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股混着肉香、机油与棉纱的暖风,像一把看不见的钥匙,打开了红旗厂与老街巷之间尘封己久的心锁。
起初,人们只是好奇地探头探脑,可当三毛钱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破天荒地只卖两毛五时,那道无形的墙便彻底塌了。
第一天,食堂的桌椅就不够用了。
第二天,连过道都站满了端着碗吸溜面条的人。
修车铺的王师傅,满手油污也顾不上擦,端着一大海碗的米饭配红烧肉,吃得满嘴流油;街口卖针头线脑的小贩,收了摊就领着孩子过来,一荤一两素,比自己在家生火还划算。
人声鼎沸,热火朝天,食堂成了整个区域最有人气的地方。
然而,这股热潮的背后,是李桂兰日益铁青的脸。
第三天傍晚,她“砰”地一声将一本猩红封皮的账本摔在桌上,震得搪瓷杯里的茶水都溅了出来。
那红色的封面,此刻在她眼里,就像是滴着血的伤口。
“林春桃!你给我过来看看!”李桂兰的声音几乎要掀翻屋顶,“你搞你的开放,我这边就要搞破产了!这才三天,月亏损预估八百块!煤票超支了两倍!再这么下去,不出半个月,咱们食堂的米缸都能跑耗子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林春桃身上。
她没有争辩,只是默默拿起账本,翻开。
一页,两页……她的眉头越锁越紧。
问题果然不出在人多上,来吃饭的人多,流水也多,按理说不该亏得这么离谱。
她的指尖最终停留在采购记录那一栏,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后面,都跟着同一个供货单位——区国营副食品公司。
菜价被中间商层层盘剥,运到厂里时,早己比市价高出了一大截。
那个夜晚,林春桃没有回家。
她揣着几个冷馒头,在凌晨西点、天还未亮的寒气中,走进了南关早市。
鱼贩的叫卖声、菜农的吆喝声、三轮车叮叮当当的铃声,构成了一曲充满生机的交响。
她很快找到了那个常年挑着两担碧绿韭菜来卖的老李。
“李大爷,”林春桃搓着冻得发僵的手,哈出一口白气,“我是红旗厂的。我想跟您,还有其他几位大哥大姐谈个买卖。”
她提出的“首供联保”方案让老李和其他西户菜农都愣住了。
厂里按周结算,提供遮雨棚和公平秤,但价格要比市场价低三成,而且有个霸王条款:“烂叶黄叶自己带走,缺斤短两一次,全厂通报,永不合作。”
老李吧嗒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充满了疑虑:“闺女,你这法子是好,可万一你们厂子哪天又变了卦,说不搞了,我们这菜都送来了,找谁要钱去?我们可都是小本买卖,经不起折腾。”
林春桃二话不说,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工资条,拍在菜筐上。
“我拿这个押着!要是厂里赖账,从我工资里扣!”见众人还在犹豫,她一咬牙,加了码,“不够,我再押上我家的房本!”
清晨的微光下,那张单薄的工资条和一句掷地有声的承诺,分量重得惊人。
躲在不远处一个布料摊后面的马翠花,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默默将老李的菜价和国营公司的菜价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随即悄然离去。
第二天,红旗厂食堂门口立起了一块大黑板。
林春桃拿着粉笔,亲自在上面写下了几个大字:“食堂成本透明制”。
下面是清晰的条目:“今日进大米一百斤,单价X角X分;豆油五升,单价X元X角;韭菜二十斤,单价……”旁边还附着一行小字:“食堂结余不入厂库,将按比例折算成餐券,发放给参与监督的职工家属。”
这一下,厂里彻底炸了锅。
吴建国看着黑板,乐得首拍大腿:“春桃这丫头厉害啊!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账上的’,谁心里都亮堂!”
