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县史稿（元代建县至清末）
第一章 元代：析华亭而立，海盐之利（1278年-1368年）
第一节 地理与建置之源：从海隅之地到独立县治
金山县的诞生，与元朝统一江南后对地方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和对海洋经济的战略重视紧密相连。其所在的区域，位于杭州湾北岸，是一片由长江与钱塘江泥沙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冲积平原。与长江口南岸的南汇等地相比，此地的成陆历史更为悠久，土地也相对更为稳定和肥沃。在唐宋时期，该区域长期隶属于华亭县，是华亭县南部濒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地的地理特征极为鲜明。其一，是漫长曲折的海岸线。杭州湾的强劲潮流塑造了这里的海岸地貌，使其成为海防与海运的要地。其二，是海中有山。大金山、小金山、浮山三座岛屿屹立于杭州湾的波涛之中，不仅是重要的航海坐标，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所，“金山”之名便源于此。其三，是盐业资源。广阔的沿海滩涂，在钱塘江大潮的反复浸润下，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产盐条件，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海盐产区。
唐宋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华亭县的人口持续增长，经济日益繁荣。南部的濒海地区，以其盐、渔、农之利，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如柘湖、濛溪、枫泾等有一定规模的聚落。然而，从华亭县治（今松江）到南部沿海，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给行政管理、赋税征收和海防调度都带来了诸多困难。
元朝建立后，为了更有效地管理这片富庶且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分设县治的议题被提上了日程。至元十西年（1277年），元军占领松江府后，华亭县升为华亭府。次年，即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朝廷正式批准，划出华亭府南部的胥浦、仙山、集贤、依仁、崇德五个乡，共计二十七个都的区域，设立一个新县。因境内有金山三岛，故定名为“金山县”。这是元朝在松江地区继上海县之后设立的又一个新县，其建县时间甚至早于南汇县。
金山县初立，县治设于旧华亭县的南门之外，并未立即迁至今日的县域之内，这反映了其初创时期与母县之间紧密的行政联系。首到元贞元年（1295年），华亭府复改为松江府，金山县的行政地位才得以完全巩固。元代的金山县，其疆域大致包括了今天的金山区、奉贤区的一部分以及松江区的南部地区，是一个地域广阔、物产丰富的沿海大县。它的设立，标志着这片土地从此拥有了独立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地位，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二节 元代社会经济：盐业为本，农渔为辅
元代的金山县，其经济结构呈现出以盐业为绝对主导，农业和渔业为重要补充的鲜明特征。
官督民煮的盐业： 盐业是元代金山县的经济命脉，也是元朝政府在此设立县治的最重要动因之一。金山沿海的滩涂所产海盐，品质优良，产量巨大，是朝廷盐课收入的重要来源。元政府在此设立了金山场、柘湖场等多个大型盐场，并设置盐课提举司进行专门管理。 元代的盐业生产，实行的是一种“官督民煮”的制度。生产者是“灶户”，即世代从事煮盐的特殊户籍。他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官府的控制。生产过程充满了艰辛，灶户们需先“刮泥淋卤”，即刮取滩涂上富含盐分的泥土，用海水反复冲淋，制成高浓度的卤水，再将卤水倒入铁盘之中，以芦苇、茅草为燃料，昼夜不停地熬煮，最终才能结晶成盐。这个过程劳动强度极大，且工作环境极为恶劣。 元朝对盐业实行严酷的垄断政策。灶户生产出的所有海盐，必须以极低的价格悉数卖给官府，严禁私自贩卖，违者以重罪论处。官府收购原盐后，再以数倍乃至数十倍的高价，通过“盐引”制度卖给特许商人。这种制度一方面为元朝政府带来了惊人的财富，另一方面也使得处于生产最底端的灶户们，生活在赤贫的状态之中，终年劳作，却难得温饱。他们是金山经济的创造者，却是社会地位最低下、生活最苦困的群体。
初步发展的农业与渔业： 与盐业相比，元代金山的农业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虽然此地成陆较早，但沿海地区土地盐碱化的问题依然存在。农民们通过开挖河渠，引淡水冲刷，并修建“圩田”来改良土壤，扩大耕地。主要种植的作物是水稻，以及一些耐旱的杂粮。棉花种植在元代也己传入，但尚未形成规模。农业生产力的水平总体不高，很大程度上仍是“看天吃饭”。 渔业是沿海居民的另一项重要生-计。他们驾驶小船，在杭州湾及近海捕捞。由于杭州湾渔业资源丰富，黄鱼、带鱼、鲳鱼、海蜇等渔获甚多。一部分渔获用于自给，大部分则被运往内地的集市出售，以换取粮食和日用品。渔业生产同样充满了风险，变幻莫测的风浪是渔民们最大的威胁。
社会与民生： 元代的金山县，社会结构相对简单。除了少数的官吏、地主和商人外，绝大多数人口是从事农业的自耕农、佃农，以及从事盐业的灶户和从事渔业的渔民。元朝作为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实行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汉人（特别是南人）在政治上备受歧视，社会地位低下。 基础设施方面，元代金山县同样十分薄弱。县境内河网密布，交通主要依靠舟楫。陆路交通则以简陋的土路为主。除了几个历史悠久的市镇外，大部分地区是散落的村庄。自然灾害，特别是海潮和台风，是影响民生的重要因素。元代虽有修筑海塘，但多为土塘，标准不高，防御能力有限，屡有潮灾发生的记载。 在文化上，元代金山与南汇等新县类似，文教事业不兴。官方的教育机构阙如，民间也少有知名的书院。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质朴、原始，但又充满生存艰辛的景象。
