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的梅雨季，汀泗桥的雨水混着硝烟，把张启明的灰布军装泡得发沉。他蹲在战壕里，手里攥着的不是师父林慕云教他认的黄连，而是支上了膛的毛瑟枪——枪托上还缠着圈麻线，是按师父的法子缠的，防滑，也能在行军时少磨破点手。
“营长，该冲锋了！”通信兵猫着腰跑过来，军帽上的五角星被雨水打湿，却亮得扎眼。张启明望着桥对面吴佩孚的防线，炮火把桥面炸得碎石乱飞，像极了当年在青云山，师父带着他看的山崩——只是这次，崩裂的是压在百姓头上的军阀铁蹄。
他想起出发前，五师兄从上海赶来，塞给他个布包，里面是半块艾草饼和张师父的手迹：“枪能护国，亦能护民，别忘药心。”当时他没懂“药心”是什么，首到刚才，有个农家少年抱着筐红薯跑过来，说要给北伐军送吃的，却被流弹擦伤了胳膊。张启明蹲下来，从挎包里摸出师父传的金疮药，像当年师父教他那样，用烈酒调了药粉，轻轻敷在少年伤口上。
“疼吗？”他问。少年摇摇头，指着远处的军旗：“俺爹说，你们是打军阀的，俺不怕。”张启明的心忽然一热——这就是师父说的“药心”吧？不是只治人的伤，是要治这国家的伤，让百姓再也不用怕流弹，不用怕苛捐，不用怕没饭吃。
冲锋号响了，张启明一跃而起，枪托顶在肩上，朝着敌军阵地冲去。雨水溅在脸上，混着汗水和泥土，却挡不住他眼里的光。他想起在青云山，师父教他辨认鹿迹，说“跟着蹄印走，总能找到鹿群”；现在，他跟着军旗走，跟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走，总能找到师父盼着的那个太平日子。
打下汀泗桥那天，张启明在战利品里发现了个药箱，是吴佩孚军队里的，里面的药都发了霉，只有张标签还能看清：“河南灾民救济药”。他攥着标签，指节泛白——当年在青云山，师父总说“药是救人的，不是用来糊弄百姓的”，这些军阀，连救命的药都敢克扣，难怪百姓要跟着北伐军走。
夜里，他坐在篝火旁，给五师兄写信。信纸是从敌军文件袋里撕的，字里行间都是战场的硝烟味：“师兄，汀泗桥拿下来了，没给师父丢脸。今天救了个少年，用的是师父的金疮药，他说等我们打跑了军阀，要去青云山种黄连，像师父那样救人。”
信末，他画了颗小小的五角星，旁边添了片黄连叶——那是师父教他画的，说“黄连苦，却是良药；革命难，却是正路”。篝火的火苗舔着信纸，把字迹映得发红，像极了师父坟前的那片黄连，在风里倔强地生长。
次年春天，北伐军打到了武昌。张启明带着营里的弟兄，率先攻上了城墙。站在城楼上，他望着满城飘扬的青天白日旗，忽然想起师父临终前的话：“要像长江水，就算绕再多弯，也得往百姓能过好日子的地方流。”
他从怀里摸出那个布包，里面的艾草饼己经干得发硬，师父的手迹却还清晰。风从城墙吹过，带着武昌街头百姓的欢呼声，张启明把布包举过头顶，像是在告诉师父：“您看，我们离好日子，越来越近了。”
后来，在庆功会上，军长亲自给张启明颁发了勋章。他接过勋章，却把它别在了胸前的黄连叶布标旁——他知道，这勋章不是给他一个人的，是给师父的，是给青云山的，是给所有盼着国家好起来的百姓的。
夜里，他梦见自己回到了青云山，师父坐在竹椅上，正给药圃里的黄连浇水。他走过去，把勋章放在师父手里，师父笑着说：“好，好，启明，你没忘药心，没忘百姓。”醒来时，他的眼角湿了，窗外的月光照在军装上，把五角星映得格外亮——那是师父盼着的光，是国家新生的光。
铁马与药香
民国十六年的盛夏，南昌城的热浪裹着硝烟，把张启明的绑腿烤得发硬。他站在贡院街的残破门楼前，手里的马鞭还沾着沿途的尘土——刚追着孙传芳的残部跑了三十里，马背上的药箱撞得叮当响，里面师父传的金疮药、艾草膏，己经用去了大半。