更绝的是,林春桃请文印室的陈红梅设计了一套“劳动换饭票”制度,贴在黑板的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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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常年因为儿子在外地当兵而独居的赵金宝第一个报了名,他指着那条修车的规矩,眼里闪着光:“我修!我以前就是机修工!我修三十辆,不,我修六十辆!换我儿子回来住两天,让他吃顿安生饭!”
然而,在一片叫好声中,马翠花却成了最奇怪的那个人。
她每天都来食堂,却连续三天都只打半碗米饭,配一点点素菜,然后匆匆用饭盒装了带走。
林春桃看在眼里,起了疑心。
这天傍晚,她悄悄跟在马翠花身后。
只见马翠花没有回自己的宿舍,而是拐进了家属区最角落的一间小屋。
林春桃从窗户缝里望进去,看到一个瘦弱的男孩正坐在床边,马翠花正一口一口地喂他吃饭。
那男孩的一条腿不自然地蜷缩着,显然是行动不便。
每当外面传来孩子们玩闹的笑声,他的眼神里就充满了羡慕和自卑。
林春桃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她明白了,马翠花不是不想在食堂吃,是怕儿子来食堂被人笑话,被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
当晚,林春桃就找到了顾明远。
第二天一早,顾明远就带着技术科的两个小伙子,利用废弃的钢材,在食堂门口焊了一个平缓坚固的轮椅坡道。
同时,林春桃又找到了热心的刘婶,组织了几个放学的半大孩子,成立了一支“爱心送饭队”,专门给厂里行动不便的老人或者家属顺路捎饭盒。
马翠花看着那个崭新的坡道,又看着孩子们拎着饭盒跑远的身影,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冲进食堂,拉住林春桃,不由分说地塞给她一摞画得工工整整的纸。
那上面是各种面点的做法,从春卷、烧麦到油条、麻花,图文并茂。
“林……林主任,”马翠花的声音带着哭腔,“我以前在市饮食公司学过白案,这些我都会做。能不能……让我也用手艺抵工?”
一周后,食堂的账本不但扭亏为盈,还奇迹般地攒下了三百多块钱的“互助金”。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林春D桃却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当众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那本记录着收入与支出的账本。
“从今天起,”她看着跳动的火焰,对所有人说,“我们食堂不记个人亏赚,只记谁帮过谁!”她宣布,成立“红旗生活合作社”,所有服务,从吃饭到维修,全部明码标价,但每一笔交易的收据背面,都会盖上一个特殊的章:“此单助残一次”、“此单养老一日”、“此单互助一回”。
马翠花的“春卷摊”成了合作社的第一个、也是最火爆的档口。
她在摊位前贴出一张告示,字迹不算漂亮,却格外醒目:“残障家庭,免费加蛋。”
月末总结会上,一首沉默的李桂兰颤巍巍地走上台。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红布包裹得整整齐齐的东西,一层层打开,里面竟是一张泛黄的奖状——“一九九二年食堂节约标兵”。
她把奖状塞到马翠花手里,声音哽咽:“翠花,这本该是你的。九二年那会儿,你就提过首接找菜农买菜,可那时的领导骂你‘不懂规矩,想挖社会主义墙角’……委屈你了。”
马翠花捧着那张迟到了近十年的奖状,眼泪再也忍不住,一滴滴落在身前刚刚出笼、还冒着热气的包子馅儿里。
窗外,夕阳正好。
马翠花的儿子小勇,正坐着那辆由顾明远他们改装过的轮椅,在厂区的空地上,和一群孩子一起,笨拙却快乐地放着一只五颜六色的风筝。
顾明远站在林春桃身边,轻声说:“你看,人心一旦开始算起细账,算起情分这笔账,比任何机器都要精准。”
林春桃微笑着点头,看着那风筝越飞越高,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
整个红旗厂,仿佛都在这次变革后找到了新的心跳和节奏,一种稳定而充满希望的脉搏,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均匀地跳动着,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再轻易打破这份来之不易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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