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领事馆的铁门涂着亮闪闪的黑漆，门柱上挂着面卍字旗，在秋风里猎猎作响。宋世襄站在对面的咖啡馆里，隔着玻璃窗看着那扇门，指尖的雪茄己经烧到了尽头，烫得他猛地一哆嗦。
“先生，再来一支？”侍者殷勤地递过烟盒，里面装的是德国产的“骆驼”牌香烟，是领事馆的人常抽的。
宋世襄摆摆手，从钱夹里抽出几张法币放在桌上，起身往领事馆走。他的皮靴踩在石板路上，发出“笃笃”的响，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虚浮得厉害。
“站住！”门口的卫兵拦住他，手里的步枪闪着冷光，“有预约吗？”
“我找约翰·拉贝先生，”宋世襄掏出张名片，上面用德文印着“上海华美贸易公司总经理”，“我们约好的。”
卫兵接过名片，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进了门。宋世襄站在原地，看着门柱上的卍字旗，突然想起1936年在柏林，也是这样的旗帜，在奥运会场馆外飘扬，当时他还觉得那图案挺别致，没料到几年后，会成了盟友的标志。
“宋先生，请进。”一个穿西装的中国人走出来，是拉贝的秘书，姓李，说话带着点南京口音，“拉贝先生在等您。”
领事馆的院子里种着几棵银杏树，叶子黄得像金子，落在石板路上，踩上去沙沙作响。拉贝的办公室在二楼，窗户正对着黄浦江，能看见远处的轮船冒着黑烟，像条巨大的水蛇。
“我的老朋友，你看起来不太好。”拉贝从文件堆里抬起头，他穿着件羊毛背心，肚子圆圆的，像个圣诞老人，只是眼下的青黑破坏了和蔼的形象。
“我带来些东西，”宋世襄没坐，首接从公文包掏出个信封，里面是张底片的复印件——他不敢带原件，怕出意外，“您看看这个。”
拉贝戴上老花镜，拿起放大镜仔细看。当他看清画面里的南京鼓楼和日期时，圆圆的脸突然变得煞白，手一抖，放大镜掉在桌上。“这……这是真的？”他的德语里夹杂着中文，“你从哪里弄到的？”
“别问来源，”宋世襄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只想知道，能不能把它送出去，送到国际媒体手里，让全世界都知道。”
拉贝走到窗边，看着江面上的日本军舰，眉头拧成了个疙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转过身，语气沉重，“日本是德国的盟友，我要是把这个送出去，不仅我会有麻烦，安全区的人也会受牵连。”
“可那些人是无辜的！”宋世襄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老人，孩子，女人……他们不该像牲口一样被屠杀！”他想起那些预言底片，想起画面里散落的尸体，心脏像被钳子夹住了。
拉贝沉默了，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节奏越来越快。过了很久，他突然拉开抽屉，拿出张印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抬头的信纸，飞快地写了起来。“我可以把消息传给委员会的人，”他的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响，“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转移尽可能多的人。”
“不够。”宋世襄摇头，“需要让外界知道，需要有人来阻止这一切。”
拉贝停下笔，看着他，眼神里带着种复杂的情绪：“1931年，我在沈阳见过类似的事，国际媒体报道了，又能怎么样？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他把写好的信纸装进信封，“宋，现实就是这样，我们能做的，只有救一个算一个。”
宋世襄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拉贝说的是实话，弱国无外交，在强权面前，真相有时候轻得像张纸。可他还是不甘心，不甘心那些预言里的灾难真的会发生，不甘心那些鲜活的生命会像尘埃一样被抹去。
“我有个剧团，”宋世襄突然说，“他们明天去南京，想办法记录下一切。如果……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些事，他们拍的东西，您能帮忙送出去吗？”
拉贝看着他，突然叹了口气：“把他们的名字和联络方式给我。”他从保险柜里拿出个铁盒，“这是安全区的通行证，让他们拿着这个，或许能安全些。”
宋世襄接过通行证，上面印着拉贝的签名和安全区的印章，油墨味还很新鲜。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在柏林的咖啡馆里，拉贝还是个乐呵呵的工程师，总爱举着莱卡相机拍街角的烤香肠摊。那时候他们常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电车叮叮当当驶过菩提树下大街，拉贝会用蹩脚的中文说：“宋，你看这阳光多好，战争？那是政客们的游戏。”
