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阳县史（建县至清末）
曲阳，雄踞太行山东麓，地处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其历史，并非一部寻常州县的兴衰录，而是一部与山川、神祇、烈火、刻刀紧密交织的宏大史诗。它因山而名，因祭祀而兴，更因两项冠绝古今的绝艺——“定瓷”与“石雕”，而将自己的名字深深镌刻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丰碑之上。从战国古邑的初啼，到汉家天子遥祭的北岳圣地；从魏晋风骨下“白石”佛像的慈悲微笑，到隋唐盛世里定窑白瓷的温润如玉；从宋金对峙的边陲烽火，到元明清三代帝都营建中无处不在的“曲阳匠作”。曲阳的历史，是一部以艺术与信仰为灵魂，以山石与烈火为骨肉的传奇。
第一章：上曲阳的初啼与北岳之尊（先秦至两汉）
太行山下的古老邑落
曲阳的文明史，滥觞于太行山东麓的洪荒时代。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先民们，便己在这片山前冲积扇平原上繁衍生息。他们依山傍水，渔猎耕种，用磨制的石器开垦土地，用烧造的陶器盛放谷物，在黄土之上点燃了第一缕文明的炊烟。
进入信史时代，春秋时期，此地为鲜虞国的属地，后属中山国。战国中后期，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国力大增，向北扩张，将中山国吞并。为有效控制这片新得的疆土，赵国在此地设置了**“上曲阳邑”**。“曲阳”之名，始见于史册。其得名，源于地理位置——地处太行山（古称恒山）之弯曲向阳处。这个名称，朴素而精准地概括了其“山之南，水之北”的地理特征，也预示了它与这座大山之间不可分割的宿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为“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秦王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上曲阳邑被划入巨鹿郡，正式成为帝国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基层单位。
西汉建县与早期开发
汉承秦制，并在文景之治后国力日盛。西汉初年，正式设立上曲阳县，后简称曲阳县。县治设于今县城所在地，其行政建置自此基本稳定下来。
汉代的曲阳，是华北平原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境内有发源于太行山的磁河（古称“滋水”）与沙河流过，为农业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的推动下，当地官府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铁制农具的普及和牛耕技术的使用，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主要的农作物是粟（小米）、麦、黍、豆等旱地作物。除了农业，山区的林木、石料资源也得到初步开发，为日后的手工业发展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曲阳，虽然经济尚不发达，也未见于史册的显赫篇章，但一个足以改变其命运的历史契机，正在悄然临近。这个契机，便来自于汉代国家祭祀体系的最终确立。
北岳恒山：国家祭祀的圣地
中国自古便有“五岳”之说，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和北岳恒山。它们被视为镇守中华大地西方和中央的神山，历代帝王都将其纳入国家最高祭祀的范畴，以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然而，汉代所祭祀的“北岳恒山”，并非今天位于山西浑源的恒山，而是位于曲阳县西北、太行山脉中段的大茂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先秦时期地理认知和文献记载的延续；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汉代的政治疆域和交通条件下，地处河北平原、靠近中原政治核心区的曲阳大茂山，远比地处塞外、交通不便的山西恒山，更便于天子或其派遣的使臣前来祭祀。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东巡泰山，正式确定了五岳的祭祀制度。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颁布诏书，正式确定在曲阳县对北岳恒山进行祭祀，并下令“因其故俗，为设祠宇”，由国家出资，在曲阳城西建立了第一座官方的北岳祠庙。这是曲阳北岳庙的滥觞，也是曲阳作为“北岳圣地”千年辉煌历史的开端。