“营长，城里的百姓来送水了！”通讯员指着巷口，一群穿着粗布衫的男女挑着木桶，桶沿上还飘着薄荷叶。张启明迎上去，刚要道谢，就见个白发老汉攥住他的手，指节上的老茧蹭得他虎口发疼：“长官，俺们等你们好几年了！孙传芳的兵在这儿收‘城门税’，连讨饭的都要交，你们来了，总算能喘口气了！”
他看着老汉身后的孩子，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纸旗，上面用炭笔写着“欢迎北伐军”，笔画歪歪扭扭，却比军帽上的五角星更让人心热。张启明想起在武昌城楼上，师父的手迹在风里飘的模样——“枪能护国，亦能护民”，原来这就是护民的滋味，不是在战场上杀敌，是看着百姓敢笑，敢把家里的井水拿出来待客。
夜里，部队在南昌师范学堂休整。张启明坐在煤油灯旁，给五师兄写信。信纸是从学堂黑板槽里捡的，还沾着粉笔灰：“师兄，南昌拿下来了，孙传芳的兵跑了，百姓给我们煮了绿豆汤，说比他们过年喝的还甜。今天救了个伤兵，是孙传芳那边的，他说家里还有个老娘在山东，我给了他包艾草膏，让他伤好后回家种地——师父说过，再坏的人，心里也有想护的人。”
信没写完，外面传来骚动。是炊事班的老兵在哭，说刚收到家信，老家河南遭了蝗灾，军阀的兵不仅不救灾，还抢了百姓最后的存粮。张启明攥着信纸，指节泛白——他想起在青云山，师父看着流民时说的话：“战乱不止，苦就没完。”现在北伐军打了胜仗，可还有那么多百姓在挨饿，这仗，还得接着打。
次日清晨，部队开拔去九江。路过鄱阳湖时，张启明看见岸边停着几艘渔船，渔民们正往船上搬粮食，说是要送给北伐军。“俺们听说你们要打南京，”渔老大把袋干鱼塞进他手里，“这鱼能扛饿，你们多杀几个军阀，俺们就能多打几网鱼！”
船行在鄱阳湖上，风里带着鱼腥味，混着军装的汗味，却比青云山的药香更让人踏实。张启明摸出怀里的勋章，阳光照在上面，亮得晃眼——这勋章是在武昌得的，现在他觉得，这勋章该属于这些百姓，是他们的盼头，撑着北伐军一路往前冲。
打到九江时，张启明的营成了先头部队。敌军的机枪在城墙上扫出火网，他身边的通讯员中了弹，倒在他怀里时，还攥着封没寄出去的家信，信里说“等打完仗，就回家娶媳妇”。张启明把通讯员的信收好，从药箱里摸出最后一包金疮药，敷在自己被弹片擦伤的胳膊上——这是师父留下的最后一包药了，他要带着这药，打进南京，打进北京，让更多像通讯员这样的少年，能活着回家。
冲锋时，他听见身后的弟兄们喊着“打倒军阀”，声音震得湖面都在颤。他想起师父在青云山教他种黄连，说“根扎得深，才能扛住风雨”；现在，北伐军的根，就扎在百姓心里，就算有再多的炮火，也能扛过去。
打进九江城那天，张启明在敌军指挥部里，发现了个账本，上面记着“克扣军饷三万两，搜刮民脂五万两”。他把账本烧了，火苗里飘着的纸灰，像极了当年在青云山，师父烧给流民的纸钱。“师父，您看，”他对着空气说，“这些害人的东西，我们都烧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夜里，他坐在九江的城楼上，望着远处的长江。江水泛着银光，像条带子，连起了武昌、南昌、九江，连起了青云山，连起了百姓的盼头。他摸出五师兄寄来的信，上面说上海的工人又罢工了，支援北伐军，还说安生长大了，会写“三民主义”了。
张启明把信贴在胸口，忽然觉得师父就在身边，在看着他，看着北伐军，看着这天下一点点变好。风从江面吹过来，带着江水的潮气，也带着点黄连的苦香——那是师父的味道，是国家新生的味道，是百姓好日子的味道。
他知道，这仗还没打完，南京还没解放，北京还在军阀手里，可他不怕。因为他手里有枪，心里有“药心”，身后有百姓，还有师父留下的那片黄连，在风里，在雨里，在这乱世里，倔强地生长着，等着春天，等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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