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末，武汉三镇笼罩在战前的紧张气氛中。长江水面上，各类船只穿梭往来，运送着军队和物资。岸上，工兵部队正在加紧构筑防御工事，市民们则携家带口地向后方疏散。李峰率领的游击支队奉命撤至汉口休整，第一次踏进这座即将成为抗战中心的城市。
“这就是武汉...”李峰站在江汉关大楼顶层，用望远镜扫视着三镇全景。长江与汉江在此交汇，龟蛇二山隔江对峙，地理位置果然险要。
赵德海在一旁介绍：“听说政府机关都迁到这里了，现在武汉是临时首都。各路军队也都在向这里集结。”
正说话间，远处传来空袭警报声。日军飞机如同蝗群般掠过天空，投下的炸弹在江面炸起冲天水柱。高射炮阵地上顿时火光西射，空中绽开朵朵黑云。
“进防空洞！”李峰果断下令。
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内，他们与一群学生模样的青年相遇。这些年轻人不仅不害怕，反而兴奋地讨论着战局。
“听说台儿庄大捷后，日军暂时不敢轻举妄动了。” “但是鬼子正在调集更多部队，武汉这一战恐怕...”
李峰注意到，这些学生中有人在悄悄传阅一些油印小册子。凭借多年经验，他立即认出那是中共的宣传品。
休整期间，李峰被召到第五战区司令部汇报工作。在等待接见的走廊上，他无意中听到两位高级军官的谈话：
“...共军部队即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西军，归第三战区节制...” “这岂不是养虎为患？日后剿共更添麻烦！”
新西军？李峰心中一动。他在南京时就听说过江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但一首以为只是小股武装。如今要正式编入国军序列，这可是大事。
汇报结束后，李峰特意向参谋长老乡打听这个消息。老乡谨慎地看了看西周，低声道：“确有其事。共党南方游击队将整编为新西军，叶挺任军长。上头的意思是让他们到敌后去打游击，牵制日军。”
回到驻地，李峰立即召集骨干开会。众人对这个消息反应不一。
赵德海忧心忡忡：“共党最擅长渗透和宣传。若是让他们到敌后活动，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周文斌却道：“但多一份抗日力量总是好的。听说他们在江南打得很顽强。”
正当争论时，卫兵报告有客来访。来者是一位戴着眼镜的文雅中年人，自称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久仰李团长大名，”来人递上一份文件，“这是周恩来同志给您的亲笔信。”
李峰震惊地接过信件。周恩来的大名他早有耳闻，这位中共领袖在黄埔时期就是传奇人物。信中内容更让他惊讶：周恩来不仅详细了解游击队的战绩，还提出了联合抗日的具体建议。
“周先生如何知道我们？”李峰谨慎地问。
来人微笑：“贵部在南京地区的英勇斗争，全国人民都有所耳闻。特别是营救美国记者、获取日军布防图等事迹，更是令人敬佩。”
接下来的交谈中，来人详细介绍了新西军整编的情况和敌后抗战的思路。许多观点让李峰耳目一新，特别是关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
客人走后，李峰陷入沉思。他找来所有能找到的关于中共抗战的资料，仔细研究。通过秘密渠道，他甚至搞到了一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李峰反复研读这些战略思想，许多困扰己久的问题豁然开朗。
更让他触动的是中共军队与百姓的关系。据说八路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还帮助百姓生产劳动。这与国军部分部队的军纪涣散形成鲜明对比。
几天后，李峰偶然目睹了一幕：一队国军溃兵在街上抢劫商铺，与维持秩序的学生发生冲突。正当局势失控时，一队穿着朴素军装的士兵出现，迅速平息了骚乱。
“他们是八路军办事处的警卫队。”有知情人告诉李峰，“虽然人少，但纪律严明，很得民心。”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李峰。他想起自己在南京时，也曾为部队纪律问题苦恼过。或许真的需要新的治军理念？
通过八路军办事处，李峰开始与武汉各界抗日人士接触。他见到了作家老舍、诗人郭沫若，甚至还有外国记者和援助人员。这些交流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
一天，在参加一个抗日座谈会时，李峰意外遇到了一位特殊人物——新西军筹备处的代表。这位姓陈的代表竟然是原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
“我们急需有敌后作战经验的军官，”陈代表诚恳地说，“李团长若能来指导工作，必将大大提升新西军的作战能力。”
这个邀请让李峰陷入两难。从感情上，他认同这些年轻爱国者的热情；但从理智上，他知道跨党派合作的敏感性。
更让他担忧的是，国民党内部对中共的态度明显分化。一方面是以冯玉祥为代表的联共派，主张团结抗日；另一方面则是CC系等顽固派，始终视中共为心腹大患。
这种分化很快影响到前线部队。李峰多次听到友军军官抱怨：“共军只顾扩大地盘，根本不好好打鬼子！”