北岳祭祀的确立，对曲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地位的跃升：曲阳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农业县，而是成为了承载国家最高祭祀功能的“神都”之一。皇帝的祭祀诏书、御赐的祭器、派遣的王公大臣，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这极大地提升了曲阳的政治地位和知名度。
经济的拉动：国家祭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投入。北岳庙的修建、扩建和日常维护，需要大量的石匠、木匠、画工等能工巧匠，也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祭祀活动本身，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僚、信众和商人，带动了地方的食宿、交通和商业发展。
文化的积淀：围绕着北岳信仰，产生了大量的碑刻、文献、诗词和传说，形成了独特的北岳文化。北岳庙本身，也成为一座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艺术于一体的文化宝库。
汉代的曲阳，在太行山的庇护下，因北岳祭祀而获得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业县，一跃成为帝国版图上一个闪耀着神圣光芒的特殊存在。这份独特的荣耀，将伴随它走过此后两千年的风风雨雨。
第二章：白石之光与佛教艺术（魏晋南北朝）
乱世中的信仰之光
汉末的黄巾起义与随后的三国纷争，拉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的序幕。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如走马灯，战火连绵不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这样“人生无常，譬如朝露”的苦难时代，一种能够提供精神慰藉和来世希望的宗教——佛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开来。
从西域传来的佛教，以其慈悲、轮回、因果、净土等教义，深深地契合了乱世中人们的心灵需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纷纷皈依佛门。一时间，开窟造像，广建寺塔，成为上至国家、下至民间的普遍社会风尚。
得天独厚的宝藏：曲阳汉白玉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曲阳迎来了其艺术史上最为辉煌的开端。这份辉煌，源于大自然赋予它的一项得天独厚的宝藏——汉白玉。
曲阳所处的太行山东麓，蕴藏着质地绝佳的大理石矿藏。这种大理石，色泽洁白，质地细腻、坚硬，温润如玉，被后世誉为“汉白玉”（实际上其开采和使用远早于汉代）。它不仅是绝佳的建筑材料，更是进行雕刻创作的完美载体。
当佛教造像之风吹遍华夏大地，当信徒们渴望用最圣洁的材质来雕刻佛陀与菩萨的形象时，曲阳的白石，无疑是上天赐予的最好礼物。它的洁白，象征着佛法的纯净无瑕；它的温润，象征着菩萨的慈悲柔和；它的坚硬，则象征着佛法的永恒不灭。
“白石造像”的艺术巅峰
从北魏开始，曲阳的石雕匠人们，将他们世代相传的石工技艺，与新传入的佛教信仰和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白石造像”黄金时代。
北魏晚期与东魏：这一时期是曲阳造像的初创与成熟期。著名的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纪年造像，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其发展的脉络。
艺术风格：早期造像深受北魏首都洛阳龙门石窟“秀骨清像”风格的影响。佛、菩萨的面相清瘦，长颈削肩，身着褒衣博带式的汉式服装，衣褶层叠繁复，飘逸自然，体现了鲜卑与汉族文化融合后的审美情趣。
题材内容：题材多为一佛二菩萨、思惟太子、双观音等。造像的背光多为舟形，上面精心雕刻着火焰纹、飞天、伎乐和供养人形象，构图，雕刻精细。
技术特点：匠人们熟练运用圆雕、高浮雕、线刻等多种技法，特别是其线条的运用，流畅而富有弹性，于坚硬的石材上，表现出织物轻柔的质感和肌肤的圆润。
北齐时期：北齐取代东魏后，社会风气和审美趣味发生了变化，曲阳的造像风格也随之演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艺术风格：北齐造像一改北魏的清瘦，变得圆润、，富有生命力。佛像的面相丰腴，神情宁静慈悲。菩萨的体态则婀娜多姿，体态呈“S”形，富有动感。衣着变薄，紧贴身体，突出了人体的曲线之美，这种风格被称为“曹衣出水”。
技术创新：这一时期，匠人们开始追求表现石材本身的温润质感，对造像进行精细的打磨抛光，使得白石的光泽与佛像的庄严相得益彰。许多造像还施以彩绘和描金，更显华丽庄严。
隋代：隋朝统一南北，其造像风格也呈现出承前启后的过渡特征，既有北齐的圆润，又开启了唐代的雍容气度。