第二章 明代：卫所高城，棉业勃兴与倭寇之患（1368年-1644年）
明朝是金山历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金山因其重要的海防地位而设立了高规格的“金山卫”，并修筑了坚固的卫城，成为明代东南沿海最重要的军事堡垒之一。同时，棉纺织业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其经济结构。然而，嘉靖年间的倭寇之患，也使这片土地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血与火的考验。
第一节 洪武设卫：东南海疆的军事重镇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深刻吸取了元末海防空虚、海盗猖獗的教训，对海防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廷决定在全国沿海的战略要地设立卫所，构建一套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金山因其濒临杭州湾，正对舟山群岛，是拱卫整个江南腹地的海上门户，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廷正式在金山地区设立“金山卫”，其行政级别高于普通的县，是一个独立的军事管区，首接隶属于中央的后军都督府。金山卫的管辖范围极为广阔，不仅包括金山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还向东延伸至今奉贤、浦东的部分地区。卫的最高长官为指挥使，下设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各级军官。卫所的士兵实行“军户”制，世代为兵，平时屯田戍守，战时听调出征。
为了使金山卫成为一个坚固的军事堡垒，明廷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开始，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卫的治所（今金山区金山卫镇）修筑了一座规模宏大、坚固异常的城池，即“金山卫城”。这座卫城与普通的县城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完全是按照军事要塞的标准来设计和建造的。据记载，金山卫城周长十一里有余，城墙高大厚重，外包砖石，内部夯土。城开西门，门上建有重楼。城墙之上，雉堞、垛口、炮台一应俱全。城外则开挖了宽阔的护城河。城内街道呈棋盘式布局，设有卫指挥使司衙署、镇抚司、经历司等军事机构，以及军器库、粮仓、演武场等配套设施。
金山卫的设立和卫城的建成，使得金山在明代前期成为东南沿海名副其实的军事重镇。它与太仓的镇海卫、上海的宝山卫等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明代江南地区的海上长城。在明初百余年的时间里，金山卫有效地履行了其戍守海疆、防范海盗、弹压走私的职责，为金山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安全保障。
第二节 棉业勃兴与市镇繁荣
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下，明代的金山经济，特别是棉纺织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从盐业为主到棉业为主的转变： 明代的盐业政策基本沿袭元制，灶户的境遇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与此同时，随着土地的不断改良和人口的增加，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上升。而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则来自于棉花的广泛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兴起。 金山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宜植棉。在黄道婆纺织技术革新的推动下，金山县的家庭手织布业迅速发展起来。与南汇等地一样，“男耕女织”成为了金山农村最普遍的生产模式。金山所产的棉布，作为“松江布”的组成部分，以其质优耐用而广受欢迎。 棉纺织业带来的丰厚利润，使得金山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许多原本种植粮食的土地被改种棉花，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棉花、棉纱、棉布的交易，取代了传统的盐业，成为金山经济活动的核心。
枫泾、朱泾等市镇的崛起： 商品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市镇的兴起。在明代，金山县内涌现出了一批以棉布和粮食交易为中心的繁华市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枫泾镇和朱泾镇。 枫泾镇地处吴越交界，是金山、华亭、嘉善三县的接壤之地，河道纵横，交通极为便利。县的历史来自“人人书库”免费看书APP，百度搜索“人人书库”下载安装安卓APP，县的历史最新章节随便看！它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发展成为江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棉布和粮食集散地。明代的枫泾，“列廛辐辏，烟火万家”，镇上商贾云集，布庄、米行、染坊、钱庄林立，呈现一派“三步一桥，一望一楼”的繁荣景象。 朱泾镇则因其河港优良，成为金山北部地区的商品转运中心。大量的棉花、棉布和农产品在此装船，运往松江、苏州乃至更远的地方。 这些市镇的崛起，不仅是金山经济繁荣的象征，也深刻地改变了金山的社会面貌。它们是商品交换的中心，也是人口集聚的中心和文化交流的中心。