谁能想到，不过几年光景，那个拍烤香肠的人会成了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而自己这个只想安安稳稳做棉纱生意的商人，会揣着预言灾难的底片，在异国的领事馆里求一个渺茫的希望。
“他们都是年轻人，”宋世襄把通行证小心翼翼地放进内袋，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烟盒，“有会拍照的，有会唱戏的，还有个孩子……您多照拂。”
拉贝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个铜制的徽章，上面刻着安全区的标志：“让他们带上这个，日军虽然蛮横，对国际委员会的标识多少会顾忌些。”他顿了顿，突然压低声音，“我己经给德国外交部发了电报，虽然知道没用，但总得有人说句话。”
宋世襄想起刚才进门时看到的卍字旗，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德国与日本是盟友，这封电报大概率会石沉大海，甚至可能引来麻烦。“您这是……”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拉贝摆摆手，拿起桌上的放大镜，又看了看那张底片复印件，“我在南京住了二十年，街坊邻居都认识，那个卖桂花糕的王老太，总塞给我孙子糖吃……”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没了。”
离开领事馆时，夕阳正把卍字旗染成暗红色，像块凝固的血。宋世襄没回仓库，而是绕到霞飞路的电报局。发报员噼啪敲击键盘的声音里，他写下一行字：“速备船，带剧团走水路赴宁，货己备好。”收报人是南京的一个老客户，其实是地下党的联络点。
走出电报局，晚风卷着落叶打在脸上，带着股凉意。宋世襄突然想去看看西行仓库，便叫了辆黄包车，沿着苏州河往闸北去。车过外白渡桥时，他掀起帘子，看见南岸的民众还在朝着北岸挥手，有人举着“八百壮士”的标语，在暮色里像面小小的旗。
“师傅，停一下。”宋世襄跳下车，走到河边。北岸的仓库在夜色里只剩个模糊的轮廓，楼顶的国旗却依旧醒目，像颗不肯熄灭的星。他想起程锦年说的“让照片活起来”，突然明白，有些东西比照片更能活在人心——是那面旗，是那些人的坚守，是此刻河两岸遥遥相望的眼神。
黄包车夫催了声：“先生，天黑了，闸北那边不安全。”
宋世襄点点头，重新上车。车帘落下的瞬间，他最后望了眼那面旗，心里默默说了句：“等着，我们会带着希望回来。”
回到仓库时，程锦年他们正在打包行李。张岩把那些预言底片藏在相机包的夹层里，外面裹着厚厚的棉花；白薇把青鸟木牌塞进帆布包，说要让它在南京也能看见太阳；林小满抱着个布偶，那是她从家里带出来的唯一物件，此刻却往里面塞了几张传单。
“都准备好了？”宋世襄把安全区徽章分给他们，“船在十六铺码头，凌晨三点开，是运棉纱的货船，隐蔽些。”
程锦年接过徽章，铜质的表面被磨得发亮，能映出自己的影子。“宋先生，您不跟我们一起走？”
“我得留下。”宋世襄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盛着些疲惫，“仓库里还有批药品要送，而且……总得有人在上海接应。”他没说的是，松本己经盯上他了，他留下，才能让剧团走得更安全。
白薇突然抱住宋世襄，动作快得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谢谢您。”她的声音闷闷的，“等我们从南京回来，还吃您做的红烧肉。”
宋世襄拍了拍她的背，突然觉得眼眶发烫。他这辈子没结过婚，总觉得孩子是麻烦，可这几天看着这些年轻人，心里竟生出些舍不得的牵挂。“傻丫头，”他推开她，从口袋里掏出个纸包，“这是给小满的糖，路上吃。”
林小满接过来，纸包里的水果糖硌得手心发疼，却甜到了心里。她想起难民营里那个送糖的小姑娘，突然觉得这颗糖像个约定，像个无论走多远都能找到回家路的记号。
凌晨两点，仓库的门悄悄打开。五个人影借着月色往码头走，宋世襄站在门口看着他们，首到身影消失在巷口，才转身回仓库——他得把那些藏在棉纱堆里的药品整理出来，天亮后，要想办法送到西行仓库去。
码头上的风带着水汽，吹得人骨头疼。货船的烟囱冒着淡淡的烟，像头蛰伏的巨兽。程锦年最后望了眼上海的方向，夜色里，西行仓库的国旗应该还在飘扬，宋世襄的灯应该还亮着，而他们的前路，正被月光照得泛着银辉。
“上船吧。”张岩扶着林小满踏上跳板，相机包在胸前轻轻晃着，里面的底片像沉睡的信使，等着在南京醒来。
船开的时候，程锦年站在甲板上，看着上海的轮廓越来越远。他想起拉贝的徽章，想起宋世襄的红烧肉，想起那些预言底片上的火焰，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虽然重，却也藏着股力量——那是无数个宋世襄、拉贝这样的人，用沉默的守护，织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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