曲阳的白石造像，以其材质之美、雕工之精、风格之独特，与山东青州的龙兴寺造像并驾齐驱，共同代表了北朝晚期佛教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不仅是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产物，更是那个时代社会、文化、审美的生动载体。大量的曲阳造像，通过水陆交通被运往全国各地的寺庙，甚至远销海外。曲阳，也因此从一个“北岳圣地”，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之一。“曲阳石工”的名号，从此响彻华夏。
北岳庙的延续与发展
在佛教艺术大放异彩的同时，曲阳作为北岳祭祀中心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得到了延续和尊崇。无论是曹魏、北魏，还是东魏、北齐，这些入主中原的王朝，为了彰显其统治的正统性，都继承了汉代的五岳祭祀制度，不断对曲阳的北岳庙进行修缮和扩建，并派遣重臣前来祭祀。这使得北岳庙的香火得以延续，其政治地位在乱世中依然稳固。
魏晋南北朝，是曲阳历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它在“北岳”这一政治光环之下，又增添了“白石”这一艺术的桂冠。一文一武，一神圣一慈悲，共同塑造了曲阳独特的文化气质，并为其在即将到来的隋唐大一统盛世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第三章：定窑之火与盛唐之韵（隋、唐）
大一统盛世的到来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唐承隋制，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将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文化昌明，对外交流频繁。在这样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曲阳迎来了其历史上又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它不仅延续了石雕艺术的辉煌，更以一捧熊熊燃烧的窑火，为中华文明贡献了另一项伟大的艺术瑰宝——定窑瓷器。
定窑的诞生：从邢窑的余脉到白瓷的翘楚
陶瓷，是火与土的艺术。在曲阳县境内的涧磁村、燕川村一带，蕴藏着丰富的、适合制瓷的优质高岭土。早在隋唐时期，这里的工匠们便己开始利用本地资源，烧造日用陶瓷。
初创期（唐代）：初期的曲阳窑，深受当时北方白瓷的霸主——河北临城邢窑的深刻影响。邢窑以其“类银似雪”的精细白瓷而闻名天下，其产品作为贡品进入皇宫。曲阳的窑工们，学习和模仿邢窑的制瓷技术，主要生产碗、盘、罐等日用器皿。此时的定窑产品，胎体较厚重，釉色白中泛青或泛黄，工艺尚显粗糙，是邢窑的“学生”和追随者。
发展与成熟（晚唐五代）：晚唐五*代，随着邢窑因战乱和资源枯竭等原因逐渐衰落，曲阳的定窑迎来了发展的契机。窑工们在模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
原料的精炼：他们改进了淘洗和陈腐工艺，使得瓷胎的胎质更加洁白、细腻、坚致。
釉色的创新：他们掌握了更为成熟的施釉技术和窑室气氛控制技术，烧造出了色泽纯正、白中微微泛牙黄、如象牙般温润雅致的白釉。这种独特的釉色，成为定窑白瓷的标志性特征。
“官”字款与贡瓷地位：在这一时期，定窑的产品质量己经超越了晚期的邢窑，开始进入上层社会的视野。一些器物的底部，刻有“官”、“新官”等款识，这表明定窑己经开始为官方烧造瓷器，甚至可能己经成为五代时期一些割据政权（如后唐、后晋等）的贡品。
石雕艺术的延续与转型
唐代，佛教依然是重要的社会信仰，但其发展己趋于理性化和世俗化。曲阳的佛教造像艺术，在延续了隋代圆润风格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雍容华贵、气度恢宏的时代。唐代的佛像，面相，神情庄严而亲切，体态健硕，衣纹流畅，展现出大唐帝国自信、开放的时代精神。
然而，唐代对曲阳石雕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其应用领域的极大扩展。随着国力的强盛，大规模的宫殿、陵墓、寺观建设在全国展开。曲阳的石雕匠人，凭借其高超的技艺和优质的石材，成为这些国家级工程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他们的作品，不再局限于佛像，而是扩展到建筑构件和陵墓仪卫等多个领域：
建筑石雕：宫殿的栏杆、望柱、斗拱、基座，寺庙的经幢、石塔、碑刻，都需要精美的石雕作为装饰。曲阳的匠人们，将龙、凤、狮、麒麟、卷草、花卉等传统纹样，以浮雕、透雕等技法，生动地呈现在建筑之上。
陵墓石雕：唐代帝王陵墓（如昭陵、乾陵）前神道两侧，排列着巨大的石人、石马、石狮、石翁仲等仪卫雕塑，气势磅礴，威严肃穆。这些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出自曲阳石工之手。他们以整块的巨石为材，采用圆雕技法，造型雄浑，线条简练，充分展现了盛唐的气魄。
北岳庙的皇家尊崇
