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深处的小办公室里，煤油灯的光晕在铁皮柜上晃出细碎的影子。宋世襄把威士忌杯底最后一点酒液倒进喉咙，喉结滚动的声音在寂静里格外清晰。他将空杯往桌上一推，目光扫过张岩怀里那台裹着棉絮的相机，镜片后的眼神突然锐利如刀。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他没再绕弯子，指尖在桌面上敲出急促的点，“这相机我在柏林见过样机，德国蔡司去年才研发出的自动对焦技术，怎么会出现在你们手里？”
张岩下意识把相机往怀里缩了缩，棉絮蹭过金属外壳，发出窸窣的响。“是……是道具组租的，说是最新款仿制品……”话没说完就被自己的气音呛住，他瞥见程锦年悄悄摇头，才惊觉这话连自己都骗不过。
程锦年的目光正落在办公桌上方的墙壁上。那里贴着张泛黄的海报，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标志在煤油灯下泛着陈旧的光泽，海报角落印着行小字——“德国奥委会官方授权”。他忽然想起祖父日记里的记载，那年有位中国商人代表上海工商界出席了开幕式，姓宋。
“宋先生去过柏林？”程锦年突然开口，声音平稳得像结了冰的河面。
宋世襄挑眉，指尖在海报边缘顿了顿：“36年去考察过纱厂技术，顺便看了场比赛。”他没否认，却也没多说，转而盯着白薇的布鞋，“这双鞋是‘大中华’鞋厂的款式，去年就停产了，你们从哪得来的？”
白薇的脚趾在布鞋里蜷了蜷，橡胶底蹭过地板的木纹。“是……路上捡的。”她避开对方的目光，看向墙角堆着的纱布，“我们剧组在拍抗战戏，道具都丢在炮火里了。”
“拍戏？”宋世襄轻笑一声，起身走到铁皮柜前，抽出个贴着封条的木箱。启封时木屑簌簌落下，里面竟是台老式莱卡相机，黄铜镜头在灯光下闪着温润的光。“拍什么戏需要用蔡司的新机？拍《金刚》吗？”
老周突然咳嗽起来，咳得腰都弯了。王涛趁机拽了拽程锦年的衣角，眼神里全是慌乱——导演的西装袖口沾着片现代创可贴，刚才情急之下忘了撕掉。
程锦年按住王涛的手，指尖触到布料下的弹孔补丁。“实不相瞒，”他缓缓开口，目光掠过柏林奥运会海报，“我们确实不是普通剧组。是……国民政府宣传部派来的，秘密拍摄日军暴行，用作国际宣传。”
这话半真半假，却让宋世襄眼中的怀疑淡了些。他拿起那台莱卡，镜头在掌心转了半圈：“宣传部的人我认识不少，没见过用这么金贵家伙的。”他突然把镜头对准张岩，“能让我看看你们拍的东西？”
张岩的脸瞬间涨红，手忙脚乱地想关机，却被程锦年按住肩膀。“可以。”程锦年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但宋先生得先告诉我们，穿堂弄37号的那位太太，您认识她多久了？”
宋世襄举着莱卡的手猛地一顿。煤油灯的光恰好落在他镜片上，反射出的光斑像滴悬而未落的泪。“内人是她表姐。”他放下相机，转身从抽屉里抽出张合影，照片上穿旗袍的女人眉眼温婉，正是石库门里那个护着婴儿的身影，“她丈夫是我的纱厂经理，昨天本约好来租界谈生意。”
办公室里的空气突然凝住。张岩怀里的相机屏幕还亮着，无声地映出那个女人倒下的瞬间。白薇低头盯着自己的布鞋，鞋里那片绣荷花的布片像团火，烫得她脚心发疼。
“这卷胶片，”程锦年指着相机，“我们会送到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手里，他下个月会把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上。”这是祖父日记里的记载，1937年9月的那期杂志，确实刊登了淞沪会战的纪实照片。
宋世襄的手指在合影边缘着，突然抬头：“我能帮你们送过去。”他走到铁皮柜前，取出个印着红十字的信封，“明天我要给租界医院送纱布，能顺路到记者站。”他的目光落在海报上，“柏林奥运会时，我认识《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他们信得过我。”
程锦年看着他指尖的金戒指，突然想起海报角落那行模糊的小字——“特约观礼嘉宾：宋世襄”。这个在战火里倒卖纱布的商人，远比他们看到的复杂。
“相机可以给您，”张岩突然开口，声音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执拗，“但得我们跟着。小吴是为了这卷胶片死的，我得亲眼看着它印在报纸上。”
宋世襄没立刻答应，只是重新戴上金丝眼镜。煤油灯的光晕在他脸上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像幅未干的油画。“租界里有日军的眼线，”他缓缓说，“你们得换身行头。”他指了指墙角的箱子，“里面有我备用的衣服，还有……”他顿了顿，“几本1937年的旧杂志，你们最好背熟上面的新闻。”
程锦年打开箱子时，闻到股樟脑丸的味道。里面除了西装衬衫，还有本《良友》画报，封面正是1937年8月号的——和他帆布包里那本祖父留下的旧杂志一模一样。
海报上的奥运五环在灯光下泛着冷光。程锦年突然明白，这个看似普通的仓库，藏着的不只是纱布和相机，还有个商人在乱世里的挣扎与坚守。而他们这群闯入历史的异乡人，己经被卷入了比想象中更复杂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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