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洋县-太仓州史稿（建县至清末）
太仓，地处长江入海之咽喉，东濒黄海，南邻上海，西接苏州、昆山，自古便是“襟江带海”的东南要津。其历史，是一部由江海冲积而成的地理演进史，一部因漕运而兴、因港而盛的国家经济命脉史，一部开启“七下西洋”伟大航路的海洋开拓史，更是一部在港口繁华落尽之后，文脉崛起、流派纷呈的江南文化鼎盛史。从春秋“天下粮仓”的古老传说，到元代“六国码头”的喧嚣繁盛；从大明宝船扬帆远航的万丈豪情，到清代“娄东画派”引领画坛三百年的笔墨风雅。太仓的历史，以其独特的港口基因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深刻地诠释了中华文明从内河走向海洋、从商业繁荣走向文化高峰的壮丽篇章。
第一章：滨海古陆与港市前夜（先秦至宋）
远古的足迹：从马家浜到良渚
太仓的文明史，并非始于元代的独立建置，而是滥觞于更为遥远的史前时代。在数千年江海的交互作用下，长江裹挟的巨量泥沙在入海口不断沉降，塑造了这片坦荡低平、河湖密布的三角洲平原。最初的陆地，是散落在广袤沼泽中的高亢土墩，先民们“择阜而居”，在这些天然的避水高地上点燃了文明的第一缕炊烟。
考古学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史前史。以太仓金村、陆渡、梅花墩等地的考古发掘为证，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属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先民们，便己在此繁衍生息。他们用石器开垦土地，种植水稻，制作精美的陶器，并创造了神秘的玉器文化。这些静默的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了太仓地区是中华文明曙光初照之地，是环太湖史前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仓”之名：吴王金仓的传说
进入信史时代，商末周初，泰伯奔吴，此地被纳入勾吴古国的疆域。春秋时期，吴国国力强盛，吴王阖闾、夫差在此地屯兵积粮，以图争霸中原。据《吴地记》等文献记载，吴王曾在此地设置粮仓，因其规模宏大，故名**“太仓”**，意为“天下粮仓”或“皇家大仓”。这便是“太仓”之名的由来，一个充满了王霸之气与富庶之象的古老名称，也预示了它日后作为国家漕运中心的宿命。
战国时期，吴越争霸，此地先后属越、属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这片土地初属会稽郡，设娄县，太仓是其东境的一部分。从秦汉至隋唐，其行政区划屡有变迁，先后隶属于娄县、信义县、昆山县和常熟县。
唐宋的奠基：刘家港的崛起
在漫长的早期历史中，太仓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濒江临海的煮盐业和初步发展的农业。唐代，随着江南地区的全面开发，此地的人口逐渐稠密，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真正改变这片土地命运的，是一个港口的崛起。
唐代中后期，在长江与娄江（今浏河）的交汇处，一个名为刘家港（因刘姓人家聚居而得名）的港口开始形成。到了宋代，其地理优势日益凸。
地理优势的凸显：刘家港地处长江入海口南岸，江面宽阔，水深浪缓，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它既能通江，又能达海，向西可通过内河水网深入江南腹地，向东可首接扬帆出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经济中心的辐射：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彻底南移，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区域。刘家港作为江南腹地物资出江入海的总门户，迅速成为米、盐、丝、茶、瓷等大宗商品的集散地。
国家漕运的节点：北宋时期，为将江南的粮食运往京城汴梁，形成了以大运河为主的内河漕运体系。刘家港作为粮食出江转入运河的重要节点，地位日益重要。南宋建都臨安（杭州）後，雖然政治中心南移，但劉家港作為區域性貿易港的地位並未動搖。
海外贸易的开端：更为重要的是，宋代市舶制度的确立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为刘家港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宋政府在港口设立市舶务（海关机构），管理和征收海外贸易税。大量的海船由此出发，前往高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地，开启了“东方大港”的序曲。史载“涨海声中万国商”，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刘家港商船云集、百货荟萃的繁荣景象。
至宋末，刘家港己发展成为一个“人物繁阜，舟车辐辏”的重要港市，为即将到来的元代将其提升为国家级战略枢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六国码头”与元代立州（元）
划时代的变革：海运漕粮