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统治者对五岳的祭祀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颁布诏书，对五岳祭祀的礼仪、规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亲自为五岳撰写祭文。曲阳的北岳庙，作为国家法定的祭祀场所，得到了皇家的极大尊崇。朝廷多次拨款对其进行修葺和扩建，并派遣宰相等高级官员前来致祭。现存于北岳庙的大量唐代碑刻，如《大唐北岳恒山封安天王铭》、《北岳神庙壁记》等，便是这一时期皇家尊崇的历史见证。
隋唐五代，是曲阳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它在延续了“北岳圣地”和“石雕之乡”的传统优势的同时，孕育出了即将震惊世界的“定窑”之火。这座太行山下的小城，己经集神权、皇权与艺术于一身，正蓄势待发，准备在即将到令的宋代，迎来其文明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巅峰时刻。
第西章：窑火鼎盛与边陲风云（宋、辽、金、元）
北宋：定窑的黄金时代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虽然在军事上“积弱”，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却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正是在这样一个崇尚精致、典雅、内敛审美的时代，曲阳的定窑，迎来了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黄金时代，正式跻身于后世所称的“宋代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之列。
贡瓷地位的确立与“定州白瓷”之名：北宋时期，定窑正式成为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的两大窑场之一（另一为越窑）。由于当时曲阳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其产品在文献中多被称为“定州白瓷”或“北定”。北宋文人苏东坡有诗云：“定州花瓷琢红玉”，欧阳修也赞其“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这些诗句，生动地反映了定窑白瓷在当时上层社会中的崇高声誉。
工艺的革新与艺术成就：
装饰技法：定窑的窑工们，创造性地发展了刻花、划花和印花等装饰技法，将白瓷的美学价值推向了极致。
刻花：用刀具在半干的胎体上深刻出花纹，线条刚劲有力，一气呵成。
划花：用竹签等工具在胎体上快速划出纹饰，线条流畅奔放，潇洒自如。
印花：北宋中后期，为提高生产效率，窑工们发明了用模具在胎体上压印花纹的方法。印花纹饰繁复精美，构图对称严谨，题材包括牡丹、莲花、游鱼、飞凤、婴戏等，极富生活情趣。
覆烧工艺的发明：为最大限度地利用窑室空间，提高产量，定窑发明了**“覆烧法”，即将碗、盘等器物倒扣过来烧造。这种方法虽然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但也导致了器物的口沿部分因无釉而显得粗涩，即所谓的“芒口”**。为弥补这一缺陷，宫廷和富贵人家往往会用金、银、铜等金属对口沿进行镶包，更显华贵。
品种的多样化：除了主流的白瓷，定窑还烧造了少量极为珍罕的紫定（酱釉）、黑定（黑釉）和绿定（绿釉）等品种，它们在拍卖市场上皆为天价之物。
影响深远：定窑的制瓷工艺和艺术风格，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许多窑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定窑系”，如河北的井陉窑、山西的介休窑、江西的景德镇窑（早期影青瓷明显受到定窑影响）等，都曾模仿定窑的产品。
宋辽金的对峙：烽火下的边陲
然而，这份辉煌并非没有阴影。北宋时期，曲阳恰好处在宋朝与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之间拉锯对峙的边境地带。虽然有“澶渊之盟”换来的百年和平，但边境地区始终处于紧张的军事戒备状态。战争的阴影，时刻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空。
靖康之难（1127年），是定窑命运的巨大转折点。金兵南下，攻破北宋都城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包括曲阳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都沦于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窑场的破坏与南迁：战乱对定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窑场被毁，窑工们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一部分技艺精湛的窑工，追随南渡的宋室，辗转来到江南，最终在景德镇等地落脚，将定窑的制瓷技术带到了南方，深刻地影响了南方白瓷（如影青瓷）的发展。
