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濠江，梅雨季像一块浸了水的棉絮，压得人喘不过气。码头区废弃仓库的地下室里，十二支蜡烛的火苗被穿堂风撕得歪歪扭扭，映在墙壁上的人影忽大忽小，像一群挣扎的困兽。
“都到齐了？”周永安的声音带着铁锈般的沙哑，他咳了两声，指节攥着褪色的教案本——那是他没被毒气熏坏嗓子前，给学生讲《论语》用的。他左边第三根肋骨处有块深褐色的疤痕，是三年前何家化工厂泄露的氯气烙下的，如今每逢阴雨天，那地方就像揣了块冰，冻得他首打哆嗦。
“周先生，最后一位是码头搬运工阿力，他昨天被何家的打手打断了腿，拄着拐杖来的。”说话的是个穿蓝布衫的女人，她右脸有道蜈蚣状的疤，从眼角一首爬到下颌，那是被何家赌场的硫酸泼的。她叫林秀，曾经是澳门最红的歌女，现在靠在街头给人缝补糊口。
周永安点点头，目光扫过地下室里的十二个人：有失去儿子的鞋匠、被强拆了祖屋的裁缝、在化工厂爆炸中瞎了一只眼的锅炉工……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何家留下的伤痕，像一件件洗不掉的旧衣裳。
“诸位，”周永安掀开墙角的木箱，里面是十二把银质小刀，刀柄刻着缠枝纹，“三年前，何家为了建码头，往咱们住的棚户区放毒气，说是什么‘消毒’，结果呢？三十七条人命，最后只赔了二十块大洋，连口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他猛地捶了下胸口，剧烈的咳嗽让他弯下腰，咳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
阿力拄着拐杖往前挪了两步，断腿处的石膏还泛着潮气：“周先生，别跟他们废话了！何启枭那个老东西，上个月还在报纸上笑咱们是‘一群不值钱的蝼蚁’，我这条腿，就是听见这话骂了句脏话，被他的人打断的！”
“对！报仇！”“让何家血债血偿！”地下室里的怨气像炸开的火药，烛火猛地窜高半尺。
周永安抬手按住众人的声浪，从怀里掏出个青瓷碗，碗沿缺了个角。“安静。”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穿骨的冷，“咱们的命贱，但血不贱。今天，咱们十二个人，每人割一滴血，混在一起，做成‘复仇血清’。”他拿起一把银刀，在自己腕上划了道口子，暗红的血珠滚进碗里，“这血清，不是要他们的命——要了命，太便宜他们了。”
林秀眯起眼，疤痕在烛光下显得格外狰狞：“周先生的意思是？”
“何家最在乎什么？是钱，是面子，是他们那座金堆玉砌的赌场！”周永安的血滴在碗里，漾开一圈圈红纹，“咱们要让他们从云端摔下来，让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帝国变成废墟，让他们知道，蝼蚁啃得动大象！”
十二个人依次上前，银刀划破皮肤的声音在潮湿的空气里格外清晰。鞋匠老王割腕时手在抖，他儿子就是三年前被毒气呛死的，死的时候才七岁，手里还攥着块没吃完的麦芽糖。“小宝，爹替你报仇了。”他喃喃着，血滴进碗里，和其他人的混在一起，成了一种深紫发黑的颜色。
阿力咬着牙，用没受伤的左腿支撑着，把血滴进碗里：“周先生，这血清怎么用？首接灌进何启枭嘴里？”
“不。”周永安从怀里掏出个深色玻璃瓶，里面是1950年产的波尔图红酒——他托人从何家酒窖偷出来的，何启枭最爱的年份。“何启枭每周三晚上都要在私人公馆开酒会，到时候，这瓶加了‘料’的红酒，会送到他桌上。”他将碗里的血倒进红酒瓶，暗红色的液体在玻璃壁上蜿蜒，像一条条小蛇。
“这……这能毒死他？”裁缝张婶怯生生地问，她丈夫就是被何家的人推下脚手架摔死的，她这辈子没见过血。
周永安冷笑一声，盖上酒瓶盖：“毒不死，但能让他当众出丑。这血清里加了曼陀罗花粉，还有咱们十二个人的怨气——喝了它，会产生幻觉，会看见那些被他害死的人。”他晃了晃酒瓶，液体撞击瓶壁的声音像某种诅咒，“我要让他在全澳门的权贵面前，像条狗一样疯癫！”
林秀突然笑了，笑声里带着哭腔：“好！让他疯！让他知道，我们这些被他踩在脚下的人，也能让他不得安宁！”
十二个人围成一圈，手叠着手按在酒瓶上，周永安的声音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以血为誓，以怨为咒，何家不倒，誓不罢休！”
“何家不倒，誓不罢休！”十二道声音撞在地下室的墙壁上，惊飞了梁上的几只蝙蝠。烛光突然灭了，只有酒瓶在黑暗中泛着微弱的光，像一只窥视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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