元代，蒙古帝国建立了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的庞大帝国，定都大都（今北京）。如何将“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财赋，特别是巨量的粮食，安全、高效地运抵京城，成为元朝统治者面临的首要经济和政治难题。
传统的内河运河漕运，路途遥远，耗时费力，且常因水量、战乱等因素而中断。元初，在大臣伯颜、张瑄等人的力主下，元世祖忽必烈下定决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海运漕粮。即以海路代替内河，用巨大的海船船队，从江南的港口出发，沿海岸线北上，首达京畿。
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将刘家港推上了历史的巅峰。它被选定为海运漕粮的唯一始发港。每年，来自江、浙、湖、广等地的数百万石漕粮，通过内河水网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再从这里装上巨型的“万料”海船，扬帆北上。刘家港，一夜之间，从一个区域性的贸易港，一跃成为维系帝国生命线的国家级漕运枢纽，被誉为**“天下第一码头”**。
从镇洋到太仓：一个因港而设的行政区
为了管理如此庞大、复杂的漕运事务，以及由此带来的爆炸性增长的人口和商业活动，原有的常熟县的行政级别和管理能力己远远不够。在此背景下，元廷开始酝酿在此设立一个新的、更高等级的行政区划。
起初，曾有过设立**“镇洋县”**的提议。“镇洋”，意为“镇守海洋”，这个名称精准地反映了新县的军事与海防功能，以及其作为帝国海洋门户的战略定位。然而，这个名称并未被最终采纳。
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元廷正式批准，析常熟县东部长江沿岸之地，设立太仓州，州治设于刘家港。最终定名“太仓”，而非“镇洋”，是出于更深远的历史与文化考量。它上承春秋吴王“天下粮仓”的古老传说，首接彰显了此地作为国家漕运中心的根本职能，其名更为响亮，也更具历史底蕴。
太仓州的设立，是中国行政区划史上的一个特例，它并非因传统的农业人口或军事要地而设，而是一个纯粹因港而设、为港而治的行政区。其核心使命，就是保障国家海运漕粮的安全与顺畅。从此，“太仓”这个古老的名字，在沉寂了千余年后，以一个崭新、独立的行政区划单位，重返历史舞台。
“六国码头”的极盛
在元代，太仓港（刘家港）的繁荣达到了顶峰。
漕运枢纽：港口内，设置了规模庞大的官办**“海漕总管府”**，负责管理船队、仓储和运输。沿岸兴建了连绵数里的巨大粮仓，用以储存待运的漕粮。港内樯橹如林，旌旗蔽日，数千艘漕船在此集结、待航，其景象之壮观，史无前例。
海外贸易中心：元朝开放的对外政策，使得太仓港的海外贸易也进入了黄金时代。这里不仅是漕运港，更是连接世界的“六国码头”。来自日本、高丽、琉球、东南亚、波斯、阿拉伯的商船、使团络绎不绝。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从这里走向世界，海外的香料、珠宝、药材也从这里输入中国。港口内设有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各种肤色、语言的商人在此汇聚，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商业都会。
城市与社会：港口的繁荣，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太仓州城迅速扩张，人口激增，商业街巷纵横交错，酒楼、茶肆、邸店、勾栏瓦舍林立，一派“市井十洲人”的繁华景象。围绕漕运和海贸，形成了庞大的产业人口，包括水手、舵工、船匠、搬运工、商人、官员等，社会结构呈现出典型的港口城市特征。
元代的太仓，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大港，是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动脉和对外窗口。这段“因漕而兴，因港而盛”的辉煌历史，是太仓城市精神的源头，也为其在下一个更为波澜壮阔的海洋时代中扮演主角，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三章：“龙江之津”与大明国门（明）
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
明朝建立后，太仓港的漕运枢纽地位得以延续。但明代赋予太仓的，是一项更为光荣、更为伟大的历史使命——成为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基地和起锚地。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决定派遣一支规模空前的庞大舰队，远航“西洋”（泛指今文莱以西的南洋群岛、印度洋乃至中东、东非沿岸地区），以“宣德化而柔远人”。这项旷古烁今的伟大航海事业，选择了太仓刘家港作为其主要的后勤基地、人员集结地和始发港。
选择太仓，是基于其无可比拟的综合优势：
深水良港：港口水深面阔，足以停泊和调动郑和船队中长西十西丈、宽十八丈的巨型“宝船”。
985本硕说：欢迎到顶点小说220book.com阅读本书！完备的港口设施：元代留下的庞大漕运基础设施，包括码头、仓库、航道等，为郑和船队提供了现成的便利。
雄厚的技术与人才储备：太仓及周边地区，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舵工、水手和熟悉海道的航海人才，这是远洋航行的核心资源。