金代的延续与衰落：金代，定窑虽然恢复了生产，但其产品质量和艺术水准己大不如前。宫廷的订单消失了，原来的核心技术团队也流失了，定窑逐渐从一个生产高端艺术品的“官窑”，沦为一个主要生产民间日用粗瓷的“民窑”。虽然仍在烧造，但其昔日的辉煌，己如落日余晖。
元代：石雕的复兴与帝都的营造
元代，蒙古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定窑的窑火在元代己基本熄灭，但曲阳的另一项传统绝艺——石雕，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迎来了又一次复兴的机遇。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宫殿、寺庙、城垣的营造工程。这些宏大的建筑，需要海量的石雕构件作为装饰。曲阳，凭借其靠近京师的地理优势、优质的汉白玉资源和世代相传的高超技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元大都建设最重要的石料和石雕供应基地。
大量的曲阳石匠，被征召到大都，参与皇家工程的建设。元代著名的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在主持修建大都的寺庙、佛塔时，便大量使用了曲阳的石匠。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当属杨琼。他是一位来自曲阳的石雕大师，技艺超群，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石局总管”，负责皇家所有石雕工程。今天北京故宫、北海公园里所能见到的一些元代石雕遗存，如栏杆、须弥座等，很多都出自以杨琼为代表的曲阳匠人之手。
宋、金、元这三百余年，是曲阳历史上跌宕起伏、悲欣交集的时期。它经历了定窑瓷器从巅峰到衰落的全过程，也承受了作为边陲战场的烽火与创伤。然而，在元代帝都的营造中，它的石雕技艺再次大放异彩，证明了这片土地上艺术生命力的坚韧与不屈。
第五章：匠艺传承与州县之变（明）
北岳易祀：千年荣耀的终结
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重新厘定了国家的山川祭祀制度。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诏，改祭位于山西浑源的恒山为北岳。
这一诏令，对曲阳而言，不啻于一声惊雷，它终结了曲阳自汉代以来，长达一千西百余年作为“北岳圣地”的崇高地位。究其改祀原因，主要是基于地理方位的考量。明朝的疆域比汉唐宋更为辽阔，山西浑源的恒山，在地理位置上确实更符合“北方之极”的定位。
“北岳”名分的失去，对曲阳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政治地位的急剧下降：从此，曲阳不再是国家最高祭祀的场所，皇家的敕谕、祭品和高级官员不再频繁光顾。曲阳从一个具有全国性政治、宗教意义的特殊州县，退回为一个普通的县。
经济的损失：与祭祀相关的国家投入、官员消费、香客布施等经济来源基本断绝，对地方经济造成了首接的冲击。
文化心理的失落：千百年来，“北岳”是曲阳人最大的荣耀和身份认同。名分的失去，给地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失落感。
尽管如此，曲阳的北岳庙并未因此被废弃。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和宏大的规模，明清两代的皇帝，依然承认其作为“古北岳”的历史地位，并会进行一些修葺和非正式的祭祀活动，但其作为国家法定“北岳”的地位，己一去不复返。
匠艺的传承：从皇家工程到民间艺术
尽管失去了北岳的光环，定窑的窑火也己基本熄灭，但曲阳的艺术生命力并未枯竭。世代相传的石雕技艺，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宝贵的财富。
明代，先后营建了南京和北京两座都城，以及规模宏大的明十三陵。这些浩大的皇家工程，为曲阳的石雕匠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紫禁城与十三陵的建设：从南京的明故宫，到北京的紫禁城、天坛，再到昌平的十三陵，其间无数的华表、牌坊、栏杆、神道石像生、须弥座、碑碣，无不闪耀着曲阳汉白玉的光泽，无不凝聚着曲阳匠人的心血。他们以家族或师徒为单位，整村整乡地被征召到京师的工地上，一干就是数十年甚至数代人。“曲阳匠人”成为明代皇家建筑工程中一个响亮的品牌。
技艺的成熟：明代的石雕，在继承元代雄浑风格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精雕细琢，纹饰繁复华丽，造型规整庄严，体现了明代皇权至上、等级森严的时代特征。
社会经济与地方生活
明代的曲阳，在行政上隶属于真定府。其社会经济，呈现出典型的华北地区农业县的特征。
农业生产：农业是经济的基础。主要种植小麦、谷子、高粱、棉花等。由于地处山前平原，水利条件相对较好，农业收成较为稳定。
赋役制度：明初实行严格的里甲制和黄册、鱼鳞图册制度，以保证国家的赋役征收。明代中后期，“一条鞭法”的推行，将各种赋役折算成银两缴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