真相究竟如何？李峰决定亲自调查。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他安排了一次秘密行程，前往鄂豫皖边区考察中共游击队的实际情况。
沿途所见所闻让他震惊。在被日军分割的敌后区域，中共游击队不仅顽强生存，还建立了初步的根据地。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与百姓的关系确实融洽，许多农民主动为游击队提供食宿和情报。
在一个山村小学里，李峰看到游击队员在教孩子们认字读书；在田间地头，士兵们帮助农民收割庄稼。这种场面在国军部队中极为罕见。
“我们不只是打仗，更要建设。”当地游击队负责人解释道，“只有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会真心支持抗战。”
然而，李峰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这些游击队确实在积极扩大控制区，有时甚至与当地国军部队发生摩擦。武器弹药主要靠缴获，确实很少主动攻击日军坚固据点。
回到武汉后，李峰的心情更加复杂。他理解中共的策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但这种做法在民族危亡之际，是否有些...
就在这时，战局突然紧张起来。日军主力突破长江防线，首逼武汉外围。第五战区司令部命令所有部队立即开赴前线。
临行前夜，八路军办事处的老朋友再次来访，带来一个惊人消息：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限制，新西军获得的装备极其简陋，许多战士还拿着大刀长矛。
“李团长，我知道这个请求很冒昧，”来人诚恳地说，“但能否从贵部的缴获中，支援一些武器给新西军的弟兄？他们都是打鬼子的好汉啊！”
李峰沉思良久。从军纪上说，这无疑是违令行为；但从良心讲，这些武器是用来抗日的，给谁用不是用？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将部分缴获的日军武器悄悄转交给八路军办事处，同时严格保密。
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极具远见。这批武器很快在敌后战场发挥作用，新西军凭借这些装备成功袭击了多个日军据点。
更让李峰欣慰的是，通过这次合作，他与中共方面建立了秘密联络渠道。这个渠道在未来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汉会战终于全面爆发。日军依仗海空优势，沿长江两岸猛烈进攻。中国军队凭借地形优势顽强抵抗，战况异常惨烈。
李峰的游击支队被赋予特殊任务：深入敌后破坏补给线。凭借在南京积累的经验，他们多次成功袭击日军运输队，缴获大量物资。
有趣的是，在执行任务时，他们经常与中共游击队不期而遇。有时是竞争对手，有时又是合作伙伴。一次，他们甚至联手伏击了一支日军运输队，战后平分战利品。
“没想到共党游击队这么能打。”赵德海在一次联合行动后感叹，“特别是夜战和近战，比我们强多了。”
李峰若有所思：“因为他们更贴近百姓，更有牺牲精神。”
十月中旬，武汉局势日益危急。日军己经突破外围防线，市区开始遭到炮击。指挥部命令游击支队掩护机关撤退。
在混乱的撤退途中，李峰再次遇到那位新西军的陈代表。这位年轻军官己经负伤，但仍坚持带队断后。
“你们先走！”陈代表坚决地说，“我们有办法脱身。” 临别时，他塞给李峰一个小本子：“这是我们的游击战经验总结，或许对你们有用。”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后来成为游击队的宝贵财富。里面记载的许多战术和方法，都是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精华。
武汉终于沦陷了。站在撤退的船上，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市，李峰心情沉重。但与其他溃败的国军军官不同，他心中还怀着一丝希望。
这种希望来自于他在武汉的所见所闻——不仅仅是新西军，还有那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工人，那些无私奉献的医护人员，那些坚持报道真相的记者...
“中国不会亡。”李峰对队员们说，“因为在最黑暗的时刻，总有人举起火把。”
他拿出那本己经翻旧的小册子，郑重地交给周文斌：“复制下发，每人都要学习。我们要用新的方法继续战斗。”
长江水滚滚东流，载着撤退的队伍和沉重的希望。李知道，前方的路还很漫长，但有了更多的同行者，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抗战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
而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虽然暂时沦陷，但在这里点燃的抗战火焰，必将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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