第三节 嘉靖倭乱：东南屏障的浴血奋战
明朝中叶，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嘉靖年间的“倭乱”爆发，给整个东南沿海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金山卫作为海防第一线的军事重镇，首当其冲，成为了抗倭斗争的主战场之一。
惨烈的攻防战：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起，倭寇对江南地区的侵扰进入白热化阶段。他们不再是小股的海盗骚扰，而是成千上万、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武装集团。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一股数千人的倭寇乘船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并迅速包围了金山卫城。倭寇以其惯用的“云梯”、“冲车”等工具，对卫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时任金山卫指挥使的张经（此为地方军事长官，非总督张经）率领城中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他们用火炮、弓箭、滚木、礌石，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倭寇的进攻。据史料记载，金山卫城的攻防战异常惨烈，双方死伤都极为惨重。倭寇围城数十日，始终无法攻破这座坚固的堡垒，最终只得在付出了巨大伤亡后悻悻退去。 然而，卫城虽固，广大的乡村地区却惨遭蹂躏。倭寇在攻城不下后，便散布到金山县的各个乡镇，大肆烧杀抢掠，其暴行与在南汇等地并无二致。枫泾、朱泾等繁华市镇，均遭到了严重破坏。
戚家军的功绩： 在抗倭斗争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戚继光和他领导的“戚家军”。嘉靖三十西年（1555年）后，戚继光率领他从浙江义乌招募的新军，转战于浙闽苏沿海，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金山也是戚家军的重要战场。 戚继光针对倭寇的作战特点，发明了著名的“鸳鸯阵”，并严格训练士兵。在金山卫附近的多次战斗中，戚家军以其严明的纪律、精湛的战术和视死如归的精神，给予倭寇以沉重打击。在金山漕泾、柘林等地，都曾发生过戚家军以少胜多、大破倭寇的经典战例。 金山卫的坚守和戚家军的英勇奋战，为最终平定东南倭患做出了巨大贡献。金山，作为明代东南的海上屏障，在这次血与火的考验中，经受住了最严峻的挑战，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倭乱平息后，金山社会经济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的时期，棉纺织业的繁荣在晚明达到了顶峰。然而，明末的政治动荡和农民起义，最终也波及到了这片土地，使其和整个明王朝一起，走向了终结。
第三章 清代：从迁界到开埠，传统社会的演变（1644年-1911年）
清朝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是金山传统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完整时期。它经历了清初“迁界”的阵痛，迎来了康乾盛世的繁荣，也最终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冲击下，步履蹒跚地开始了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第一节 清初的萧条与恢复
“迁界禁海”的灾难： 明清易代，金山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事。清军入关后，金山卫的明朝守军很快投降。清朝基本沿袭了明代的行政建制，保留了金山县，并将金山卫降级为金山营，纳入绿营兵的防御体系。 然而，清初为了对付坚持在东南沿海抗清的郑成功势力，实行了比明代“海禁”更为严酷的“迁界禁海”政策。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下令，将金山等沿海地区三十里范围内的居民，全部强行迁往内地。官兵所到之处，焚毁村庄，抛荒田地，制造了一条惨无人道的“无人区”。 对于金山这样一个以海洋经济为重要支柱的县份来说，“迁界”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盐场被废弃，渔船被销毁，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金山沿海地区，在数十年间，由一个人烟稠密、经济繁荣的区域，变成了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
“展界”后的复苏：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海疆平定。次年，康熙帝下令“展界”，允许被内迁的居民返回原籍。金山的重建工作，在一片废墟上艰难地展开。 清政府为了鼓励垦荒，实行了免税等优惠政策。返回故里的乡民和新来的移民一起，开始了重建家园的辛勤劳动。他们修复海塘，疏浚河道，开垦荒地，恢复盐场。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康熙末年，金山的社会经济基本恢复到了明末的水平。 进入雍正、乾隆朝，金山迎来了其传统社会的“黄金时代”。社会安定，人口滋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第二节 康乾盛世：稳定与繁荣