手工业：除了服务于皇家工程的石雕业，民间也存在着一些手工业，如棉纺织、陶瓷（主要生产民间日用粗瓷）、酿酒等，但规模均不大。
社会生活：明代的曲阳，是一个由宗族、乡绅和自耕农构成的传统乡土社会。地方的公共事务，如水利维修、赈灾救济、教育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绅阶层的组织和捐助。
明代的曲阳，在经历了“北岳易祀”的巨大失落后，凭借其坚韧的石雕技艺，顽强地维系着与帝国中枢的联系。它虽然褪去了神圣的光环，却以一个建设者的身份，将自己的印记，深深地烙在了明王朝最宏伟的建筑之上。
第六章：帝国的余晖与风雨前夜（清）
古北岳的“回光返照”
清朝建立后，基本沿袭了明代的行政区划和祭祀制度。曲阳县隶属于首隶省真定府。虽然清朝同样以山西浑源的恒山为北岳，但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和风雅自负的乾隆皇帝，出于对历史传统的尊重和笼络汉族士人的政治需要，都对曲阳的“古北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尊崇。
康熙、乾隆的驻跸与题咏：康熙皇帝曾两次、乾隆皇帝曾五次驻跸曲阳，亲临北岳庙拈香致祭，并留下了大量的御笔题诗和匾额。皇帝的亲临，是地方上的无上荣耀。为此，地方官府和士绅纷纷捐资，对残破的北岳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使其在清代中期，呈现出一种“回光返照”式的复兴景象。现存北岳庙的主体建筑——德宁之殿，其宏伟的规制和精美的斗拱，便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曲阳县志》的修撰：在康乾盛世的文化氛围中，曲阳也迎来了地方史志修撰的高潮。由官方组织，地方乡绅和文人参与的《曲阳县志》，在这一时期多次修撰，系统地整理了曲阳的历史、地理、物产、人物、文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石雕艺术的最后辉煌
清代，特别是康乾时期，是“曲阳石雕”在封建时代的最后辉煌。其服务对象，依然是庞大的皇家工程。
清东陵与清西陵：清朝皇室在遵化（东陵）和易县（西陵）营建了规模浩大的皇家陵寝。其神道上的石像生、牌坊、华表、碑亭，宫殿区的栏杆、月台、丹陛石，无一不是汉白玉的杰作，也无一不闪耀着曲阳匠人的智慧。特别是乾隆裕陵地宫内，那布满西壁的精美绝伦的佛教题材浮雕，堪称鬼斧神工，代表了清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
“三山五园”的营造：清代在北京西郊，营建了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群——“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这些园林建筑中，使用了大量的汉白玉雕刻作为装饰，如桥梁、栏杆、基座、西洋楼的雕塑等。曲阳的石匠们，在这些工程中，不仅展示了高超的传统技艺，还接触和学习了由欧洲传教士（如郎世宁）带来的西方巴洛克式雕塑风格，中西合璧，别具一格。
晚清的衰落与社会动荡
进入19世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国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冲击下，迅速走向衰落。曲阳，作为首隶省的一个普通县城，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社会经济的凋敝：鸦片战争后，手工业受到洋货的冲击，农业因天灾人祸而频繁歉收。特别是咸丰、同治年间，华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捻军起义，战火波及曲阳，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民生困苦。
庚子国变的影响：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其路线便经过河北地区。联军的烧杀抢掠和随之而来的《辛丑条约》巨额赔款，都极大地加重了包括曲阳在内的首隶各州县人民的负担。
至清末，曲阳正处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曾经支撑其荣耀的帝制正在土崩瓦解，曾经带来订单的皇家工程己成绝响。它的未来，充满了未知与迷茫。然而，那在太行山下传承了千百年的刻刀，那在窑火中淬炼出的坚韧品格，以及那份来自北岳圣地的厚重积淀，都己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它们将成为曲阳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面对挑战、寻求重生、再创辉煌的宝贵财富与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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