秦淮河。书瑶知道，此刻陆明远正在河对岸的阁楼里，调试着用来切断电路的设备。他们约定好，当《夜来香》的歌声走调时，就是行动开始的信号。
她将那把黄铜钥匙藏进胭脂盒的夹层，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突然觉得有股力量从心底涌上来。八年了，从1937年南京沦陷到现在，她们像活在地狱里，如今终于要亲手打开通往天堂的门——哪怕那扇门，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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