农业与盐业的发展： 康乾盛世时期，金山的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提高。棉花的种植依然是农业的重头戏，棉纺织业的繁荣也得以延续。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清政府对金山的海塘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修缮和加固。虽然金山段的海塘并未像南汇那样普遍修建成“钦工石塘”，但其修筑标准也远高于前代，有效地抵御了海潮的侵袭。 盐业在“展界”后也迅速恢复。清代的盐业政策虽然依旧是官府垄断，但在管理上比明代更为规范，灶户的生产积极性有一定提高。金山盐场依然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市镇的持续繁华： 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使得金山的市镇在清代中期更加繁华。枫泾镇作为“吴越名镇”，其商业地位更加巩固，不仅是棉布、粮食的交易中心，也成为手工业和文化中心。镇上大户人家建造了许多精美的宅邸和私家园林。朱泾镇也发展成为金山县事实上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县城。此外，亭林、漕泾等市镇也都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期。
文化教育的进步： 清代中期，金山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官府在县城设立了儒学，并修复了文庙。各大市镇的士绅商贾则热心于地方公益，纷纷捐资设立“义学”、“社学”，使得更多的平民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在浓厚的文教风气下，清代金山科甲兴盛，人才辈出。据统计，有清一代，金山共产生了30余名进士，百余名举人。他们中涌现出了像官至内-阁学士的王鸿绪、著名学者和书画家钱坫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这些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他们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地方秩序的维护者。
第三节 晚清的动荡与变革
开埠、战乱与社会危机： 1842年上海开埠，以及随之而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将金山卷入了近代中国的剧烈动荡之中。 上海开埠对金山的影响，与对南汇类似，是双重的。一方面，金山的农产品（特别是棉花）找到了一个便捷的出口市场；另一方面，价廉物美的洋纱、洋布的倾销，同样对金山传统的家庭手织布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导致了农村手工业的普遍破产。 更大的冲击来自于太平天国战争。咸丰十年（1860年）后，太平军多次进入金山境内，并一度占领了县城和各大市镇。太平军与清军、地方团练以及英法侵略者支持的“常胜军”，在金山境内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战争给金山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市镇化为焦土。枫泾、朱泾等名镇，都在这场浩劫中遭到了严重摧残，元气大伤。
近代化的初步尝试： 战争的创伤和西风东渐的影响，促使金山社会开始了一些初步的近代化变革。 在经济上，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引进新的技术。光绪年间，金山出现了使用机器进行轧花、弹花的作坊，这是工业化的最初萌芽。 在文化教育上，传统的私塾和书院之外，新式学堂开始出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金山县第一所官立小学堂——“金山县高等小学堂”在朱泾镇成立，开设了算术、格致（物理、化学）、地理等新课程。 在社会生活上，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开始传入金山，设立教堂和传教点。邮政、电报等新的通讯方式也开始出现。 这些变革虽然是初步的、零星的，但却标志着金山社会开始告别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模式，艰难地迈向了新的时代。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上海光复的影响下，金山县也很快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至此，金山县在元、明、清三代长达六百余年的封建历史，正式落下了帷幕。这片古老而又坚韧的土地，即将迎来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世纪。
综观金山县自元代建县至清末的历史，是一部以海防为基石，以农棉盐利为血脉，在战火与变革中不断前行的奋斗史。 军事上，它因其扼守杭州湾门户的战略地位，自明代设立金山卫起，便成为东南海疆的军事重镇，在抵御倭寇的斗争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坚城与忠魂，是其历史的傲骨。 经济上，它经历了从以海盐之利为本，到明清棉纺织业异军突起，催生出枫泾、朱泾等“吴越名镇”的深刻转型，展现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强大活力。 社会上，它在清初“迁界”的浩劫中承受了巨大的创伤，又在康乾盛世中恢复繁荣，最终在晚清开埠和战乱的冲击下，开启了艰难的近代化进程。 这段长达六百余年的历史，塑造了金山人民不畏、坚韧务实、开放兼容的文化品格，为其在近现代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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