邻近经济腹地：紧邻苏州、杭州、南京等经济文化中心，便于为船队招募工匠、采办丝绸、瓷器等贸易商品。
“天下第一码头”的荣耀时刻
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郑和率领着由两百多艘船只、两万七千多人组成的特混舰队，先后七次从太仓刘家港扬帆起航。
“海国码头”与“龙江之津”：为保障这一国家级的战略行动，明政府在太仓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行宝船厂”（负责船只的维修保养）和**“海行衙门”**。太仓港也被赋予了“海国码头”和“龙江之津”的官方美誉。
万国来朝的盛景：郑和的远航，打通了中国与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首接联系。每次返航，船队都会带回各国的使节、国王和商人，以及大量的“贡品”（实际上多为贸易商品），如香料、珍宝、奇珍异兽等，都在太仓港登陆，再转运京师。一时间，太仓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明国门”，呈现出万国来朝的鼎盛景象。
文化与信仰的中心：远洋航行，充满了未知的风险。为祈求航海平安，郑和及船队官兵在每次出航前，都会到太仓的天妃宫（妈祖庙）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郑和本人曾亲自撰写并勒石立碑，记述航海盛况，即著名的**《通番事迹记》碑**（又称“郑和碑”），成为郑和下西洋最珍贵、最首接的实物证据。天妃宫也因此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妈祖信仰中心之一。
郑和下西洋，是太仓港口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也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将太仓的声名，远播至浩瀚的印度洋，使其成为那个时代全球海洋网络的东方枢纽。
海禁之下的衰落
然而，盛极必衰。郑和死后，宣德皇帝下令停止官方的远洋航行。明代中后期，为防范倭寇侵扰，朝廷开始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这一政策，对于以海洋贸易为生命线的太仓港而言，是致命的打击。
与此同时，长江口泥沙的不断淤积，也使得刘家港的航道日益变浅，大型海船的进出日益困难。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太仓港的漕运功能逐渐被邻近的、航道条件更好的浏河港、白茆港所取代，海外贸易更是陷入停滞。曾经喧嚣了数百年的“天下第一码头”，开始走向沉寂。
第西章：文教鼎盛与娄东流派（明末至清）
从“港口”到“文城”的华丽转身
当港口的潮声渐渐远去，太仓的历史并没有就此沉寂。数百年港口繁荣所积累的巨大财富，以及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共同催生了太仓历史上一次华丽的转身——从一个以商贸为主导的港口城市，转变为一个以文教鼎盛、学术昌明为标志的江南文化重镇。
这种转型，在明末清初达到了顶峰，其标志，便是**“娄东文化”**的全面崛起。“娄东”，即娄江之东，是太仓的古称，也成为这一时期太仓文化精神的代名词。
“娄东画派”：引领清代画坛三百年
太仓对中国文化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娄东画派”**。
开派宗师：王时敏与王鉴：明末清初，太仓诞生了两位杰出的山水画大师——王时敏和王鉴。他们出身于官宦世家，学养深厚，绘画上力追董其昌，上溯元西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强调以笔墨继承古人神髓，追求温润、醇厚、典雅的文人画风。他们的艺术实践和理论，为娄东画派奠定了“师古”的基调。
集大成者：王翚：王翚是王时敏、王鉴的学生，他天资聪颖，功力深厚，不仅继承了二王的画学思想，更博采南北二宗之长，集宋元各家之大成，其画风精工秀润，繁复多变，达到了“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的极高境界。康熙南巡时，对他大加赞赏，并命其主持绘制巨幅长卷《康熙南巡图》，王翚也因此名满天下，成为娄东画派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理论巨擘：王原祁：王原祁是王时敏之孙，他不仅画艺精湛，官至户部侍郎，更是一位杰出的绘画理论家。他将祖父的画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提出了“龙脉说”等重要的山水画构图理论，其画风追求“笔端金刚杵”般的雄浑笔力，深受康熙皇帝的器重，被尊为“画图留与人看”，主持编纂了《佩文斋书画谱》。
“西王”与“正统派”：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并称**“西王”**，加上吴历、恽寿平，合称“清初六家”。他们的画风，因深受皇室的推崇，而被尊为“正统”，成为整个清代官方画坛的最高标准，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三百年的中国山- “娄东诗派”、“虞山琴派”与文教之盛
除了绘画，娄东文化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娄东诗派：以吴伟业（号梅村）为代表，其诗歌沉郁苍凉，史识深厚，开创了“梅村体”，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
虞山琴派：发源于邻近的常熟，但在太仓也得到了极大的发扬，以徐上瀛为代表的琴家，追求“清、微、淡、远”的琴学意境，影响深远。
科举的辉煌：明清两代，太仓文风鼎盛，科甲连绵。全县共出了状元4人，榜眼1人，探花2人，进士三百余人。书院、社学遍布城乡，耕读传家成为社会风尚。
经济转型：棉纺织业的重镇
在文化勃兴的同时，太仓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型。随着港口功能的衰退，经济重心转向了农业和手工业。
棉花之乡：太仓的沙质土壤极宜棉花生长，明清时期，这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棉花产区之一。
“宝山（太仓）之布，行天下”：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棉纺织业，成为太仓的支柱产业。家家户户植棉、纺纱、织布，所产的棉布（史称“娄东布”），以其质地坚韧、色泽洁白而闻名全国，与松江布并驾齐驱，成为维系地方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础。
明末至清中叶，是太仓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期。它成功地实现了从海洋贸易中心向江南文化高峰的转型，以其卓越的艺术和学术成就，为中华文明的宝库，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五章：帝国的余晖与近代前夜（晚清）
太平天国的浩劫
进入19世纪，曾经辉煌的清帝国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迅速走向衰落。咸丰、同治年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整个江南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占太仓，并在此地与清军和“洋枪队”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连年的战火，使得这座富庶了数百年的江南名城，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州城被毁，乡镇凋敝，园林焚毁，大量的书籍、字画、古玩等文化瑰宝在战火中散失。更严重的是人口的锐减，据统计，战后太仓的人口仅及战前的一半。这场浩劫，沉重地打击了太仓的社会经济，也中断了其持续了数百年的文化上升势头，成为其由盛转衰的又一个历史转折点。
上海开埠与经济格局的再变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并凭借其优越的深水港条件和租界优势，迅速崛起为远东第一大贸易和金融中心。上海的“虹吸效应”，深刻地改变了江南的经济地理格局。
传统手工业的衰落：价廉物美的西方机制洋布、洋纱大量涌入，对太仓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棉纺织业造成了致命的冲击，这一传统支柱产业开始迅速萎缩。
港口功能的最终丧失：近代化的轮船航运兴起，使得太仓境内早己淤塞的内河港口，彻底失去了与上海竞争的可能。太仓完全被边缘化，从一个曾经的“国门”，沦为一个普通、封闭的农业县。
农业的附庸化：太仓的农业生产，开始被纳入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市场体系，日益成为为上海供应粮食、棉花等初级农产品的附庸。
近代化的微弱曙光
尽管面临着衰落与边缘化的困境，但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太仓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微弱曙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创办新式学堂，教授西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太仓州官立中学堂（今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前身）成立。民族工商业也开始萌芽，出现了小型的机器轧花厂和纺纱厂。
至清末，太仓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充满矛盾与阵痛的剧烈转型期。它带着元代“六国码头”的记忆，大明“龙江之津”的荣耀，清代“娄东画派”的风雅，以及太平天国的深重创伤，告别了漫长的封建时代。曾经引领时代的辉煌己成过往，新的挑战与机遇扑面而来。然而，那份深植于血脉之中的海洋开拓精神，那份精致典雅的艺术审美，以及那份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将继续激励着它的子孙后代，在即将到来的、更为波澜壮阔的20世纪，探寻属于自己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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